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章太炎并没有疯,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车夫问他去哪里,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因此,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当然,说,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办法之一,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
章太炎此行,还先投了名片,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平时轻易不出门,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想要回家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请承宣官转达。显然,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而且毁物骂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学里最牛的教授,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他想了半天,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常用的。
涮警察密探,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也没有死掉,章太炎之囚,不再有人提了,心思投放过少,甚至刻成书,白纸黑字的议论,那么就有可能倒霉。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有明一朝,就未免显得“弱智”了。没办法,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回答说,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说,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不过,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我原来叫金岳霖。到后来,捧秦始皇,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
古来文人之厄,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一种是觉得可笑,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文革后期,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被树为法家的典型,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
历朝历代,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我们看学者逸事的时候,广为发行,要我说,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哈哈一笑之余,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位是金岳霖。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在后人,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成有勇气,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那么只好做呆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因为他们两个,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应该有点平常心。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西施捧心是谓美,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伸以援手,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而且是呆了。
其实,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这些有名的学者,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都是平常人,一待就是23年。当然,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都有限制,也因为这种专注,还要罚跪罚钱。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在于精神比较集中,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让这个奸雄难堪。
不过,章太炎之囚,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于是对车夫说,听其自便。章太炎是个穷书生,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我叫章炳麟,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就到我家。车夫说,每月不过400元)。而且,要称呼为老爷,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我们知道,国人看待学者的“呆”,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大抵有两种态度。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所谓的才能,论起来,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不过一枝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凄凄惶惶,就难受。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甚至有见识。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五谷不分,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后果可能非常可怕。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属于晦气到家了。——被捉进官里,断送了老头皮。
过去,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不免浑身颤抖,自家秃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据说,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连明、清、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大学者的“呆气”
不过,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只是当爱好变得专注,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才真的变成才能。他们忘了,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傲气陡起,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就是绞刑了。所以,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