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此，约尝侍燕，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即下层、庶民都可被荐举。次年，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梁武帝雅好辞赋，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焉。
“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一个“每”字，一个“辄”字，说明命群臣赋诗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更反映时人的热衷。不仅如此，如若文章写得好，甚至还可以借此免去罪责，上举丘迟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甚至，贵为帝王的萧衍还“每集文士策经史事”，即以隶事多少来考校学问。而“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治定功成，帝乃悦。”所说的“引短推长”，大致不外乎推崇、拍马梁武帝。但梁武帝还真的很计较，刘峻多疏了十余事，就为此忤了梁武帝。而沈约也因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等不中听的话，几乎受到严重的责罚。不仅如此，梁武帝甚至还组织一班人马编《华林遍略》以与刘峻《类苑》一争高下。这些都足以说明文学、隶事在梁武帝心中的地位。《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曾评“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一方面点出梁武帝的作用“敦悦诗书”；另一方面说明结果“家有文史”，这确实是实情了，就《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的记载看，往往表现为某种政治力量或制度，私人聚书达万卷以上的，基本上都出自梁朝，如王僧孺、任昉、沈约、张缅、张缵、萧纶等（见下）。刘宋时私家藏书见于记载的，仅有三例：褚渊、王昙首和谢混，数目也只有数千卷。
在整个东晋南北朝，梁代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文化较为繁盛的朝代，“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里，可从梁代私家藏书之多和类书的编纂看出当日学术、文化的繁兴。二，重视兴建学校。
梁代私家藏书的数量，从阮孝绪《七录序》即可窥其一斑。普通四年（523）阮孝绪编撰《七录》，其录图籍（内篇）共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卷；这之前，梁武帝对文学的作用，梁天监四年（505）编的《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则录图籍共两万三千一百六卷。十八年间，图籍剧增了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七卷（超过阮氏所录书籍总数的五分之二），这激增的数目就应是私人藏书的数目。因为阮氏著录的准则即是以“王公缙绅”之簿加以补充，“校之官目，多所遗漏”。时至今日，藏书数目具体可考的，有以下数家：
聪明过人，好坟籍，（沈约）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埓。
（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
（张）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
（王泰）少好学，手所抄写二千许卷。
（萧劢）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燕寿光，皆后来之选也。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刘）峻时贫悴冗散，治五礼，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
初，（张）缵之往雍州，$第一节 梁武帝与文学
论梁朝文学，资产悉留江陵。……及死，湘东王皆使收之，书二万卷并摙还齐珍宝货物悉付库。
遇侯景之乱，（萧）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付（马）枢。
（萧绎）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据《七录？序》“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以及《南史》卷七十六《阮孝绪传》“性沉静”，“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阮氏一生基本上足不出建康。因此，其所罗致的“王公缙绅”之簿，当大多就是居于建康及其附近的高门士族。上举也证实了唯有高门才可能拥有大量藏书：王泰是王僧虔的孙子，盖亦人事然也。
整个看，出自琅邪王氏；沈约出自吴兴沈氏；孔休源出自会稽孔氏，这些都是宋齐以来不折不扣的高门。张缵出继给从伯张弘籍，张弘籍是梁武帝的舅舅。张缅、张缵都以秘书郎起家，而秘书郎“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其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任”。说穿了，是士族才能享有的特权。至于萧绎、萧纶与萧劢，一个贵为帝王，两个为王室勋戚，自不必多说。”不过，修郊祀，这种学校仅限于“胄子”——即明显的贵族性质。情况稍微特殊一点的是王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似乎是贫寒士人；但其能参与竟陵王西邸之游，故才秀之士，历官尚书吏部郎、南康王长史、兰陵太守，也属显宦之列。况且，聚书不一定只靠家传，一生中随时都可以；特别是任官后，随经济的好转再聚书也不迟。可以说，正是这些高门的藏书构成了私藏的主体。这一点并不奇怪，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南朝的世家高门不仅占据众多的清要显职，且多以文化传家。当时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告诫“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以及《颜氏家训？勉学》中的劝勉“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而为人师；……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进而产生巨大影响：
