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到贵州一个景点去玩，看到整整一个山头，全是从地市、省 到中央一些领导的题字，一个碑接一个碑，弄得好好的一个山头像坟场 似的。那些字，说实在的，有的真不敢恭维，小学生的描红也比它们要 好些。
再仔细一想，古人好像也如此，严格地说，是某些皇帝如此。比如 乾隆，一笔字本来不怎么样，却喜欢到处题字，弄得全国上下，好一点 的名胜，都是他的字。“文革”时破“四旧”，居然都没怎么动它们。 一直到现在，好些乾隆题字碑还在那里现眼。
官当得足够大，大到像陈绍基这样，到了省级，而且曾经大权在 握、根深叶茂，有个书法家头衔，不光是得了艺术家的名头，而且还有 额外的好处。当年做过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据说书法在江西特别值 钱（只是不知道江西的书法家协会，给没给他一个主席的头衔），如果 有人想要找主席办事，直接买他老人家一幅字就可以了，艺术无价，给 多少都合情合理。官大不仅书法秀，而且书法值钱。
从护官符到特权车一览表
《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中，贾雨村就任应天府府尹， 接了薛蟠打死人的案子。门子递给他一份当地的“护官符”，说是如今 做地方官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名单，上书本地豪门大户的姓名、官爵， 人称“护官符”，省得不小心触犯了这里面的人家。
《红楼梦》是小说，但小说讲的故事，往往是真事。从来在地方 为官者，大抵都知道为政不得罪巨室的道理。类似的“护官符”，在一 些地方，肯定是有的。只是未必由门子递给长官，长官的幕僚，早就给 主人准备好了。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去拜门，挨着一家一家走动走 动。此后本地豪门大户如果有事，一个片子递上来，能办的事，就该照 应，面子要给足。比如佃户抗租不交，一个片子送到衙门，地方官一见 名刺上的名讳，这个佃户就要被押起来，至少要吃顿板子。如果涉及这 些人家的官司，无论怎么说，都要偏着点。反过来，地方官维持地面， 豪门大户也要给面子，征粮征税，维持治安，该帮忙的，自然要帮忙。 如果当地的豪门大户来头足够大，即使平时不给地方官面子，不帮忙， 地方官也照样得小心应付。否则，就像那门子说的那样，轻则官位
不保，重则性命堪忧。
这种现象，过去我们称之为“封建特权”。今日观之，虽然封建未 必，但特杈却是真实的。这是一种专制时代特有的现象。
如今，曹雪芹描写的“护官符”，变种犹存。报载，河北那郸市的 某些公路收费站，都有一个镶着镜框的本地特杈车一览表。其中详列市 委、市政府四套班子加上市纪委和顶头上司市交通局的车辆牌号，这样 的车，一律免收过路费。据邯郸市有关管理收费站的负责人说，这样做 是为了方便领导工作。（据2009年11月21日《齐鲁晚报》）
我相信，这样的特权，哪儿都有。邯郸公路收费站的人，倒不见得 对特权有特别的喜爱，想必是脑子比较笨，记不得如此多的特杈号码， 不得不抄录出来，挂在墙上，结果被人曝了光。
其实，秘密不在这里。据有资格享有特权的人讲，特权绝对是种特 别的享受，有的时候，比多给钱都过瘾。比如开车吧，有资格犯规而不 受惩罚的特权车，开在路上，如果不犯规，尤其是当着众人的面不犯点 规，比如闯红灯、该禁行处不禁行，简直浑身难受。在众目睽睽之下， 别人走不过去，自己可以走过去，别人要缴费，自己可以扬长而去，那 个感觉，就像做了皇帝似的。这就是为什么公车改革嚷了那么多年，而 且各地的改革方案，对于不再使用公车的人都有大量的补助，在钱上面 得益颇多，可是就是改不动的真正原因。因为公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特权，而特杈是用钱换不来的，尤其是那种飘飘然的“精神享受”，是 多少钱都换不来的。现在大家不都喜欢做“特别的你”吗？有特权者， 就是恃别的你。
借来的车
2009年，内蒙古阿荣旗的女检察长开豪车，被网上发现。当地纪委 调查，说车是检察长借当地一家企业的。
跟许多网民不一样，我认为这个结论有几分可信性。因为，在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好些官员开的豪车，真的是从企业借来的。
只是，这种借，跟企业给也差不了多少，甚至可以说，比企业送给 他还要合算。因为这样的借，无论是企业有心，还是官员有意，反正一 借，就借得成了官员的座驾。而且，汽油由企业出，修理费也由企业负 责，一直借到车子旧了，再换辆新的，或者官员下台为止。如果干脆送 给官员，至少油钱和修理费官员得自己掏。
更妙的是，这样的借，一旦被人发现，就像阿荣旗这位检察长一 样，马上就可以滋溜一下开溜，把车还了，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任你 怎么查，反正不能说我贪污腐败。官员也是人，怎么说也不能不让我借 东西吧。
