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赞赏商人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为商人争取平等政治地位。《墨经》研究商品交换的规律：“价宜则售。”“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价宜，贵贱也。”商品价格合适，就能交易成功。商品价格合适，不单由卖方决定，是买卖双方决定：买卖双方都愿意。商品售价可变，或升或降，太低买方愿意，卖方不愿意，太高卖方愿意，买方不愿意。找到一个关节点，买卖双方都可接受，就是合适的价格。“欲”即买卖双方愿意。这是从观察大量商品交换活动得出。买卖双方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经过唇舌争，货比三家，买的愿买，卖的愿卖，价格合适则成交。这是品交换活动的规律。
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类市场逐步建立，各交易活跃。大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小到在早市买菜，“价宜赙售”的规律无处不在。“价宜不宜，在欲不欲”的道理，对主义市场经济有现实意义。商品交换是自愿的活动，不能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自主经营。产品定价、销售，由市场调节，企业自主，行政不得干预。人为压价，打“白条”，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商品价格总水平由总的供求关系决定。《墨经》说：“买无在反其贾价。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籴是买米，泛指商品，这里姑且就粮食而言。
“刀籴相为价”，即刀(货币)和粮食互为等价物。如“1担米=5枚刀币”。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把刀币作为等价物，就是说1担米值5枚刀币”。如果把米作为等价物，就是说：“5枚刀币值1担米”。刀币作为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形态，通常用它的变化，说明商品的贵贱。
“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是通常的看法。如“1担米=2枚刀币”，这是“刀轻则籴不贵”。“1担米=10枚刀币”，这是“刀重则籴不易”。从这两个公式看，变化的是刀币。但墨家超出通常看法，认为在这里真正变化的不是“刀”，是“籴”。如果原来“5枚刀币=1担米”，现在相应的变化是：“5枚刀币=2．5担米”，或“5枚刀币=0．5担米”。“刀”是国家发行的货币，不会随便变化，“籴”因年景不同，经常变化。丰收年，粮食供应充足，5枚刀币值2．5担米。歉收年，粮食供应紧张，5枚刀币值0．5担米。“岁”(年景)使籴发生变化，才感到刀发生变化。既然刀不变，所以说“买无贵”。认识到这一点，就应把等价关系反过来看，这就是“说在反其价”。
墨家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上看物价，发现“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下跌；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物价上升”的普遍规律。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交换，与墨家当时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没变，就是物价涨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把物价波动控制在合理幅度内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行限制商品的价格变动，而是控制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墨学与政治一尚贤和人才何谓贤人？《尚贤上》载墨子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贤人是道德高尚、能说会道、知识广博的人。《说文》：“贤，多才也。”《玉篇》：“贤，有善行也。”贤人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善良的德行，德才兼备。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贤人的道德是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得温饱，让社会安定。
《耕柱》载墨子把“谈辩”看作“为义”的手段，墨子“上说诸侯，下说列士”，“遍从人而说”，是为了实现理想事业。为提高谈话辩论的技巧，墨家专精辩学，辩学是墨家的主课，相当于逻辑。毛泽东制定《工作方法60条》，第43条是“学点文法和逻辑”，用意是提高干部的文化素养，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尚贤中》载墨子说：“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担任各级管理职务的贤人，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熟悉各种业务知识，懂得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各司其职，各胜其任。
3．不党不偏
宗法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任人唯亲”。墨子提出打破宗法制“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任人唯贤”。《尚贤中》载墨子说：“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尚贤”即“任人唯贤”。“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是否定血缘宗法制的用人原则，否定贵族垄断政治的特权。
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论语·泰伯》载孔子说“故旧不遗。”《论语·微子》载孔子说：“故旧无大故，则不弃。”孔子也说“举贤才”，但他的“举贤才”不如墨子的“尚贤”更有颠覆性、革命性，墨子主张彻底同世卿世禄制的用人原则决裂。
墨子主张从“农与工肆之人”中选贤任能，为农、工、商业者，争取参与政治的权力。《尚贤上》载墨子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主张让权力职位有流动性和竞争性，给农、工、商业者凭自身的德与能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
怎样用贤？第一，尊贤。贤能之士，有德有才，可胜重任。《亲士》比喻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须有宽阔胸怀，容纳贤才。第二，爱贤。《亲士》比喻说：“今有五锥，此其锸，锸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先竭。”“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日：太盛难守也。”最锐利的锥子先用折，最锋利的刀刃先磨光，最甜的井水先喝光。比干忠直被剖心，孟贲勇力被杀死，吴起变法有功被车裂，贤人常因其优长被毁灭，所谓“太盛难守”，贤才应该给予特别爱护。4．尚贤的意义墨子的尚贤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尚贤上》载墨子说：“贤良之士”，“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亲士》说：“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人才竞争更甚。重视和重用人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邓小平说：“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①
