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恰在于，即便是耗神费力的动员，统购统销的任务还真有可能完成不了，事情的关键在于当时农村的经济结构，土地改革虽然把农村的宗族和乡社乃至一部分经济互助组织都摧垮了，但遍布城乡的市场网络却还完好无损，这个网络上接城市工商业甚至海外贸易，下连广大的乡村，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而且在近代化过程中实现着某种现代性的转型。由于中共建国以后一段时间战乱消失，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政策，加上土改之后土地占有的平均化，小农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市场的恢复乃至繁荣。中共在建国前就存在的国营消费合作社系统，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成气候。无疑，这个市场网络是统购统销的天敌，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它摧毁，为此当时的中国政府，花大力气对私商进行了围追堵截，找各种借口加以严厉取缔。但是，即使取缔了所有的坐商，城乡的市场网络依然摧毁不了，因为，这个市场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己的，你可以砍掉它的枝叶，却难以挖掉它的根。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从手艺人到工匠，从商人、经纪人到三姑六婆之类的媒婆、巫婆、神汉，以及医生和教师，他们包办了农村的各种事务，可以满足农民在生活上的各种需求。但是这些人的职业，又都是半个，也就是说，教书先生也罢，巫婆神汉也罢，他们同时也是农民，离不开自家的田地。一个市场上的牙子，在交易的时候他是经纪人，但交易结束了，他又成了农民，市场上经销、运销粮食和农产品的商人，实际上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其本业也是农民。这种“半职业”的特点，使得政府想要彻底摧毁农村的市场网络，变得十分困难，这些人在风声紧的时候，就偃旗息鼓，变成了农民，一有机会，就又冒了出来。土地改革摧垮了农村的土地精英，但这些半职业的专业人士却大体完好，某些兼做“专业人士”的地主富农，在土地被分掉之后，他们的“专业”活动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农村的市场网络，至少在统购统销推行之时，依然盘根错节，根深叶茂。
农村市场网络的根，植在小农个体经济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中国的农村，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多数地区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是为了出售才生产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表明，现代城市和交通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市场网络也具有了某种现代性，集镇的贸易量增加，每周的“市场时数”增加，坐商与行商成比例增加，以及经济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商人现代化了，而农民只作为被动的被剥削者存在，事实上，农民也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他们也在跟着进步。中国的小农非常类似美国的农场主，只是经营规模要小一点而已，这些小农场主，已经习惯了跟市场的连接，无论是参与市场贩运的“半农民”，还是单纯出售农产品的“全农民”，市场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出售或者倒卖农产品，是农民的基本谋生途径，只要农产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就要通过市场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实现家庭的财富增值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征购，实际上是断了农民的生计，势必会引起农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事实上，下决心推行这一政策的人知道，这样严重损害农民的举措，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乃至反抗，毛泽东甚至说农民会因此“打扁担”。事实上，统购统销的推行，阻力相当大，尽管土改刚过，原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已经被摧毁，农民对来自上面的暴力记忆犹新，不可能马上出现有组织的反抗，但绝大多数人不情愿、不满意是肯定的。据当时新华社的内参反映，相当多的地方都出现了农民因此而自杀的现象。由于农民普遍而强烈的抵触情绪，所有的开会、宣传、鼓动，党团员带头，以及分化瓦解、孤立部分等等动员方式，都不太灵光，大多数地方，为完成任务，只能依靠派民兵挨家挨户去搜（这个过程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暴力胁迫），一搜就连种子口粮都搜走了，为了防止农民饿死，又必须返销，返销的粮食注定比征购的价钱高，这样一来，农民的不满情绪就更大，阻力也就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抵抗征购。事实上，在1954年，已经出现农民瞒产、软磨硬抗、收买干部以及威胁来年不种地等反抗现象。
为了完成征购乃至围堵私商的任务，为了瓦解和镇压农民的抵抗，政府只能动员更多的人力，但是政府工作人员毕竟有限，所需的人力大多数还是来自农村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依靠村干部、党团员和民兵，然而这些不吃皇粮的人，其生活基础依然是农村的个体小农经济，国家统一强行征购造成的农村生活的凋敝，他们迟早会有所感觉，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征购在基层的动员力度就可能下降。一方面是征购动员力度的下降，一方面是农民抵抗力度的增强，结果很可能是统购统销政策的流产。
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条是放弃统一征购政策，回归市场。一条是釜底抽薪，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而且是高层次的合作化，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的生活资料归公，将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同时将农民的生产生活集体化、军事化。换言之，就是让农民手里不再有属于自己的剩余产品，这样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市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显然，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正因为如此，1953年之前十分谨慎的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在统购统销推行之后，猛然之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行，在两年多（对于80%左右的农户而言，仅仅是一年工夫）的时间里，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90%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合作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单干直接跃进到了土地和全部生产资料充公的高级社，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的互助组、初级社的过渡。以如此高的速度推行一种涉及千百万农户生活方式改变的“变革”，即使这种变革原本对农民有利，也会在推行中变了味，更何况这种实质是剥夺农民的根本改变，于情于理，都是农民所不情愿的。当然，对于中国的党和政府而言，是相当有利的，他们只是把原先用在统购统销上的动员和强制，加大一点强度，转而用在合作化运动上，从而可以指望实行一劳永逸。
