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过。比如晚清东北好多地方，政府管不了， 就由地方上的胡子来管，每支队伍管一片，对外不叫胡子，叫保护队， 这片的老百姓，不给政府交粮纳税，却给保护队交保护费，我们赫赫有 名的张作霖张大帅，就是干保护队出身的；河南也有这样的事，民国时 期豫西有个别廷芳，占了好几个县的地盘，说是要自治，这些地方政 府管不了，全由他来管，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但如果安分过日子，的确 也加以保护。民国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洪帮，四川的袍哥，陕西的哥老会，上海的青帮，都干过跟政府分庭抗礼“保护” 一方的事情，这些帮 会，就是二政府。
凡是正统的政府治理失效，秩序失控，就会有黑社会的势力出来代 为维持秩序，维持一种黑社会的秩序，一种规矩和规则都跟正常社会不 一样的秩序，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接受这种秩序。
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战乱和分裂。国家整体 秩序混乱，地方政府腐败无能，只知道刮地皮，却无法维持哪怕起码的 治安与秩序，甚至只会扰害百姓，这种时候，一般就会由黑社会出头， 用非常手段，建立非常秩序，在混乱无序与黑社会秩序之间，老百姓只 能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带来的损害多少要小一点，于是，这种替代政府 的二政府现象就出现了。一般来讲，这种替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只有 在政府特别失人心，或者黑社会势力特别强大的情况下，黑社会才会在 市面上招摇，而维持秩序的警察，才会不敢穿制服上街，因为穿制服上 街，既讨黑社会的嫌，也招老百姓的骂。
其实，在二政府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由于政府失 效，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也会求助黑社会，而且凡 是出现二政府的地方，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 道，但是总体来说，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 维持的，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他的话就是法律，说杀人就杀人，连 申辩的机会都不给。服从二政府的治理，只是由于不得已。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 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 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 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 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 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 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两银子再上一 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超过5名，那么多 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 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 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 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 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
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 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 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殁，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 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 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 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 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 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 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 ”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 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 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 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 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 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 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 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 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 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 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梢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 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 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 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 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 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 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 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 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 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 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 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 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 无灾无难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 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 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 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 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食，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 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 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第三种来钱的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 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 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o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 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
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 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黄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 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
《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 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中，首脑就是酆 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 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 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荼；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 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 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教。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 恶道是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并列。中国人又把鬼装进了地狱， 神、人、鬼二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 鬼们待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6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0不仅里面的 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 构，作恶多端、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
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 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 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 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每殿阎罗都下辖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 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 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 都下辖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 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 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 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 者下割舌地狱。
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 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 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在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 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 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 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
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 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10座，而且每座有16个 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 《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十 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十 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 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 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 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 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 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 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 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髙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 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 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 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 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 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 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镑蚀，形同虚设，只有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 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 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 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 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 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 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 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 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 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 系更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 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 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杈力太 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 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 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 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 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髙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 杈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 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 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 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 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 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杈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 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 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 对应官杈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 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 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 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 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 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 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 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宫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 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 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槿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 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 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 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 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 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 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