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之所以养猪变成了污染，因为现在的农业生产跟养殖业是脱节的。一方面，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农药，不仅土壤日益板结，含毒量日增，而且作物质量下降，残留毒药增加，为了保持产量，又只能加大化肥农药的投入量，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大量的养殖业富含有机质的排泄物，却因为无法处理和处理不当，成为当地卫生环境的破坏者。
需要政府做的，是将不衔接的两边结合起来，推广生态化农业，从根本上减少污染问题，尤其是化肥农药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只要能实现这种结合，养猪场的污染就不是污染，而是一种促进环保的东西。
退一万步说，就算猪场的排污属于必须清除的污染，但是这种污染对人的危害，显然没有化学品对人的危害那么大，也没有空气污染那么直接而且无所不在。到过珠三角的人都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每日每时的污染危害，其实是污浊的空气，以及已经变得很不干净的水。显然，对于空气和水污染，猪和猪场是不需要负主要责任的，需要负责任的，是那些排污不达标的工厂。
然而，政府对于这些工厂排污的治理力度，远没有整治猪场这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如果也能照此办理，珠三角的上空就不会还是这样污浊。至于化工厂，全世界都知道它们对环境的危害很大，潜在的威胁更是可怕，前年松花江的中石化污染事件，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但是，各地沿海沿江的地方政府，却往往热衷引进，PX项目刚被厦门人民反对掉，却又移到了漳州。即便在我的家乡长三角地区，很多既污染空气又污染水源的化工厂，也傲然挺立。
为什么对真正威胁人民生活的污染源，不那么在意，甚至开门揖盗，对小小的猪场，在猪肉如此短缺的情况下，却以治污为名，痛下重手？其原因是养猪业没有多少GDP的含量，而其他的工厂，尤其是化工厂，GDP大大的。
拆猪场，对外宣示的是治理污染的形象，告诉外面的人们，看，我们做了。
改地名
前段时间，河北有担任政协委员的某官员，提议要改省会石家庄的名字，他提出了三个替代方案，一是西柏坡市，一是冀都市，一是北宁市。原来的名字那么“土气”，而且格局小——都几百万人的大省会了，还叫“庄”。
嫌自己所在城市的名字土气，大概是中国不少地方官员的共同心病。犯同样病的重庆万县人成功地把名字改成了万州（州比县大）。其实，万县的改名，很不彻底，不如径直改成“万省”，或者索性叫“万国”岂不更好？
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还有几个大城市也应该改名，而且迫切性更强，比如哈尔滨，满语是“晒网场”，乌鲁木齐，古准噶尔语是“优美的牧场”，都土气，而且小气，比“庄”也好不到哪儿去。深圳就更惨，明白就是深水沟的意思，不仅土气，而且不吉利，一不留神，连人带马都掉进去。
中国的地名，从古至今，是有改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讲一个城市的沿革，总要介绍它曾经叫什么，后来又叫什么。一个名字从古叫到今的地方不多。但一个名字多有相当一段的稳定期，一般不会几十年就变一变。像北京这样，20多年内，从北京变成北平，再变回来的例子，并不多见，而北京的变，是因为地位过于重要，从北洋的民国变成国民党的民国，再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不得不变。
在近代史上，地名变动最频繁的时期，是国人比较能折腾的时候。最倒霉的是北京的东交民巷，闹义和团的时候，被义和团改成“切羊鸡鸣巷”，专门跟洋鬼子过不去，不仅切羊，而且公鸡还叫——中国民俗，鬼怕鸡叫。后来“文革”了，又改成反帝路。
说到“文革”，这是个改地名的高峰时期，我记得我所在那个边疆小镇，也改成了东方红，那个时候，地名叫“东方红”、“东升”、“卫东”之类的地方，大概全国得有上万个，再加上成百万叫这些名字的人，光听名字，就知道中国从山河到人都一片红了。
地名总是改，会让很多人感到不便，地方越大，人口越多，涉及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如果像石家庄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真的如某些官员所愿，改了名字，那么全市上下光是改政府机构、国营单位、学校、医院的牌子、公章，商家牌匾，地名标志，恐怕就得花上很大一笔钱。而全市的老百姓，得花上不知多少年，才能适应新的地名。而外面的人恐怕会糊涂上很长时间，总也弄不明白石家庄到哪里去了（去年我找万县的时候，就曾经很迷惑过一阵）。由此造成的混乱、经济损失，不知道又会有多少，至于精神损失，大概只好忽略不计了。
尊重民俗
据凤凰卫视报道，贵州德江县发生民众围攻县政府事件，少数民众和警察受了轻伤。起因是部分民众要求按传统在主要街道舞龙，但政府出于安全考虑，今年将舞龙区域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化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民俗上。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民俗活动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尤其逢年过节，如果没有热闹的民俗活动，比如社火、秧歌、舞龙舞狮，就过得没有意思。