当然，农村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在控制最严的时代，在严刑峻法之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黑市交易也没有绝迹，农副产品的市场，更是以顽强的生命力，为自己争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合作化之后的农民，毕竟已经变成了“国家农民”，而且是剩余和自由几乎都没有的“国家农民”。保障城市供给和工业化建设的农产品统一征购，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了问题。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导致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使得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被窒息，仅仅依赖农业的微薄剩余，显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只是农民却因此被限制在半饥饿的状态。不过，在政社合一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结构里，极度有限的剩余资源只能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中只有沾“组织”边的人才会获得好处，农村干部自然会牢牢地依附在“组织”上，合作化前那种动员力消退的担忧，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参考资料]
高化民：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乡下人的革命性
在中国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工人阶级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待在城里看热闹。
原因很简单，当年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惨，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
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
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也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结合。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过去的劣迹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仅遮百丑，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积极和忠诚被说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更高道德的禀赋，相对于这种更高的道德，过去不为人齿的德行自然化为小节了。
正因为如此，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滥变为村里的人上人。而当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牺牲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来，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依然会得到认可。 《林村的故事》里，“四清”运动中那个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透顶无赖林山（这在农村一般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居然恩将仇报地把将自己妻儿养大的族兄诬为漏网地主，但是这种被村人公认的“没天理，丧天良”之举，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队的支持，结果是好人反遭恶报，被斗得半死。在这里，并没有人认可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工作队鼓励的只是革命的积极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网的地主，那么，只要合乎这个大目标，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让路了。
不过，虽然不断地有“勇敢分子”掺和进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进了革命队伍的游民，无论如何都要收敛自己的积习，除非你战功赫赫，升到了某种特别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仅共产主义道德要讲，而且讲得颇有清教徒的味道，从某种程度上讲，“勇敢分子”也是被利用的角色，一旦革命的气氛已成，农民都跟进了，如果老三老四还是恶习不改，有损党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是会被抛弃的，只是抛弃他们的时候手法比对阶级敌人要温柔多了。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个已经失势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农民党员，天天挎着个脏兮兮的几乎看不清颜色的书包到处走，周围几个村庄，只要谁家请客，准有他在座，号称是“请客不请我，这事犯啰嗦，多我一双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请他，他还真的就给你捣乱，重则找借口反映你的“情况”，轻则上门撒泼耍赖。如此坚持继续革命十几年，虽然已经失势多年，却从没有人把他怎么样过。
好在农民虽然缺乏革命性，但并不缺少革命的跟进性，尤其当一个新世界被昭示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承诺自然会带来许多的希冀，特别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毕竟还在弥漫，至少在中下层的干部中间还被视为美德，被革命请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换一副面孔混迹革命，那么在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往往会被淘汰，被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取代，革命的纯洁因而得以保持；关键是解放以来，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狂欢，至少对年轻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满，农民还是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中跟进，以热情和积极换取那据说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的承诺。
虽然在大跃进到来的时候，美好的承诺变成了连年的饥饿，从此，农民对粮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进性懈怠了许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大家也还是跟着，虽然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对农村准军事化的改造，老的游民锐气已消，新的游民又无从产生，结果是在农村，革命自大跃进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降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