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态度
关于读书，有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态度。有人说，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那么见仁见智，或者恭敬或者轻慢，基本上只能悉听尊便。不过，话说回来，既然要读书，文本还是第一位的，就算是六经注我，也不好视六经为无物，不然，有“我”就好了，干六经底事？也就是说，只要读书，多少得对你选择的书有点儿尊重，即使是创造，也不好天马行空地过于豪放。
不幸的是，读书的结果，往往是在使人们知识和见识增加的同时，也使得他们自负起来，越读越以自我为中心。眼下，国家据说在往现代社会挺进，而读书人则先一步跨进了后现代，读了几本书就纷纷操刀解构起来，在解构的过程中，“自我”往往膨胀得很厉害，眼里看到的往往是书中的毛病，也就是说，看到的是自己的高明。有这种习惯和爱好的人，最好能看一看徐复观先生的问学回忆。徐先生立志向学之前，跟在大陆学界很有名气的黄仁宇一样，是国民党军人，不过，徐比黄要混得好，四十岁上下就已经官拜少将，而且进入了蒋介石的幕僚圈。大陆易鼎前徐复观弃政向学，最终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海外新儒家的重镇。在他看来，他成就学问的转折，在于熊十力先生的一骂。
那是1948年，有点儿厌倦了政治的徐复观前往熊十力处问学。此时的徐复观，虽然一直从政，但在线装书上下过功夫，又留学喝过洋墨水，于新学旧知都有根底。不想，见过熊十力先生之后，先生让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虽然此书他已经看过，但在熊的坚持下依然又读了一遍，再去见先生，先生问有何心得，于是他说了许多此书的毛病，不料先生勃然大怒，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干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
这一骂，据徐复观说，把他彻底骂醒了， “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从此，使他在“个人的肤浅”中挣扎出来。
徐复观先生在大陆学界名头很响，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两汉思想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作。但这本《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却更让人感到亲切，书中展示了一个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学人的心路历程，里面有政坛的风云，军界的烟尘以及他儿时的辛酸，更多的却是他读书求学的心得，这心得，在一篇篇专论中，也在给儿女的书信里，娓娓道来，透着一个学人的恳切和真挚。
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什么都可以丢开，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实在被逼到墙角了，高尚一点儿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而品性差一点儿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 “吃”作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奔”，到底是奔窝头加咸菜呢，还是奔烧饼夹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谖感慨怀才不遇，弹铗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
国人有福，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虽然农民还很苦，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计，一亿上下总是有的，从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如果搁在20世纪的70年代，这些东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该知礼义了，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儿了。可是，情况很不妙，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因为上学要考试，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比如大量的教辅），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财大气粗，日子过得滋润。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
无可讳言，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现在的国民不喜欢读书了。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地多了起来，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至于后一种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因为消费周期过长，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在市面上，50～60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读书人都会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但是同样是这些人，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K歌的钱，一般都要超过此数。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50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下饭店吃饭上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理由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等，等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撮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K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
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儿奇怪吗？
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儿问题了。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坊间传说的历史热，说起来已经热得有日子了，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流行榜，排在前面的，总会有几本跟历史有关。这在当下这个主流历史界式微，大学历史系招生都困难的时代，显得相当吊诡。更吊诡的是，眼下畅销的历史类图书，不仅读者多半是年轻人，连写者也是。