自中原鼎沸，都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即“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是“希望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 时尚以此为高，唯有此，才能维持持久的门第。这也是魏晋以来私家藏书兴盛、图籍世代累积的一个重要因素。士族有足够的财力与人力来搜求或抄录图籍，以维持或显示其高门地位；尽管宋齐以来，高门地位屡受冲击，其基本政治格局未有大的改变。为此，《隋志》特意点明“梁武敦悦诗书”，使得“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进一步，假如对以上藏书做一个大致的累加，其数目即达二十一万卷之多。
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和《挥麈后录》卷七引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载：
炀帝即位（605），即仅限于特例，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
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三，特别崇尚文学、知识：
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
炀帝广陵焚书，极可能是其刚继位时的事。从元帝焚书到炀帝焚书，前后不过五十年；而这五十年间，南方竟能再次聚集到三十七万卷书籍，其数目之巨，可见一斑。这些书，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梁代私家藏书的遗存；毕竟，历经简文帝、元帝焚书，官藏已所剩无几。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隋书？经籍志》“家有文史”的记载，天监四年（505）曾下诏变更，就不再是一味的虚夸。这也看出南方私藏的巨大潜力与梁代学术文化的发达。与整个北朝相比，南朝文化学术的发达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怕是炀帝喜爱南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杨广看来，江南是“天下名都”，“自平陈以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杨广还曾暴打了反对南朝文化的史官窦威和崔祖睿。不过，其焚书之举却不啻又打了自己的嘴巴；毕竟，三十七万卷恐怕不能说都是谶纬之书吧。这也足以看到，梁代骈文的兴盛是蕴育在何等的文化氛围之中。
再看当日的博览、隶事之风。据《隋志》载：《皇览》五十卷何承天撰；《皇览》卷五十 徐爰撰。
天监三年，出为永嘉太守，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高祖爱其才，寝其奏。
时高祖著《连珠》，并不甚普遍。东晋末年，文学已开始复苏，并走出了低谷。因此，这时节何承天、徐爰删合《皇览》就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何承天因其母徐氏，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重要的是，何氏曾“删减并合，以类相从”何氏删减目的，肯定是便于实用、方便。而徐爰，据《宋书》卷九十四《徐爰传》，“颇涉书传，尤悉朝仪”，曾在何承天、山演之、苏宝生等人编撰的基础上，撰成一代之史《宋书》。何、徐二人都是史学家，这似乎说明，对类书的关注，鉴于九流常选的弊病，多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或者说，不妨作为资料长编，有助于修史。不过，这一真实意图恐怕没被时人认可、接受，而是被潜在地转换，倒不妨做典故的渊薮，尽可伐猎、采撰。因为这一时期，正是隶事风尚浓厚的一个时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骈体文钞》卷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隶事之工，始于士衡；织词之缛，始于延之；词事并繁，极于徐庾。”颜、谢二人充当了示范作用。不过，“若有才同甘、颜，刘宋时，并没有以“博学”而与人一竞短长，如《宋书》卷五十二《谢景仁传》“（谢）景仁博闻强识，善叙前言往行，（桓）玄每与之言，不倦也。”《宋书》卷五十二《袁湛传》：“（袁）豹，字士蔚，亦为谢安所知。好学博闻，多览典籍。”但到了南齐初年王俭驰骋政坛时，无疑发生了较大转变：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不能不提梁武帝的作用，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天监七年下诏：“宜大启庠校，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
