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逃跑意味着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对于一个童蒙未开的人，逃跑则是一种向大人们宣称自己无罪受屈的无奈语言。同龄儿童大概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果然，那两个洋娃娃领着焦急的老薛和我母亲，在大院门口将我捉住
告别的时候，男洋娃娃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不用害怕”；女洋娃娃则对老薛和我母亲说，“不打他。他乖”。，母亲和姑妈诡秘地对视一眼，竟然作出无奈的表情，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看到这情形，我和萨萨都有些泄气了，认为我们想听的所谓“大好的好事”其实什么也没有。从她俩的神情来猜测，说不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瞒着我呢。所有关于我们家不好的事情，我实在是不想再听到。因为在最近的一年内，我已经听得太多了，并且一直暗地里提心吊胆着。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似乎还听见从我头皮发出的裂肤的声响。必须马上走开。我用肘碰了萨萨一下，示意她跟我出去。萨萨一副对她俩大不满意的样子，鼻子里“哼”的一声，同时把手里的围巾扔在床上，拉住我的手便往门外走。
身后传来唱歌般的声音将我捉住——嗳嗳嗳，别跑了，明天送你去当兵。
当兵？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僵硬着身体愣在那儿。萨萨也愣住了。
母亲和姑妈瞧着我的傻样，忍不住又是一阵大笑，不待我和萨萨张口问话，便跑去阳台端来一个大木盆摆在饭厅当间，紧跟着一阵忙活—— 一边给我脱衣服，一边往盆里倒满用中草药熬的黄水。
精赤条条的我还没搞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已经坐在了大木盆里，像具木偶，机械地接受母亲和姑妈的摆布——这是她俩为我告别少年而安排的一次芬芳“洗礼”。多少年后想起这个情景，我才懂得，那是她俩为我长大成人而写的一首彩色抒情诗。但在当时，我只感觉自己的肌肤快要被搓成一片火辣辣的艳阳天了。
母亲和姑妈在那次给我洗澡的动作，全部存录在我记忆的档案里。那些可以涵盖“爱”的动作，是我的灵魂尚在人世便应该学会并且教给其他需要那些动作的人。我想学，可是她俩不让我学，只要一动就被按住。而那两双柔软的手则更加用力、更加富于节奏地动作着，硬要将她俩的欢乐情绪遍布我的全身。但我的心没有受到任何感染，只觉得有些好笑，因为我埋头看我自己，突然感觉这个大木盆里泡了一块大白肉。可是姑妈却一个劲儿地赞叹我的皮肤有多么多么好，还说萨萨要有这么白嫩的皮肤就好了。母亲喜滋滋地说，再洗干净点儿，明天好换新军装，这是妈最后一次给你洗澡，到了部队就要自己洗了……
其实，我已经好几年都是自己洗澡，难道我母亲忘了？
我想申辩两句，却被她俩拽了起来。立刻，两双手一前一后，在我身体的各个“死角”部位无比细致地继续操作。姑妈居然边操作边夸我的小雀雀长得如何漂亮，跟有些孩子长得大不一样，说是只有长成这种形状的才能生儿子。
我感到茫然，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撒尿的器官跟生儿子有什么关系（那时候对动物之间的交媾行为也不存在什么印象，顶多对公鸡踩蛋的行为有所留意）。不过，既然姑妈这样说了，那肯定是……像种子跟泥土的关系？或者……总之，生儿生女是一定需要这个器官的，这是毫无疑问了。
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便不敢拿正眼看我的小雀雀了。我偏过头去，一眼从墙角摆的穿衣镜里看到了我——洁白如玉的肌肤，浑身上下没有一块疤痕，甚至没有一根毛发，犹如一尊灵动的天使塑像亭立盆中。
咦，那是谁？
嘻嘻一笑。
