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赋作都比较短小，最长的应玚《正情赋》，也不过二百五十字；短的，曹植《静思赋》仅七十四字。在这短小的篇幅内，能更清楚地说明一些问题。这些同题共作之文，在内容、语言上多有雷同、类似之处；但其语言却颇为华丽，一则对句较多，一则藻饰烂漫。在上举曹丕《与吴质书》中曾详细、生动地描绘出当日侍游的场面，即“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往日可堪追忆；但是，没有真情实感，或切肤之痛，只是侍从、应命作文，恐怕大多只能就常情立意，而在辞采上下工夫。对此，刘勰曾认为昔人是“为情而造文”，而今赋颂却是“为文而造情”，根本原因就是心中没有感触，“心非郁陶”，只能“苟驰夸饰”了。徐公持也说：魏晋时大多数赋作“篇幅短小，寄托或有或无，即使有所寄托，往往寓意不深，主要以描写精细巧妙见长，逞词使才的色彩很浓，甚至令人感到文士们撰写这些作品是在互相比赛技巧和辞采。”只不过，可能限于篇幅、体制，刘勰没有具体指明“为文而造情”的途径。这一点却可由第二例中寻求答案。“为文造情”，除了藻饰、偶对外，就是隶事了。“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建安诸子所隶之典，多是经书，偶尔出自史书，或子书。对此，《文心雕龙?事类》有一个清晰的概述：
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张班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护，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刘勰所说的“捃摭经史”的情况，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之所以如此重视经书，按刘勰“宗经”的观点，即是“夫经典沈深，载籍浩汗，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为此，“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但深层次上，却是汉武帝以来以经学察举、重视经学的遗习。不过，由刘勰所说隶事的两种情况，即“略举人事”和“全引成辞”来看，此处更多的只是引用经书成辞，偶有涉及史书、子书的。如《文选》所选蔡邕《郭林宗碑文》，据李善注，就有《黄石公记序》、《韩诗外传》、扬雄《覈灵赋》、《西京赋》、《神仙传》、《典引》、《法言》、范晔《后汉书》、《易通卦验》、《汉书》、《孝敬援神契》等，《陈仲弓碑文》的情形也大致类似。至于“略举人事”，却不甚突出。也显然，这只能是一种低层次的用典，还远未达到六朝人化用、泯然无痕的境界。这正可说明在曹魏初期，虽有隶事较多，但其运用的技巧实在不甚高明——大多只停留在“全引成辞”、直接套用，或略作变更的层次，如上所举的“虽企予而欲往，非一苇之可航”，一看即知出自《诗经》，还远不能灵活点化、浑融一体，一如梁陈时呈现一种轻灵摇曳、动荡生姿的境地，这也正是初期不甚成熟的必然表现。如同样描写丽人，沈约《丽人赋》是：“响罗帷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格调明丽，一派轻盈、娇羞之态，顿现眼前。这与建安诸子《闲邪赋》之类的丽人描写，明显地不一样。与此相对应，是这一时期的对偶，也多为“正对”、“言对”，而少难度高一些的“事对”、“反对”；而且，即便是“正对”、“言对”，其工稳也颇欠缺。上所举例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初期的状态。
诗赋在整个魏晋南朝都占据主流地位，这从《文心雕龙》首先论述诗赋创作以及《文选》选文首选赋、诗中都能清楚地看出。而汉末以来，时人的文体辨析已日益明晰、细致和深入。《后汉书》记载当日著名文人的作品时，所列文体仅十来种，多为赋、诗、颂、诔、吊、书、赞、七言、祝文、连珠、笺、奏、论、碑、策等；曹丕《典论?论文》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据《全晋文》所录残片，已论及的有颂、赋、诗、七、箴、铭、哀辞、诔、碑、图谶、哀策十一种；陆机《文赋》论及的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据此，能看出除诗赋以外，多为铭箴碑诔等有韵之“文”。这或许就是时人最为看重的文体。为此，考虑到全面和代表性，这里选择碑诔、诏策、檄移、章表、连珠和书信等加以讨论。
碑诔：诔，据《文心雕龙?诔碑》，最早可追溯到周朝，《周礼?春官宗伯》载大祝掌六祝之辞，其六曰诔。《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表达对亡者的伤逝之感。诔，重在“累其德行，旌之不朽”。 至于碑，虽上古时帝王封禅树石纪碑，但直到后汉才较为兴盛，“碑碣云起”，蔡邕则为一代碑诔高手。其文体特征，曹丕认为“铭诔尚实”，挚虞则认为“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 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陆机《文赋》也说“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李善注为“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惨。”就是说，碑文强调征实、典正，诔文则又强调缠绵凄惨，能感人泣下。东汉到西晋，善为碑文的是蔡邕，至于诔文，则首推潘岳，作为精选多有定评的《文选》“诔、碑文”类，共选蔡邕二首、潘岳诔文四首，就看出其在时人心目的地位。但因受人所托，难免有“谀墓”的存在，蔡邕对此就颇多感慨。其碑文的骈俪特色，可见上文所论。就是说，碑诔文已向华丽的方向发展。
诏策：据《文心雕龙?诏策》，刘勰推崇三个时期的诏策，即武帝时期，“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明帝时期“崇学，雅诏间出”，及建安末潘勖《九锡文》，“典雅逸群”。这里，刘勰把诏策渊雅的表现推至汉武帝时期；那么，他推崇的“策封三王”的策文又是怎样的面目呢？《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载有元狩六年（前117）策封三王的诏书，为说明问题，仅选其一：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于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
显而易见，“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是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领域，其言辞倾向渊雅、深厚，自不待言。公孙弘为学官时曾上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 司马贞《索隐》曰：谓诏书文章雅正，训辞深厚也。就是说，诏书自需“文章雅正”，“训辞深厚”；关键是怎样才是“渊雅”，即“雅”呢？从上面“策封三王”的诏书中能看出，其不折不扣地是对《尚书》语辞、语调的袭用和仿作，或者说翻版，即本于经书立意。无独有偶，北周时，苏绰适应宇文泰政治改革的需要而仿《尚书》作《大诰》，以改革丽靡的梁陈文风，也是出于这种“典雅”的心理。这种以经书为典雅的观念，一直到曹魏时还是如此。曹丕《与吴质书》：“（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而《中论》，据《四库提要》，正是“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徐干《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徐干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得力于他饱读经书，“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弄清了“雅”的观念，再来看潘勖的《九锡文》。