墨子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代表正确的用人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②这是对墨子“任人唯贤”路线的肯定，是今天应继续坚持的用人路线。
《尚贤中》载墨子说：“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使之。”这种情况至今还时有发生。又说：“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这一原则至今也没完全实现，做到“任人唯贤”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二尚同和管理
墨子认为，必须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到处都用贤人管理。《尚同下》载墨子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尚贤”这个“为政之本”是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尚同”这个政之本”是解决“怎样管理”的问题。二者都是治理的根本。
“尚同”即“上同”，全国同一于上，前提是全国各级管理职位都由贤人担任，让贤人“一同天下之义”，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这是墨子的理想。
“尚同”有“上下通情”的含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信息畅通。《尚同下》载墨子说：“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干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这种隋况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是一种理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日，借助互联网等条件很容易做到，真可以说：“弹指一挥间，千里如眼前。”《尚同中》载墨子说，理想的天子、圣人能够明知“数千万里之外”的事情，人们吃惊地说：“天子之视听也神！”天子的眼睛、耳朵，简直像神！
墨子的回答是：“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入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己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日：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这种解释包含科学道理。天子、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并非因为是神，而是集中了群众智慧的结果。当代管理快捷高效，信息畅通，是各级行政机构配置了先进通信设备，制定了严密规章制度，保证了快捷高效，信息畅通。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认为，墨子的国家起源论同于“民约论”：“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斯，盛于洛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斯为优，而精密不逮卢、洛二氏。”认为墨家政治理想与社会主义相通：“墨子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举国界家界尽破之，而一归于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
台湾学者周长辉说：“墨子的尚同尚贤的理想，可以说是一种很完整的‘民主集权的政治”。张伟国说：“墨子的政治理想就算以西洋现代民主政治理想比，也绝不失色。在迎合中国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说，墨子政治理想的价值，不一定在西洋现代民主政治理想之下。”②
《尚同下》载墨子说：“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日：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上同的前提是贤人在上，爱民利民。让下级服从，首先须爱护下级，了解下情，顺从民意。集中统一，以反映、汇聚民意为基础。墨子鼓励谏争，认为“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的驯服工具，不是忠臣。墨子的尚同论，对现今的行政管理有积极启发意义。墨学与伦理一兼爱互助
伦理是墨学的重要内容，墨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型代表，“兼爱”是墨家伦理的重要论题，是墨家的道德理想为战国时期墨家师徒所热忱向往，执著追求。墨家“兼爱”是萑代人道主义的典范，有重要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价值。墨家对“兼爱”多角度、多方面的巧妙论证极富启发意义，值得今人借鉴。1．混乱起因《兼爱上》载墨子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关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中》载墨子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墨子创立学说，以社会治理为终极目标，“兼爱”是墨子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他认为社会混乱起因于“不相爱”，对症下药，就要用“兼爱”代替“偏爱”、“别爱”，天下才能由乱到治。社会经济、政治决定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又对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反作用。《诗·小雅》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优秀情操令人敬仰，崇高的德行值得效法。道德教育是提高精神素质、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高尚道德目标是行为的准绳、精神的寄托。墨子倡导“兼爱”是古代人道主义的典范。墨子追求理想精神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美好愿望值得肯定。
2．兼以易别
《兼爱下》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日：兼以易别。”墨子提出辩论学的原则：驳倒别人的错误论题，一定要有自己的正确论题代替。只反对别人论题，没有代之以自己的论题，就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是恶性循环。墨子提出用“兼爱”代替儒家的“偏爱”、“别爱”。“兼”字本意是一手执二禾，一只手拿两株禾苗，引申为整体、普遍、全部、所有、一切。“兼爱”是普遍平等的爱、没有差别的爱，不分血缘亲疏和等级贯贱。
《孟子·滕文公上》载墨者夷之主张“爱无差等”，主张施爱不分差别和等级。墨家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非儒》说：“儒者日：亲亲有差(等次)，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儒家有差别、等级的爱是“偏爱”、“别爱”。
《墨经》定义：“偏也者，兼之体也。”“体，分于兼也。”又说：“权者两而勿偏。”“偏”和“兼’’是对立概念。“兼爱”是普遍平等的爱，“偏爱”、“别爱”是局部的爱，有差别、分等级的爱。“兼爱”和“偏爱”、“别爱”是墨、儒两家对立的道德理想和原则。
3．兴利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