穿衣镜里闪现萨萨的身影——她在门边偷看……哦，不算偷看。是欣赏。跟我一起在甜丝丝的欣赏。
母亲发觉了，一把抓起一条绿色大毛巾遮住我的下身。我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下身像是生长出一柄怪怪的大荷叶。
母亲对姑妈说，你瞧这孩子，在“藏八”念几年书都念傻了不是？长这么大了还不懂得害臊……
姑妈一撇嘴，说，这有啥好害臊的，都是自家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儿过洗澡节的时候，男男女女的大人小孩，不都全身光溜溜地在一条河里洗嘛，我也没见有谁大惊小怪的。要是都害臊，那这个节还怎么过？
我在拉萨工作了十多年，这能不知道？我还去参加了好几回呢，但那也不都是挤在一起洗嘛，说明人家藏民也懂得害臊不是？
你说的那是大人，小孩子还分什么男女。依我看呐，要是哪个小孩子像你这么懂得害臊，那他不是小流氓才怪了。
别瞎说，什么小流氓不小流氓的。
那是什么？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这也没多大错，是毛主席说的。
毛主席可没说过要取缔洗澡节的。
跟谁学的，胡搅蛮缠。看来老田已经把你教坏了……
我在母亲和姑妈有趣的争论声中擦干身子，穿好衣服，走进我的小房间想着心事。
这个房间里除了我的一张单人床，还有三个几乎占了房间一半面积的大书架，上面摆满了老薛没来得及带到西藏的书，另有一些打了包的书都塞在我的床底下。可惜只有少量的几本小说，比如《家》《红岩》《童年》《苦菜花》什么的，其他都是些我根本读不懂也不感兴趣的政治类书。但在这个由书籍营造的房间氛围里，却给了我一种奇特的心理刺激，使我养成了随便捧着一本什么样的书便可以进入思考和想象状态的习惯。
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人的远景》，这是一个叫罗蒂的法国人写的。书中有老薛用红笔画的横杠和用蓝笔点的着重符号，但没有他批注的话（我父亲有这个习惯）。对于那些“主义”之类的熏人头痛的词句，我往往通过老薛的批注来加以“想象诠释”。既然老薛没有批注，那说明这本书不是非常重要的书，它不可能对人的“远景”作出什么精彩描述，更不可能对我的“远景”给予什么指导帮助。可是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不想再起来去找另外的书，只好继续一页页地翻看下去。
翻看着。眼睛看着字，脑子里却沉思着别的事。于是，我翻看出一幅诗歌般的美妙画面——那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其中当然有我，有我的表妹萨萨，还有我喜欢的“藏八”女同学莉莉……我们在茂密的森林里像野兽般嬉戏追逐。我渴了，萨萨攀到树上，摘一个野果扔给我；我饿了，莉莉跳进溪水，摸一条小鱼递给我；我佯装凶相吓唬她们，她们发出快乐的惊叫，一个个像赤脚的兔子沿着山崖逃得无踪无影；我想撒尿了，她们又探头探脑地伸出身子，在我以尿浇灌的鲜花丛中掩嘴而笑……但那绝非害臊的笑，没有人害臊，不懂得害臊的我们都不是小流氓，我们“进步”地返回到由我发现的神话时代。
然而，不论有多么幸福的时代都不可能是永远的时代，再天真的笑容也会在某一天某一刻折叠出害臊的陋纹——明天，就是明天，我将放弃这个由我发现的神话时代，告别我的小伙伴们……哦，干吗非要等到明天呢？今天，就是今天，我不再赤裸，当着她们的面在鲜花丛中穿好了一身新军装，然后灿烂地望着她们。
好看吗？你们现在该叫我解放军叔叔才对，以后我可不能这样跟你们玩了。
可是她们不看，也不说话，一个个都涨红了脸背过身去，接着像裸体的小鸟，朝一个我永远不知道也永远看不到的遥远时代飞去……
我并不介意她们，了无遗憾地躺在我的小床上，仍旧是手捧《人的远景》的姿态，慢慢回味着我刚才创造的那则现代神话。
为了更好地回味，我关了床头上的那盏铁制的小台灯。可是，母亲房间里的灯光却从我房门上方的玻璃窗口探进来。