德江的舞龙活动，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四乡的舞龙队伍进城，在城里主要街道比试一番。四乡的村民进城，城里的居民出来观看，城乡一起热闹。
这样热闹的舞龙表演，放在任何地方，要说没有一点安全问题，谁也不敢说，这个世界任何聚众的活动，都有安全问题，但没有人因为安全问题就不活动了，正像没有人因为担心丢钱包就不上街购物一样。如果真的担心安全问题，多布置一点警力，多注意些隐患就是了。
当然，有人会说，德江县政府并没有禁止舞龙，只是将地点做了调整而已。不过，任何一种民俗活动，都有大致的习惯和规矩，舞龙舞狮在城里的主要街道进行，是一种习惯，但这习惯的背后，隐藏着活动能够持续的强大动力。舞龙舞狮经过城里主要街道的商家民居，背后的隐义是给这些商家和居民带来财运和福气，同时消灾祛难，商家是要看赏给钱的，在哪个商铺前舞的时间长，就意味着哪个商铺给的钱多，商家也借此暗中较劲、竞争。现在类似的活动，商家自不必说，就是国家单位，途经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也会出来表示一下。这样，舞龙舞狮的乡民，得到了相应的报酬，而看热闹的人，得到快乐，而单位和商家，讨了吉利，皆大欢喜。现在活生生把舞龙迁到一个不相干的地方，这样的舞龙，不仅看的人麻烦，舞的人也没了好处，有谁还会干呢？可以说，这种迁地的决策，等于是扼杀了这项民俗活动，难怪进城的农民要不满意。
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跟政府处置不当有关。社会管理者要学会尊重老百姓的民俗，尊重民俗就是尊重老百姓的生活、尊重老百姓。当然，尊重的前提，是要对当地的民俗活动有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儿童被拐与社会管理
看网上消息，东莞千余男童被拐，后来平面媒体也报道了，还附有大幅照片，百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据很多家长称，自2007年起，已经有过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虽然当地政府认为家长们报称的失踪儿童数量有些夸张，但几百人肯定是有的。
如此规模的儿童被拐，说明在东莞这个地方，诱拐（据说还有明抢的）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一个黑社会性质的产业。
这样的黑社会产业，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是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往往伴随着黑社会的成长，黑社会跟正常社会一样，需要产业来维持生计，一般来说，做土匪强盗打家劫舍，并非黑社会的“正道”，因为这种行业比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围剿，他们的“正道”产业，一般是黄、赌、毒，除了这三样，诈骗和拐卖妇女儿童也是其中的大项，那时候，拐卖儿童被称为“拍花”，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可以用迷药把人迷住，使其自愿跟着拐卖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药把人迷昏，方便行劫。
那时，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组织的，盯梢、行动、转移、销赃一条龙，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有地下的“入市”，拐来的儿童，统一交由入市的黑社会老大销售处理。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市场，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较好，女童也有销路，一般是买来做婢女，或者养大以后卖给妓院。在清末的时候，拐卖儿童的恶谥，有时候也被安在西方来的教会头上，但最后核实的结果，会发现其实都是黑社会为了转移目标制造的谣言。
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候，黑社会往往不发达，因此拐卖儿童的也比较少见。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存在各种乡社组织、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卖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
但是，到了近代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结果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的帮会和秘密宗教，一度占据了社会的小半壁江山，上海的帮会老大被人称为“闻人”，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秩序。直到抗战前夕，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政府对于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点门路，但这个过程又很快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少在人口与社会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处于转型的当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地点、单位索入，大体跑不了。改革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的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社会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