当然这样的借，背后肯定有名堂。总之，企业不傻，没有让官员白 占便宜的道理。如果企业如此乐于助人，怎么不把这车借给福利机构，
借给普通老百姓？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无非是一些聪明的官员可以 借此逃避法律的追究。
不信去查一查跟企业发生关系的部门，不用细查，就会发现， 这样借来的车，实在是太多了。不仅车可以这样长期地借，而且人也 可以借，东西、房屋设备都可以借。杈力机关种种开支，在自己这里 报销不了，就到企业去报，等于变相把钱都借了。不仅一些民企跟权 力机关有这样的出借关系，很多机关跟国企也有这样的关系。有一阶 段官员用车，豪华程度有级别的限制，但是官员又特别喜欢豪车，于 是，就纷纷从企业借，借了就不还。不仅官员私人这样借，机关作为 集体也这样借。
这些年，“借”像传染病一样在官场流行。也许，在开始的时候， 出借豪车的企业，还是一种隐性的贿赂，但是走到今天，已经成了不言 而喩的惯例。凡是在某地的企业，都得这样孝敬某地的权力机关，不这 样做，反而会被视为怪诞。
当年“狗肉将军”张宗昌统治山东的时候，手下的军官看上了商 家的东西，或者马车什么的，也说是借，看上人家的钱，也说是借。在 这种环境下，好东西被人看上了，不借也得借。只是，借了就肉包子打 狗——有去无回。
借的背后，是吴思所说的权力机关的“合法伤害杈”。漫说给你小 鞋，就是紧紧鞋带，也够你喝一壶的。
问责与起复
官员犯错误，丢了乌纱帽，再次被起用，这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清朝的时候，管这叫起复或者开复。在那个时候，哪怕位至一品， 一辈子不出错的官儿非常稀罕，在仕途上混，总是免不了在罢免、起复 之间折腾，只要错误犯得不至于一下子丢了吃饭的家伙，即使被发配充 军，也有翻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见到某位官员的处分上写 明：永不叙用。但是，过了若干年，人家还是被叙用了。官家的话，即 使皇帝说的，只要用在官员身上，大抵当不得真。
那个时候，开复两字的前面，要加一个“谋”字，凡是官员被免 职，稍微歇歇，就得谋开复，怎么个谋法？无非找关系，递包袱，包袱 里的“货色”充足，开复的希望就大些。
幵复必须得有个时间段，不能太快。在清朝的时候，是等皇帝情 绪凉下来，或者干脆把这事给忘了，能在皇帝身边说上话的人，有机 会的时候递个话上去，皇帝一含糊，另一顶官帽子就落到免职者的头上 了；如果皇帝气还没消，无论谁，这话也递不上去，递上去，事办不成 不说，给自己找不自在。有时候，是等舆论凉下来。犯事的官员所犯的事，往往是会激起民愤的，舆论不凉下来，一开复，说不定御史要说 话，所以开复的事，急不得0
到了民国时候，官员的开复，因为有了媒体，最需要畏惧的是舆 论，官员免职，人称避风头，风头过了，换个地方照旧做官，风头不 过，天下大乱0所以，那时候被免职的大官，一般都出国转一圈，几 个月甚至几年在国内销声匿迹，舆论自然会把他忘了，然后再回来戴 官帽子。
1949年以来，对于官员的问责，时紧时松。眼下似乎属于松的时 代。官员犯事，只要不被关进监狱，再次做官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甲地 犯事，转个身，到乙地接着做官。某些惹出大娄子、闹出世界名气的官 员，风头还没过，或者没有完全过去，就复出了。理由有一个是“人才 难得”。
当然，即使不是人才，我们也没有理由把犯过事的官员一棒子打 死，让他们永不叙用。但是，当今之世，犯错误，尤其犯得挺大挺有知 名度的官员，开复的过程最好让公众看得清楚一点，为什么开复，改正 了没有，得拿出点证据来。
总而言之，这个过程不能像个灰箱。
即使躲风头，丨以乎也应该躲得时间长一点，像过去那样，少则两三 年，多则三五年。不能这边人们记忆犹新，那边就粉墨登场，也太不给 公众面子了吧？
国学与干部考核
成都温江区提倡官员学国学，把国学学习情况纳入干部考核。 到目前为止，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事实上人言人殊，莫衷一 是，谁也说不清。
国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晚清民国的事，跟国术（武术）、国医 (中医）、国剧（京剧或者平剧）属于同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国术、国 医和国剧所指还算清晰，唯独国学，从那时起到今天，一笔糊涂账。
说起来，一系列‘‘国”字号的概念提出，是被“西”字号的玩意 给逼的。西学东渐，中学衰落，有人感慨国将不国，于是提出“国学” 这个词。最初，所谓的国学仅仅恻重于经学，既讲义理，也论考据。后 来，才逐渐扩展到史学和子学。但是今天人们嘴里的国学，已经变成一 个无所不包的大筐，凡是中国的玩意，都可以装进去，天文地理不说， 小说戏剧也在里面，把原来的国剧，也吞进去了。用人民大学国学院的 话来说，他们讲的是四部之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包含京剧剧本也 就罢了，连京剧唱念做打也一并包进去，那人家国剧千什么去呢？