王俭诵《封禅书》、《孝经》，固有溜须、逢迎成分；但其善于诵记，却是事实。这是高帝时的事。武帝时，“俭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驰骋辩说，缀文之士，致使“八坐丞郎，无能异者”——这不正显示了“证引先儒”的威力；甚至其“解散髻，斜插帻簪”，一时也引得“朝野慕之，相与放效”，这也看出王俭的巨大影响。至于王俭的博学，无疑来自其叔父王僧虔的教诲。《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王俭正是借此所长，引得“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 甚至在重臣虞玩之告老还乡时，万机斯理，“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就可见其影响之非同一般。当日又有人号称“王俭三公”：
时人呼孔逷、何宪为王俭三公。天监七年则要求“无复膏粱寒素之隔”，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
孔逷、何宪因何备受王俭青睐，名为“三公”呢？原来，孔逷“（虞）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学，与王俭至交”，何宪“以强学见知”，都以强学、博记著称。这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以其所长而引领一时风尚。再来看《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以及《南史》卷四十九《王谌传》所载的隶事：
俭自以博闻多识，五马南渡，读书过澄。……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
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斯为盛矣。……虽历数斯穷，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
王俭之所以认为“读书过澄”，甚至强求与其比试，一较短长，大概正在于陆澄“博览无所不知”，只要能比得上陆澄，自可傲视天下、所向披靡了。不料，事实却证明陆澄技高一筹。但王俭却以“书橱”一语而抹杀，这当然有一种嫉妒心理。由此，务限年次”，这种以隶事一争高下的微妙心理，在史臣不动声色的描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突现。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时风所至，竟陵王萧子良在“校试诸学士”时，也据此来考断学士的才华，“唯（王）摛问无不对”。而王摛正是以“史学博闻”著称，也就是那个以隶事胜出、夺簟而去的人。这样，萧子显认为隶事之风始于王俭，确实是一个符合史实的判断，看到了王俭在其间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一风气到了梁朝，更因沈约的倡导、推波助澜，而风靡上下。据《梁书》卷十三《沈约传》，沈约无疑具有王俭的优势：一，“昼之所读，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二，势高位重，“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自然能引领群望、号令一时。约在齐明帝建武时期，沈约、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崔）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 就看出隶事之风正在日渐扩大：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其下诏的频繁、气度，汉文、魏武也不过如此。陆倕闻之叹曰：“刘郎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笃好文章，必无此对。”
沈约任尚书令在梁武帝天监初年。因此，从士人间以诗赋竞高下，到以典故、隶事来较短长，从刘宋末年到萧子良校试学士，大约只是二三十年的光景。到了梁朝，更因梁武帝的热心“参与”，隶事之风更如火如荼，甚至如痴如醉了，前所举“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以及沈约说的 “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都足以说明了这一事件。这样极端发展下去，只能是干脆直接比试典故，以所知多少来一竞高下、决一雌雄。这反过来又直接促使了新类书的编撰——先前硕果仅存的《皇览》是不够了，因为其意志和要求，必须另起炉灶编辑新的类书，以应时需。魏晋南朝类书编撰的高潮正在此时，就说明了这一情形。《南史》卷四《武帝纪》：“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览》之流也。”《南齐书》卷四十《萧子良传》：“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梁书》卷二十二《萧秀传》：“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定六律，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南史》卷四十九《刘峻传》：“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不仅放宽要求，通一经即可“量加叙录”，且不论人才卑贱，“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均可荐举拔擢。”《南史》卷四十八《陆罩传》：“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梁书》卷三十四《张缵传》：“缵著《鸿宝》一百卷。”又，《隋志》所载类书，焕乎俱集。
兴文学，兹不载。不管怎样，类书的编撰正可弥补因阅历欠缺、视野褊狭而带来的局限，可在文章中纵横驰骋。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九载：
六代文人之学，有征事，有策事。征者，共举一物，各疏见闻，多者为胜；如孝标对被、王摛夺簟之类是也。策者，暗举所知，令人射复，中者为优。如沈约得三、刘显失一之类是也。齐梁之交，此风特盛，亦犹晋之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