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晁错
这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说，阐明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sì）之，织而衣（yì）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①，汤有七年之旱②，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wú）天灾数年之水旱③，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zhuó），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④，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wú）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wǔ），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⑤，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xiè）⑥。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⑦：“有石城十仞⑧，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wú）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⑨，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①尧、禹有九年之水：相传，尧治天下时，遭遇洪水。尧命鲧治水，结果九年大水不息。后来，禹治水成功。所以，这里这里把尧、禹并在一起来说。
②汤有七年之旱：商汤在位时，曾遭遇旱灾。有的说旱灾延续了七年，有的说延续了五年。
③亡：通“无”。
④石：古代计量单位。或量轻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或计容量，十斗为一石。
⑤县官：汉代对官府的称谓。
⑥渫：分散。
⑦神农：传说中原始社会中期的部落首领。
⑧仞：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⑨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汉代二十级爵位中处于第九级。汉初制度，凡纳粟四千石，就可封为五大夫。
译文
圣明的帝王在位，老百姓不受冻挨饿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帝王能亲自耕种给他们饭吃，亲自纺织给他们衣服穿，而是在于他能够给老百姓开辟出获取资财的路子。所以，尽管尧、禹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是国家没有流离和瘦弱的人，这是因为他们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作好了准备啊。
如今全国一统，土地之广，百姓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代，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是贮藏积蓄却赶不上汤、禹时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生长庄稼的田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还没全部回来耕田务农。百姓贫困，就会生出奸诈邪恶的事情。贫困来源于物资不充足，物资不充足来源于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可能定居，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看轻家园，老百姓就会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离散四方。人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不会等到有了轻柔暖和的才穿；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不会等到有了鲜美可口的才吃；饥饿寒冷加身的时候，就顾不上廉耻了。一般情况下，人一天不吃上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没有衣服穿，即使是亲生母亲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如何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储备积蓄，让仓库充足，以防备水旱灾害，因此也就能够拥有百姓。
老百姓呢，做君主的之所以能够管理他们，是因为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选择东南西北。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都很看重，这是因为君主喜好的缘故。这些东西重量轻，体积小，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就可以周游全国而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离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家乡，使盗贼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方便携带的物资。粮食布帛，生在地里，成长于一定的时节，成熟后还需要人力收获运输，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几石的重量，一般的人是拿不动的，不会被奸诈邪恶之徒所贪，可是一天没有这些东西就会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财宝。
现在，一个有五口人的农家，参加公家劳作的不少于两个人，可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打柴草，修官舍，服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能够休息。加上个人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扶养老人，抚育子女，一切所需费用都在其中。他们勤劳辛苦到了这个地步，还要遭受水旱灾害，急迫而繁重的赋税，官府还要随时摊派，朝令夕改。有粮食时只能半价贱卖；没有粮食时，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产、卖子孙来偿还债务的事。而那些商人们，实力强的就囤积粮食，获取加倍的利息，实力弱的就开设店铺，经营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每天都在集市上转悠，利用官府急需物资的时机，以成倍的价格将手中的物品卖出。所以，那些商人家中，男的不用耕田锄地，女的不用养蚕纺织，但穿的必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是上等的粮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享有田地的收获。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富，交结王侯，势力超过了一般的官吏。他们唯利是图，相互倾轧，奔走各地，往来不绝，乘着坚固的车驾，赶着壮实的马匹，脚穿丝靴，身着绸缎，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民而农民所以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法律轻视商人，可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可农民已经贫贱了。所以世俗所看重的人，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商人；官吏所轻贱的人，正是法律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使国家富强，律令修立，那是不可能的。
当下的事情，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而要让百姓务农，就要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而今应该号召天下把粮食上交官府，纳粮的可以封爵，也可以免除罪罚。这样，富人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会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粮食富余的人。从有富余的人那里取来粮食，为官府所用，那么贫苦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法令一出百姓就能受益。顺应民意，好处有三：一是皇上用度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少，三是鼓励农业生产。而现行的法令规定：“百姓输送一匹驾战车的马，免除三个人的兵役。”驾战车的马，是国家的战备之物，因此可使免除兵役。神农氏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砌城墙，百步宽的沸水护城河，上百万的披甲军队，却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如此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重大的资财，是国家的根本政务。让百姓缴纳粮食，受封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可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和输送战马得到的好处相比，差得太远了。爵位，是帝王专有的，出于帝王之口而没有穷尽；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匮乏。得到高的爵位与免除罪罚，是人们十分渴望的。如果让天下百姓把粮食送到边地，以此换取受封爵位或免除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地的粮食一定会很多。
一文一语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