母亲和姑妈还没有入睡，两人躺在一张大床上聊天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母亲仍在惦记那些被造反派抄走的东西，尤其是那部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老薛花了两百多块银圆从印度买回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给驻藏部队高级军官发放的工资是一半纸币，一半银圆）。这时候我很清楚地听见母亲在说一个令我吃惊的秘密——她说花那么多银圆都是小事，主要是那部收音机对老薛太重要了——因为工作需要，老薛经常要在夜间用它来收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等所谓“敌台”的广播，以便综合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印边境的军事情报，而保卫部里的那台收音机不仅体积太大，不便携带，而且过于陈旧，灵敏度也比老薛买的这台收音机差很多。由于母亲那时在拉萨执行一项谍报侦察任务，因此老薛在收听“敌台”时并不回避她，使她也分享到了老薛拥有的这一“特权”……
听到这儿，我突然联想到一连串十分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要我这时候去当兵？我要去的这个部队是怎样的部队，是野战军还是军区机关，或者……海军、空军？是步兵、炮兵、装甲兵……也许，文艺兵？当然，最主要的是在什么地理位置，南方？北方？……我心里蹦出一个危险的惊叹号——这两天有不少解放军叔叔和解放军阿姨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抗议3月2日苏联军队侵犯我国珍宝岛。报纸上登的消息称，3月15日我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并且战斗越来越激烈。而在此事件发生的半年多以前，也就是去年的8月20日，苏联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参考消息》报上还提醒人们注意，这只不过是苏联企图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一次战前演练。
难道要我去前线跟苏联兵打仗？
尽管我那时已经知道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个“坏人”，但有一点我没有搞明白，从前我们老师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苏联老大哥”，后来怎么就叛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变成了“修正主义”，而现在又“修正”成跟我们国家开战。看来，老薛的那套精装的《列宁全集》也要被“修正”成“大毒草”了。
依稀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一次我的母亲和老薛从西藏回来休假，晚饭后领我去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舞厅。那里面很漂亮很舒适的沙发一律靠墙摆着，茶几上尽是鲜花和糖果点心之类。当乐队奏起音乐时，大人们跳起了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舞。我猜想，这可能跟“藏八”老师教我们的“找朋友”属同类的舞，只不过大人们的“找朋友”不似我们那样“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然后两人边唱边相互拉着手一阵蹦跳转圈。大人们嘴里面不唱，而是找到一个“朋友”后，仅仅“鞠个躬来伸只手”就行了，然后一男一女握手搭肩地随了音乐飘悠转圈着走。
舞厅里有几十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女格外引我注目，身材都很高。母亲告诉我，那都是些援助我国搞建设的苏联专家。我还想问点儿什么，母亲却被一个男的苏联专家鞠躬伸手地给拉起来走了。不一会儿，母亲跟他悠悠转圈过来，他伏下身子朝我微笑着用中国话问，你在哪个学校念书啊？我嘴里正可劲儿地啃着一个大苹果，一时间竟愣愣地张着嘴巴瞪住他，很吃惊他居然会讲中国话。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就跟我母亲继续飘悠转圈过去了。
