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老虎跑得快
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后，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的。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更一表人材，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兆铭（汪精卫）之德，都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因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步。据说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得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不论多情的楚娃，还是“天下白”的越女，到处流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被人赶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涂，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的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粘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后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有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民政总长，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义，不算太奇怪。辛丑议和之后，列强欺负中国人，天津不许中国人驻军，袁世凯灵机一动，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进驻，负责人就是赵秉钧。后来，朝廷新政，设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赵秉钧水涨船高，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袁政府的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
赵秉钧很有意思，说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说起名，是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排行是老大，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时，其实个中的真伪，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位书僮出身的人物，身世早已无考，本是慧眼识英的袁世凯将之拔于草莽的，一直是袁世凯夹袋中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赵秉钧的确也很能干，在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度里，从无到有，制度、规则、训练，把个警务建设搞得井井有条。几年下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惊奇地发现，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一个推粪车的老乡将翻倒的车抬起来。他惊叹道：在过去，你能想像这种事吗？当然，我们的洋记者看到的是首善之区的北京，在其他地方，警察还是跟过去分担警察职能的捕快和士兵一样，对老百姓，大概还是免不了欺凌和敲诈。不过，中国毕竟在他的手上有警察了，有了案件，不再由那些捕快和仵作们包办。顺便提一句，1905年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案件，就是赵秉钧承办的，看那验尸报告，像模像样，硬是通过炸得稀烂的吴樾，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办警务办得很像样的赵秉钧，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国的内阁总理。这是因为第一任的总理唐绍仪，虽然也是袁世凯的夹袋中的人物，但不幸的是留学过美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多少染了美国民主的毒，因此跟总统袁世凯怎么也弄不到一起，只好自己开溜。遗下的位置，袁世凯交给谁都不放心，老实巴交的职业外交官陆征祥过渡了几天之后，昔日的警察头子就变成了总理。
做了总理的赵秉钧，做的事情还像是警察，而且是不好的警察——秘密警察。当时，交出了政权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实际主持党务的宋教仁，特别热衷于通过国会的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从而组建政党内阁，再次掌权。为了这个目的，革命党人拼命扩大组织，吞并小党，拉人入伙，拼凑了一个大党——国民党，赵秉钧也成为被拉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对“党”一窍不通的赵秉钧，居然一拉就动，肯欣然加入。于是，袁世凯告诉国民党人，好了，你们希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党人一时也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可是，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身为党员的总理，根本不听党的话，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心里未免凉了半截，总算明白天底下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政党内阁，必须得自己做成。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就这样，赵秉钧有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主张。当然，赵秉钧肯定有事，但袁世凯也脱不了嫌疑，否则，我们的赵总理干嘛要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中央首长做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坏，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受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闿）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枝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枝手枪自己拿，另一枝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闿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作主了，虽然此时谭延闿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闿短暂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骊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们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