据《文选》卷三十五李善注，《九锡文》确实是多引经书之文，尤其是第一段，基本上完全引用、化用《左氏传》、《公羊传》、《尚书》、《论语》、《毛诗传》等。这也正吻合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的：“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总之，魏晋时，甚至到南朝，所认为的典雅，均是与引用经书密切相连，即本于经书立意，以训辞深厚、渊雅。或者说，皇帝制诏追求语言美化，以示训辞渊厚，更是西汉以来的一个传统。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议不举孝廉者罪诏》：“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就显示了由整齐对句而彰显的蹈厉奋发、铿锵有力文风。重要的是，因汉武帝尊奉儒家以后而形成的“引经据典”之风，该是这种“典雅”观念的远源。汉代经学自是极度繁荣，皮锡瑞《经学历史》就称之为“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进而辐射、影响到整个社会。为此，出于对经学的极端推崇，汉人在行文中多引经书之言，以增强说服力。
这里亦可以辞赋为例，“其高者颇引古训风喻之言”。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极盛时代》。
然自（司马长）卿、渊（王褒）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扬）雄、（刘）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也。
刘勰考察文风的转折而断以扬雄、刘向为界，实可商榷。实际上，董仲舒已发其端绪。他的《举贤良对策》已经屡次征引《诗》、《书》、《春秋》，甚至直接化用《礼记?乐记》中的成句。也正是这种心理，形成了汉大赋颇遭后人指责的一味模拟、陈陈相因的创作模式。
檄移：檄移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主要用于军事，“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刘勰也说：“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但是，后来檄移也用于教令，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就是鉴于蜀地人心骚动，汉武帝特意派司马相如到蜀地安抚并发布的檄文；正在这一点上，李兆洛认为：“教令所颁，亦谓之檄，非止用之军旅也。”因与兵革征战相连，檄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明白畅达，不迂回婉曲，“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以直达为上。也正因临阵对敌，宣示声威，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出师先乎声威，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檄移特别强调行文声势。《文选》卷四十四共选四篇檄文，《喻巴蜀檄》可能含有追溯源流之意，其余三篇都是魏晋时的作品，即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钟会《檄蜀文》。这也是三国激烈征战下的产物。这中间气势最壮的就是《为袁绍檄豫州》。文章写于官渡之战前夕临阵对敌之际，为壮大袁军声势，陈琳以如椽之笔，处处以夸饰、奇丽之语，将袁、曹对比，尽力渲染袁军的威力无比及曹军的不堪一击，“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焚飞蓬，覆沧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灭者哉？”为此，有时还不惜夸大、歪曲，甚至编造一些骇人听闻、人神共愤之事。对此，刘勰也不免略有微词：“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但不管怎样，层层烘托、铺叙，一气呵成，奔泻千里，效果自然非同凡响。《三国志?记载》了这样一仲故实，“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这一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其力量所在。不过，这种夸饰还是要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不能一味地无端生有，《檄吴将校部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一篇文章，据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即伐吴前夕。这时，赤壁之战的失败虽已过了八年；但在魏国再一次攻打吴国时，又不可回避；这样，自难措辞，陈琳也不得不引以他辞，而曲为解释了：“是后大军所以临江而不济者，以韩约、马超捕逸迸脱，走还凉州，复欲鸣吠。逆贼宋建，僭号河首，同恶相救，并为唇齿。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不管怎样，檄移是以声威、气势为重，这也是檄移的生命力所在，“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追求声威凌厉，张扬骋辞之风。阮、陈二人也可能正因辞采飞扬而得以任命为掌书记；这是因为，一旦遇到国家大事，或涉外事宜，曹操往往让人捉刀代笔，而绝不会以《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语气、行文来写作军国书檄。《三国志》卷二十一《陈琳传》所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裴注引《典略》说：“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都说明了这种情况。在此也不妨考察一下这四篇文章对偶、隶事的比率。整个来说，檄文中偶对并不很多，整齐、工稳的偶对又少之又少。不过，中间出现的一个情形却不可忽略，语句虽不偶对，但确实在以骈偶之辞来运思成文，如上面的“以韩约、马超捕逸迸脱，走还凉州，复欲鸣吠。逆贼宋建，僭号河首，同恶相救，并为唇齿”，虽不对偶；但连续三个四字句并列，语气连贯而下，又是何等的整齐。对此，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曾有精到的论述，他说：“由汉至魏，文章变迁，约有四端。”其中之一即是：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专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
这一点相当重要，一定意义上比单纯的对偶更重要，因为它足以代表时人思想的重要转变，即从无意为文、不甚重视到以文章为不朽、为勋绩的观念，再到以骋辞为手段达到这一目的。这种观念相当有力地促使文章骈俪化的发展。
章表：《文心雕龙?章表》载：“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曹公称为表不止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这里，有两个问题：一、被称为“台阁为式”、“天下第一”的左雄、胡广章表是怎样的情形？二、既然魏初表章“求其靡丽，则未足美”，则为何曹魏时的章表迅速地向骈俪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