当年提倡国学，要是为了拯救传统文化，还是可以理解。如果是为了重振传统，用经学救国，就比较可笑了。
今天如果人们学点传统的东西，读读《论语》、《孟子》，念念唐 诗宋词，尤其是跟自家孩子一起读，是件好事，总比闲来无事打麻将赌 博强上百倍。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陶冶14情，也可以益人心智。 可是，如果像某些提倡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重建儒学 的独尊地位，把儒学尊为国教，靠儒学或者国学重振国威，治国平天 下，那可就离谱了。国学如果能救中国，近代中国就没有可能总是挨人 欺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代接一代地引进西方的器物、学术和思想， 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艰难地在现代化之途上跋涉。
我相信，我们的官员未必都像某些儒学迷和国学迷那样，视国学为救 世的法宝。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对国学有功利的期待。至少在某 些官员眼里，国学的某些成分，可以帮他们做好官，可以从中学会很多治 人治国之术，也可以让下属学会怎样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国学，一般性地读读，倒也无妨。如果真的迷 进去了，忘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在上者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君，在下 者毕恭毕敬权当自己是臣，就难免走火入魔了。
帝制时代，科举考试无论考什么内容，儒学都是必不可少的。明清 考八股，代圣贤立言，都是就四书五经说事，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作为 范本，出了范围，不惟考不上，还要治罪。这可以算是国学进入古代官 员考核的典范，今天成都温江的做法，跟古人比，不过是小巫而已。
要不要学得更彻底一点，干脆重新考八股，像某些热衷此道的教授鼓 吹的那样，真正让国学威风一回？重回大唐有点远，干脆回到大清吧。
送礼买太平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因受贿受审，宣称有些 时候，他拿了人家的钱没办事，不算受贿。（据2009年7月31日《羊城 晚报》）
这年头，总是有官员能说出惊世骇俗的话来，用现在的时髦用语， 叫做“雷人”。
从晚清到民国，黑道膨胀得很快，有些黑道团伙已经不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而是本身就变成了平民百姓的灾。老百姓得定期给他们钱财， 这些钱财不是支付让他们为自己办事的代价，而是赎买不受伤害的赎金。 如果不给，那么轻则大大地破财，重则丢了性命。黑道的做法毕竟属于违 法行为，至少，从理论上，被伤害的人还可以诉诸法律，找警察。
但如果握有公权力的官员也这样做，那么其辖境内的百姓或者其 下属，就比较麻烦了。到了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人给官员送钱，但 其实不求官员办事的现象。更加严重的是，如果这种现象形成风尚，那 么，即使官员并不胡作非为，不办事也送礼的事也会存在。
一些地方官场的规矩，逢年过节或者上司有了什么事情，其管辖下
的单位或者下属，都要送礼。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即使普通员工，也 要给头儿这样送。现在的礼，早已升格为现金，或者储蓄卡、购物卡之 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官员，即使不主动贪污，仅仅简单的礼尚往来， 每年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为什么要这样送？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特意想要巴结之外，更多 的人，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大家都送，如果我一个不送，心里害怕。送 礼，只是为了买个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