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夫子的信条。但是，信奉夫子信条的人们，也跟别的民族一样，偏是身体肤发遭难多。时代变迁，被杀被剐自不必说，剩下来的人，肤发往往还要遭受无妄之灾，格外受苦。比如满人进关，要大家剃头留辫子，一个大男人家，从前额到头顶全部剃光，后脑勺的一点头发编成辫子，不从就杀头，说是留发不留头。衣服也改，左袵啦，袍褂出来了。据说因为好些归顺汉臣的拼命争取，才争到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到待遇。女人可以不变，包括一双金莲。男人死了，可以按老规矩打扮。当然，变革还真的就平白导致死了一些原本老实的良民，后来历史书上，都说他们是民族英雄，其实，他们只是自己肤发的英雄，不，殉难者。
到了清朝灭亡的当口，在大家已经适应了脑袋后面的辫子，而且头顶头发已经剃不了多少的情况下，辫子又要剪了。不剪，新政府不干。农民只好躲着不进城，进了城给剪辫队逮住，就会像鲁迅小说《风波》里的七斤一样，咔喳就是一剪刀。剪了辫的人们，没有像今人一样讲究剪个发式，只是长长地披在后面，像现今时髦的歌手。好在，当时穿什么没有硬性规定，以至于旗装，无论袍褂、短衫还是女人的旗袍，经过改良之后，反而成为民国的流行服装。
以上是时代变化，当局强迫的涉及肤发的变革。但有的时候，时代变了，某些当政的人们，却不太希望变，尤其不喜欢涉及肤发的变革。对于很多头脑冬烘，思想保守之人来说，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固然看不惯，兴许还能忍，但是最不能忍的是身边人衣着和头发的变化，对女人的这方面变化，更是敏感。
戊戌变法时，广泛流传于京城旗人之间的一个谣传，就是光绪要剪辫子，穿西装，在肤发上，变祖宗的规矩。据说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从颐和园回宫，痛骂光绪之时，骂的内容就有这一项。当然，当时的光绪是冤枉的，别说皇帝不敢，就连当时最激进的康梁，大概也没有这样想过。真正实践了这一点的，是光绪下面的宣统皇帝溥仪。可惜，西装革履的他，已经退位多时了。
在溥仪穿西装的时候，中国人，或者说某一部分中国人最不开心的事，是女人剪短发和旗袍裙装露胳膊（只是小臂）。某些情绪激动的军阀，还组织了执法队上街，看见剪短发露胳膊的女人便抓，说这些女子肯定是激进党。没有权抓人的遗老遗少，则一面隔着手指缝看，一面痛心疾首，感叹人心不古。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感喟，在改革三十年间，再度重演，人们的肤发又有了古老的麻烦。首先是跟肤有关的着装，民间先是跟着香港电影学穿喇叭裤，带太阳镜，当时叫蛤蟆镜，时髦的是镜片上带着外国字的商标。此风一兴，舆论一致声讨，报上连篇累牍地批判，电影里，凡是街头流氓，一律喇叭裤太阳镜，以示丑化。学校单位也纷纷制定各种措施，强力遏制。后来牛仔裤登陆，命运也类似。媒体上来就批，有的报纸非常认真地请来专家，进行医学考证，证明牛仔裤无论男女，穿上很不利于生理健康，甚至危及子嗣，把孙子都耽误了。至于迷你裙和比基尼，遭到的围剿就更多，因为一向社会舆论，对于女性的身体肤发，要求都比男人更苛刻。但是，女性在这方面的跃进的步伐，偏偏比男人动作大。结果，当女性着装突飞猛进地暴露起来的时候，原来的喇叭裤牛仔裤之类，反而没人注意了，悄然取得胜利。
着装尚且如此，头发的命运自然更加多舛。好在，这回的厄运，主要体现在男人身上。改革不久，女人的烫发就开始流行，越烫，越跟国外接轨，舆论只来得及嘟囔几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罢了。可是男人比较麻烦，开始复古。结果，不肯剪发，留长头发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一律遭受讨伐。如果碰上个把不仅留长头发，而且梳了小辫子的男人，大家把他扭送动物园去的心思都有。领导自然更是看不惯。记得很多机关做出规定，什么样头发什么样穿着的人，不许入内于云云。
变革中的肤发遭遇，说起来都是枝节小事，但都跟政治有关。如果说身体政治，这种肤发问题，才是真正的身体政治。当年的留辫子和剪辫子，背后的政治含义，是归顺——或者归顺满清，或者归顺民国。后来的旗袍露胳膊，其政治含义，则是风化。因为当局要整顿秩序，风化当先。再后来，则是担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污染，因为，喇叭裤也好，牛仔裤也好，迷你裙、比基尼也好，都来自外面的世界。虽然，看不惯的人，骨子里跟当年的遗老遗少一样，想的其实还是风化和道德。
不用说，这种身体政治，真正涉及千家万户，跟老百姓有切肤之痛和切肤之痒。肤发问题解决了，开放才真的算是开放。好在，跟当年民国人们痛心疾首旗袍露胳膊时一样，越是痛心疾首，旗袍露得就越多，从小臂到上臂，最后连袖子都没了。这回，牛仔裤们也是这样前进着，当牛仔迷你裙都风靡天下的时候，大家对什么都习以为常了。身体的开放，跟政治的开放，终于有了那么点若隐若现的关联。我们这个民族，从上到下，对于外面的事物，容忍度终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
肤发的开放，最终会影响思想的解放。还别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