老薛的脸色很难看，他小声斥责我一点儿礼貌都没有。我心里正紧张，一个女的苏联专家走过来替我解了围，她跟老薛比别人更飘悠地转着圈走，并且走出与众不同的步子，这引来一阵很热情的鼓掌声。
独自坐在大沙发上的我越来越感到无聊，只想舞会快点儿结束好回去睡觉。可是大人们好像非要跳到天亮才肯罢休，要求乐队一曲又一曲地奏个没完，舞伴也是相互换了一个又一个，似乎每个都要找到“新朋友”才能尽兴。我仔细观察一阵，觉得没有谁注意我，于是以最快速度把盘子里的水果糖装进我的裤兜。一个细细的“您好”声吓了我一跳，抬眼一看，是一男一女两个跟我年龄相仿的苏联小孩立在那儿。我刚才怎么没看见这两个“洋娃娃”？是不是发现了我在“偷”东西？他俩会不会去向大人们揭发我？我该怎样对付这两个家伙才好呢？我感觉我的脸和脖子都涨红了，简直丢人现眼……
还好，小男孩友好地把小女孩推到我跟前，小女孩便学着大人的动作对我鞠躬伸手，一副可爱乖巧的样子。
哦，我明白了，她是要我跟她一起去飘悠转圈。虽然我已经放下心来，可是要我跳这种舞却让我感到无比为难——在此之前我学过的可以称为“舞蹈”的，除了“找朋友”就是“丢手绢”、“小燕子”、“拔萝卜”、“除四害”、“蝴蝶飞”、“李小多分果果”、“小白兔和狼外婆”什么的。当然，我会用很有礼貌的办法打发他俩从这儿离开——我从裤兜里掏出两颗水果糖，慷慨大方地递过去。这样总可以了吧？不料他俩摇摇头，摆摆手，“嘻嘻”一笑，相互使个眼色转身就跑。
这两个“洋娃娃”在笑什么？要往哪儿跑？跑去干什么？我正纳闷儿，就见他俩从乐队的后面钻出来，手里抬着一个大脸盆，“嘻嘻哈哈”地跑过来——哇，满满一盆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他俩把脸盆往茶几上一放，两双小手连比带画地示意我往裤兜里揣糖。这……这怎么行？万一让老薛看见了……老薛偏偏就看见了—— 一支舞曲恰恰在这个时候结束了，老薛箭步冲过来，侧着头朝我狠狠一瞪眼，压低嗓门儿但很威严地说，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的？出去，快出去，给我到车上去等着……
这能怪我吗？
大人轻易扼杀儿童自尊心的风气历来满世界盛行，他们根本不注意这会给儿童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更不会注意儿童因此而产生的仇恨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可能是短暂的，不是铭心刻骨的，但它却合乎情理地列入儿童特有的报复计划表格中。我便是一例——那一刻我恨透了老薛，直想回敬一声，要他赶快从这儿滚到车上去等着，看他怎样当众出丑。可是我憋足了气也没能喊出声来，委屈的泪水马上就要涌出来了……已经涌出来了，那个女洋娃娃拿一张手绢想替我擦，而那个男洋娃娃则抓了一把水果糖往我裤兜里塞。天啦，他还嫌害我不够吗？我气恼地扭开身子，却听见老薛换了一种较温和的语调对我说，拿着，说谢谢，说呀……乖孩子……
听上去这声音似乎在宽慰一个无辜的儿童，可是刚才怎么不这样呢？
显而易见，这是老薛害怕我在这儿无休止地给他丢人的一个策略。我咬着嘴唇不说话，我所学过的那些可以诞生“乖孩子”的礼貌语言已经被我的泪水打湿了，一时半会儿打捞不起来。
现在我成了舞厅的中心，十多个苏联专家笑眯眯地围上来安慰我。他们的友善态度，很快在这里繁殖出比刚才更加热情洋溢的欢乐气氛——乐队重新奏响了一支很好听的曲子，两个洋娃娃率先跳起了跟大人们一样的那种舞，并且就在我跟前跳。他俩天真无邪的表情姿态，令大人们一片赞叹，从而转移了所有盯着我的目光，连老薛和我母亲也像忘掉了我，又随其他人飘悠转圈去了，这使我如释千钧重负。
趁此机会，我越过这片完全不属于我的舞曲音乐声，匆忙溜出舞厅，跑到老薛的“伏尔加”轿车旁边，犹豫地想着，是按老薛说的“给我到车上去等着”，还是逃跑到茫茫黑夜里，好好气气老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