好多年了，中国一直处于变革的激荡中，能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年大仙们很活跃，挣了不少有钱和地位、但看不清未来人的银子，但即使是大仙，百分之百也说不清未来的变化，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笃信大仙的能人落马或者破产。年轻人的历史热，好像也属于这说不清道不明变化的一部分，不知怎么就来了，什么时候走，没准。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历史有什么用》的文章里说过，探究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设想，如果一天早上，你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你是谁？从哪儿来的？你将怎样生活。人类学家发现，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传说，这种传说，就是人类对自己来源的一种说法，无论是来源一只鸟，或者一只狗，反正得有这么个说法，否则整个民族活着就不踏实。人类也许可能一阵忙于捞钱，一阵忙于打仗，但忙活够了，总要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周期性地抽风，展示一下自己对历史的热爱。
历史上的中国，是具有世界上最完整历史记录的国度，记录和解说历史，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爱好，传统图书分类：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史占其一，其实其他部分也有历史的成分，连过去神圣的“经”，也被人说成“六经皆史”。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精英不说了，即使是平头百姓，也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民间通俗文学，大抵要从历史当中寻求故事的资源，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来说去，里面的人物故事，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演绎出来，添油加醋，就成了讲史的小说和戏剧。当年的说书人，巧舌如簧，说诸葛亮死，小儿出啼，说曹操篡位，大人切齿。往昔然，今日亦然。
从文学性的叙事里出来，有好事者心有不甘，要追究里面的真实。可惜，直接啃二十四史，啃资治通鉴，未免过于艰深，满满一架子，我生有涯，如何读得完，啃得下，历史系的教科书，近人编的通史、断代史，又干干巴巴，味同嚼蜡，不，应该是嚼僵尸，能硬着头皮嚼上几口的人，多半需要坚强的耐性和同样坚强的抗吐能力。于是，局面就变成了这样——一小部分多看了几本书，据说是啃过一点儿二十四史、通鉴、实录加上不少野史之类的年轻人，自己动手，先在网上写史，用自己的风格写，写成70后风格的，有十年砍柴，有赫连勃勃大王；写成80后风格的，有当年明月，各树山头，各拥粉丝，有时候还免不了有一点儿小小的“械斗”。
历史热的背后，有对真实的追求。每代新人成长起来，都不免有被上一代蒙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们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场景中，格外的强烈。年轻人赶上了窗户和门都打开的时代，封闭年月的教科书教给他们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无法忍了。无论受了教科书和老师欺骗的刺激，还是想要探求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反正，现在年轻人写历史和读历史的冲动，很大部分来源于给我真相的内心渴求。这其中，最坚韧的刨根问底者，肯下点儿功夫的，大部分成了写手，尽管这些写手，原来都未必是学历史出身，但是，着了魔似的兴趣，让他们钻进了故纸堆，钻了多深，我不知道，但人家肯定钻了，虽然未必知道怎么做历史的学问，却也不耽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写出来，越写，越有模有样兼有声有色。自然，看得也亦步亦趋，书出来就买。其实，过去年月里也有通俗历史的书写者，比如蔡东藩，比如林汉达，比如黎东方。可是，当代年轻人读史，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喜欢读自己人写的书，好坏不说，人家是自己人。读小说如此，读历史，也如此。这些年，有好事的出版商出版上述几位过去的红人的著作，可惜，一本也火不起来。
跟追求真实结伴而行的，是对历史的恶搞。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很长一段的故作端庄的时代，而我们中国这个时代格外的长。端庄的时代，是需要榜样的，凡是被列为榜样的历史人物，都得端着，如果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端着，死了之后，就由后面的人替你端着。这种被挑拣出来作为榜样的人，一出生的第一声哭啼，如果不是首歌的话，也应该与众不同才是。古人忽悠能力比较弱，说到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出生，无非是红光满天，异香满室，说大人物小时候特别出色，也无非是三岁让梨，五岁偷光。哪里有后来人这样的本事，只要想宣传一个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模范，立马这人就变成神了，漫说没有七情六欲，就连拉屎排泄都给遮蔽了，一辈子都不上厕所，随便做个什么事儿，都有深刻的意义，连日记都记好了留给后人看，不，学习的。害得至今为止，若干大人物，至今还患着时刻端着的时代后遗症，现在伟大了，过去的事也都只能伟大，如果谁指出来说你当年也在人家墙根下撒尿来的，坚决不认账，写出来的文章，不能有一个错，谁说我有错，我就跟谁急，跟你打官司，封你为咬我的专业户。
充满了端着的人物的历史，让现在的年轻人看了，如果不生出恶搞的心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恶搞是他们的反抗，也是他们的狂欢，更是他们的生活。西方的年轻人已经搞过了，有恶搞，也有善搞，过去的神话包括神话人物，都搞成了玩笑、嬉皮、波普，严肃而端庄的标准像，统统进了哈哈镜隧道，出来之后，成了什么，只能听天由命。这个路径，我们的年轻人也在顺着走，当年的大人物，反正都得经过这一遭，早晚躲不过去。如果说，现在的场景荒诞，其实，当年端着的历史，也未必就不荒诞。
历史从来都反复演绎这正反交替的戏剧，今天有了网络，把年轻人都扔进这网络，故事就变得很不一样了。网络是个人人的可以发表的江湖，只要发表出来的货色有特色，就不愁没人捧。网络也是一个作品随时可以遭遇批评的战场，任何作品，有人捧就有人砸，立竿见影。想要端着难，造假更不易，不知道那天就冒出一个较真的，西洋镜立刻拆穿。但是，在网络上历史写手和拥趸，就如同现实世界的歌手和粉丝，历史写作和欣赏，就像一个娱乐场，认真、探索和较真，都在嘻嘻哈哈中发生。网络里的历史写作和阅读，没有研究的份额，连注释都没有人乐意去看，自然也就都没了注释。
因此，即使成了名的写手，也很难再迈出一步，进入历史研究的场域。整个国家，依旧是经济和市场的天下，聪明一点儿的学生，都拥到时髦学科，经济、金融、外贸、计算机等行业里，历史学科日暮途穷，气息奄奄，即使北大最牛的历史学教授，也招不到好一点儿的学生，连一向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也日落西山，成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玩意。通俗历史的高度繁盛和历史学科夕阳西下同时存在，形成了奇特的社会景观。
显然，这样的历史热，是热不了多久的。浮在水面的历史故事，很快就会讲完了，历史真相的真正发掘，有待于汗牛充栋的资料积累，有待于披沙拣金的史实考证，更有待于建立在长期历史阅读和考证上高屋建瓴式的论证。但是，我们这个经济过热时代的特色，是人文学科的极度衰落，历史也是如此，不仅面临着从业者后继乏人的窘境，而且需要面对整个社会和体制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