东莞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黑社会的这一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他地区，也有抬头之势）。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人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不消说，这种黑社会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但是，真正想要使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应该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得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当地居民身份，同时完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流动人口，处于可以追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黑社会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拐卖儿童这样的恶罪，也可得以有效控制。
不能用一个错误修正另一个错误
这年头，政坛的新闻总是比较多，不仅多，而且具有某种娱乐功能。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女士，建议国家垄断城市路面停车场，大幅度提高停车费，用来补贴公共交通，从而减少汽车导致的空气污染。（据2009年4月24日新华网）
现在汽车尾气污染很厉害，据说已经成为空气主要污染源之一。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汽车保有量，这种方案已经被人提过多次。而吴常委建议的创意，在于国家垄断停车场，“大幅度”提高停车费，比如从1小时10元，提高到20元。据说，这样还可以增加就业（不知道根据何在？现在的停车场人手似乎早就满了）。
吴常委的建议，肯定会令有关部门欢欣鼓舞（当然也有副作用，到底归谁垄断？也许会有一番竞争乃至厮杀），但是老百姓肯定不会高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家垄断的事业，似乎对老百姓都不怎么样。石油垄断，国外涨价，咱们跟着涨，说是跟国际接轨：国外降价，咱们不降，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电讯费用，硬是比香港贵十倍以上，移动通讯，某些地区到现在依旧坚持双向收费：公路收费，原来说的是收费还贷，一垄断，贷款还完了，收费却没完没了。眼下吴常委提议停车场也要垄断，而且大幅提高收费标准，小老百姓一听，明显的感觉到腰包又要瘪了。只要垄断了，不用提，后面将大幅度涨价，想怎样就可以怎样，提到每小时100元，老百姓也没辙，要不怎么叫垄断呢！
咱们再来看看吴常委的提议的后果。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汽车，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那些经常开动的部分，属于公车。这些年来，中国人的公车增加速度，绝对要高于私家车，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那些实权部门，公车和变相的公车，居然可以达到人均一辆甚至1.5辆，某些大型垄断国企，比如石油部门，则达到人均两辆甚至更多，连专职的司机都两辆车，一辆公用，一辆私用。公车改革喊了很多年，方案提出无数，就是改不了改不动。这样的公车，根本不在乎停车费多少，如果停车场被国家垄断了，正好钱从这个口袋进了那个口袋，所以，提高停车费，对这部分车没用。对于私家车，提高停车费，的确可以起到缩减保有量的作用，或者让它们少出来上路，但是，少出来之后，停车费的收取，也会减少，自然也起不到补助公共交通的作用，公共交通事业也还是发展不起来。
有权者不在乎收费，因为可以报销，有钱者也不在乎收费，因为那微不足道。只是苦了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的经营成本会因此而提高，更苦了那些开破车代步的小白领，公共交通没有起色，代步的小车成本大幅度提高，不用呢，要迟到、丢工作，用吧，停车费大幅度提高，每日得多掏多一倍的银子。吴常委的提议如果真的实行了（这个可能性还真不小），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公车改革彻底泡汤，公车数量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增加，私家车保有量萎缩，尤其是小排量的车更加萎缩，收费员的就业没增加，小白领失业率提高，中小企业破产增加，也顺便增加失业，可尾气污染却依旧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