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叠床架屋加出来的机构，胀到了连朝廷都忍无可忍的时候，冒出一个胆子大的当家人，大胆改革一下，也许有被裁撤的危险。但是，像郑州养狗办这样的机构，尽管没编制，名称也不大好听，但一般没有这个风险。道理很简单，别个添加机构，需要财政出钱养着，养的太多了，财政不胜负荷，就得裁撤。而养狗办，有收费的功能，自己收费自己花，收多了，兴许还能上缴一点儿。只要人们肯缴费，机构就黄不了。好像前一段钓鱼执法的上海某些区的交通执法大队，也是这样的机构。本来查黑车，整顿交通秩序这种交通执法的事，是交警的职责，但把查黑车一项拿出来，成立交通执法大队，多半是为了养人。如果这种机构属于常设的，那么交警干嘛去呀。同理，只要能从查黑车中弄到罚款，这个机构无论怎样妾身未明，都可以活下去，且活得相当滋润。只是，交通执法大队，没法养狗办一样，按狗头收费，每年上千万的收入，花都花不了。得想办法经常出国考察，考察国外的先进经验才行。黑车是越查越不好查，这才有钓鱼的下策。
比较起来，这种能收费的临时机构，只有清末某些大办洋务的督抚兴办过。当时，一些督抚们比较热衷办新事，办一事，就委派一员，人称“委员”。好在各省都有一堆候补的官员，挑出有来头，或者给督抚递过包袱的（行贿），派下去就好了。比如练一队新军，要派员，开一个矿，要派员，办一个学校，也要派员。买一台机器，也要派员。最稳当的委员，是有收费权的。那时候，官员没今天这样聪明，不知道连养狗也能收费。能收的，只有田赋、盐税附加和厘金。如果某委员兼一个厘卡的总办，这个委员就连同自己办公室，变成铁打的江山，任凭政坛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时间久了，很多厘卡，也就纷纷变成了自收自养的机构。自己收费，养自己的人，一分钱都向上缴不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路矿学堂读书时实习的那个国有煤矿，采了煤抽水，抽了水采煤，收支相抵。
外人看起来好奇怪，既然对政府没有任何用处，政府干吗非要设置这样的机构呢？难道设置这样的机构，就是专门为了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的吗？非也。这样的机构，对政府固然没什么好处，但对于大量涌入或者即将涌入官场的人们，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地方政府找到了安置这些人，却又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的办法。
曾经的钓鱼执法
上海几个区交通执法部门为了打击黑车，开展钓鱼执法行动，三钓两钓，钓到了一个倔主头上，宁死不认账，断指明志，惹出了麻烦。在网民的巨大压力下，上海有关部门只好出面纠正。一时间，钓鱼执法成了网络一个新名词。其实，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儿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的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叫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儿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儿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色牌照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瞎了眼的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路倒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妓女，扮成良家妇女送上去，假装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贪色，趁机占了妓女的便宜，那么，马上麻烦就来了，马上就有人打上门来，当场抓住，说是拐带。自然衙役随后不请自来，连唬带诈，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盘缠掏空了才能脱身。这叫“放鸽钓”。
除了衙役，有时候正经的官员也会干钓鱼的事。衙役钓鱼只是图财，官员如果钓鱼，就往往是害命了，黑得厉害。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那个人过不去，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把柄，就会授意一些江洋大盗来攀这个人。一攀上，就非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圣叹等人痛恨县令贪渎，趁顺治帝驾崩去孔庙哭庙，大搞学生运动。惹恼了巡抚大人，要杀这些秀才以儆效尤。于是就让落网的海盗攀上这些秀才，说他们是一伙的。于是秀才就成了海盗内应，大才子金圣叹的脑袋就落地了。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钓鱼不是什么新发明。还好，上海某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只是跟前辈学了图财之一技，没有深入下去害命。所以，被钓的鱼们，无论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天下何处不衙门
有人送了我本书，名曰《天下衙门》，讲的是古代衙门里的那点儿事儿，何为书吏，何为衙役，何为师爷，他们都干什么。这种书很好，让人了解古代的衙门是怎么回事，但也有缺憾，就是对现在的衙门不置一词，现在的衙门叫机关，里面虽然没有了书吏、衙役和师爷，但变相的书吏衙役和师爷其实一个都不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衙门，门口多，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衙门口，现在几十上百的大门口，而且门口里面的副职很多，总的说起来，现在的衙门口，清官大老爷多，甚至比事实上的书吏和衙役还要多。
自打我跳出来批评大学是衙门以来，很多朋友都说我少见多怪，说是天下哪里不是衙门？大学是衙门，中学小学就不是了吗？银行不是衙门，医院不是衙门吗？连国企都是衙门，我一个中学同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组织部工作，勉强做了两年，死活要到第一线干技术去，结果留在组织部的同事，现在都变成了首长，只有她现在什么都不是，提前退休。没错，后来我陆续打听，果然这些地方，凡是官家办的，都是衙门。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我的学生，还埋怨我当初给他们支招，非要到第一线做技术，结果耽误了前程。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衙门已经扩展到了民营企业，一些民营老板有了点儿闲钱，就开始在自己的企业里，也比着机关设置机构，封官拜爵，自己大过大官的瘾，一直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才能回归原来的游击队体制。
说也奇怪，人们都知道官僚机构办事没效率，凡事只要是官办，大抵脱不了少慢差费四个字。不光中国这样，西方发达国家，也好不了多少，官僚机构，都摆不脱官僚气息，没有高压，效率都谈不上。中国古代老百姓说：“官屋漏，官马瘦，官客厅，鸡粪臭。”后两句需要解释一下：过去的县衙，跟居民区接壤，总免不了窜进鸡鸭鹅狗，拉屎拉尿，衙役们懒得收拾，也只好任其臭下去。看来古代人就知道，官家的事，肯定是办不明白的，因为那是“公家”的事，没人操心。
应该说，这种状况，今天并没有改善。凡是官办的事，多半少慢差费，官家的采购，多半质量最差，价格最高，买来还没法用。官家的工程，多半成本最高，如果监理再马虎点儿，质量肯定最差，弄不好就是一豆腐渣。所有的商家，都特别喜欢跟官家打交道，只要官道走通了，什么烂货都能卖出去。 客观地说，官办的事，未必都办不好，如果主事者懂行，而且有责任心，也一样办得不错。可惜，但凡官办的事，多数主事的人，遵循的往往是官僚逻辑，而非专业逻辑。世界上的事，有千行万行，大多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官家的事，恰恰不遵循专业的思路来，总难免有强烈的干扰，主事者真的按规矩来了，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于仕途上大抵有碍，主事者不是傻子，谁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学校也成了衙门，医院也成了衙门，银行也成了衙门，天下衙门。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工农兵学商都是行政单位，全国一盘棋，全国一个大衙门，最后发现，虽然全国一盘棋，但全国不挣钱，没效益。改革改革，官退民进，让出了一些领域，不再由官家包办，因此，GDP翻了几百倍，让世界吓了一跳。
当然，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民怨。如果官家不包办，维持超然的监管和裁判者的地位，收益最大，而损失最小不说，民怨也不会一股脑都揽到自己头上，把所有的雷，都自家顶着，把所有的民怨都自己担着。
一年之痒 张 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