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安谋克原是女真人的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女真人依托这个组织，平时放牧打猎种地，战时则编队出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山之后，将之整合得较为齐整，方便指挥和作战。大体谋克为百夫长，统三百户，统辖的单位也叫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为千夫长，统辖单位也叫猛安。猛安之上还有元帅或者万户，但已经不是一种作战的单元，谋克以下还有更小的编制，但也不是独立单位。猛安、谋克的首领，原初都出自部落中能战的家族，猛安、谋克则是这些家族世袭的领地。猛安、谋克首领对各自群落的统治，具有很强的原始意味，也带有军事共同体的性质。随着战事扩大，战利品增加，不仅这些首领家族的势力更加强大，群体的一般成员也获得了很大利益。在灭辽之后，猛安、谋克中相当多的成员获得了大量土地财富和奴隶，猛安、谋克从原始意义上的军民一体组织，向地方行政组织转化，猛安、谋克开始有了地方官员才有的官阶。
随着女真人势力的扩张，他们将投降的渤海人、奚人、契丹人和汉人陆续编成各个民族的猛安谋克，作为附庸，一起作战。只不过契丹人的猛安谋克编制要比女真人的小一倍，汉人的只抵女真人的l／3。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其他民族也出现了女真化的迹象。
女真入主中原，占据了广大而富庶的北方地区，随即将猛安、谋克组织带进了中原。中央政府有意将女真人与汉人混杂，将汉人编为保甲，使之依附于猛安、谋克组织。同时，在中央政府和各地猛安、谋克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女真人不断地强占汉人土地。这个过程虽然时有起伏，但直到金朝灭亡才算停止。
女真人占据汉人土地之后，或者将土地交给汉人奴隶直接耕种，或者将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佃户，他们坐收田租。凡是有女真人组织的地区，女真与汉人都是混杂的，女真人是军人或准军人和军人家属（猛安谋克里的成年男子都是战士），他们拥有政府发给的钱粮（实际上也来源于农民的租税），但同时也是当地的地主，更是人上人的统治者，他们当时被称为“种人”。混编在猛安、谋克里的汉民，实际上都是奴隶和半奴隶。他们不许拥有武器，没有任何权利，女真人可以任意地处置他们，甚至杀死也不用抵罪。在金朝，实际上存在四等人之分，女真人属于头等，而渤海和奚人归降较早，属于第二等，契丹人为第三等，而汉人则被压在最下面。这种因民族而异的社会等级，起到了分而治之的作用，只是，金朝的四等人之分还没有像后来的元朝那样，已经用制度法律固定下来。
在广大的汉族地区虽然有州、县政府，但猛安、谋克等于是另一套权力控制系统，他们具有官衔，可以逐渐被提升，州、县官如果是汉人，那么根本就惹不起他们。猛安谋克中的女真人只要不是犯了重罪，交了罚款就可以平安无事，世袭的官照做。但是，做州、县官的汉人就未必有这个待遇。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女真人犯过，是没有人敢追究的。
但是，将少量的女真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到汉人的汪洋大海中，让他们做骑在汉人头上的人上人，从金朝的长远利益来看，显然不是好事。一方面，女真人的逼近式直接统治，激起了汉人不间断的反抗。这种反抗，没有一日停息过，规模大的达到十数万，规模小的则遍地都是。此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有过这样的“待遇”。这种不间断的反抗，使得金朝根本没有精力全力兴兵南下，统一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原来强悍的女真战士，也在这种优裕的人上人的生活中，逐渐腐化，丧失了战斗力。早在金朝中期，金世宗就发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娇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但令汉人佃莳，收租而已。富贵之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人争效慕”。（《金史》卷47《食货志》）到了王朝末年，金人已经只能依靠由女真化的汉人组成的“忠孝军”来延缓寿命，而原来所向披靡的猛安谋克战士，此时已经彻底腐化，被蒙古人打得丢盔弃甲，四散逃命。而汉人组成的忠孝军往往还能抵挡一阵。做了百年人上人的猛安谋克中人，在汉人的海洋中没有接受多少汉文化，却被汉人腐化，身死国灭。
草原帝国（下）——元朝
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在主观上采取蔑视的态度。金朝的皇帝，据说还有个别的通汉文（海陵王亮和章宗）。元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是懂汉语的。蒙古有着当时世界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仅仅十几万蒙古骑兵，纵横欧亚，无人能敌。另外，元朝的治国思路，也跟在它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有本质的不同。过去，统治者无论贤与不肖，都知道“民为邦本”的道理，不仅要占据土地，而且还要拥有土地上的人口。但是，人口不多的蒙古族，他们的生存压力不大，占领的地域却十分广阔，战利品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所以，他们将占领的土地作为牧场，绝对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和经济的抉择。在蒙古大军的征服途中，屠城之事屡屡发生，非常残酷。征服了金、宋之后，蒙古人中一直就有将所有汉人杀光的动议，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治理方式。
从统治或者治理的思路来讲，蒙古统治者没有接受汉化的动力。只是因为在征服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之后，汉族文化的物化成分实在是太优越了。蒙古统治者终于发现，他们没办法在只保留工匠的条件下，享受这个文化所带来的幸福，所以，保守派杀光汉人，或者杀光汉人中的张、王、李、赵四大姓的建议，始终没有被元朝主流意见所采纳。而且或多或少，元朝在制度上要对汉人的成法作出某些妥协。其实这种妥协主要还是从金朝制度上间接地移植了一点东西，而且移植得不全。至少开科举就没有金人积极，只是到了元朝末期，才勉强开了十几科，取了有限的千把人，对改变元朝的官僚队伍也未有明显的帮助。整个元朝没有成型的法律制度，没有流动的官僚体系，没有文治精神，也说不上有儒学面目的意识形态。社会是严格的人种和文化意义上的等级制，国家是军人的武力统治，官僚是世袭贵族和王公。皇帝的诏书是用蒙古文写的。他们未对统治合法性进行过起码的说明，也许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元朝皇帝没有一个是懂汉文的。比较起来算是对汉文化有点好感的元世祖、元仁宗，接触的汉人典籍也都是由汉人译读的，比如汉人曹元用为元世祖读《贞观政要》，王约为仁宗读《大学衍义》。绝大多数的蒙古大臣，也不懂汉语，不仅不通汉文，连蒙古文也不通。元世祖讨，江淮行省没有一个官员通文墨。
所以说，元朝统治者的所谓“汉化”，最多是补遗性质的，其作用也是象征大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汉人修史者的一种自我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