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的南北东西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尤其是它的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就是北方丝绸之路；而它的南方出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出口同时也就是进口，古代南北东西的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就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经由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族群和文化与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亚细亚以及东亚细亚南部即中南半岛进行互动与交流。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西方文化因素，和同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文化因素，就是通过藏彝走廊两端的南北丝绸之路进行的。
在从西亚、中亚和南亚传入的文化因素中，青铜人物雕像、黄金人体装饰、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以及柳叶形青铜短剑等，是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因子。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不论在形式还是风格上都完全不同于包括古蜀本土在内的商代中国各地的文化。从古代欧亚文明的视角看，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初，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古埃及也在公元前3000年代初叶开始制作青铜人物雕像并形成传统；印度河文明地区早在哈拉巴文化时期(2500—1500B．C)就已开始制作青铜雕像，成为后来印度教制作青铜雕像的重要渊源。最早的权杖出现在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 Ⅳ，约公元前4000年代前半叶)，其后在西亚不少地方出现铜制权杖，而古埃及使用权杖的传统至少在王朝初期就已形成。黄金面罩在古代西亚、古埃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文明考古中亦经常可见。古代西亚文明的青铜雕像、权杖文黄金面罩等因素相继集结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应属文化传播所致。商代三星堆遗址出现的金杖、金面罩和青铜雕像等，既然在古蜀本土和中国其他地区都找不到它们的发生序列，但却与西亚、印度等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因素的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并且位于这些文化因素发展序列的较晚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这些文明地区的有关文化因素再创作而制成。
考古学上，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夏代，1976年在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黄金制品，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一例。除此而外，在中国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夏代的黄金制品。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商代的黄金制品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的成都平原。
中国北方地区现已发现的商代黄金制品主要是金箔片、黄金、小片金叶、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黄金“弓形饰”，等等。中国北方地区商代黄金制品具有两个明显的共性：第一，它们都出土于墓葬(殷墟金块除外)；第二，它们都是作为装饰品(人体装饰物或器具饰件)来使用的。金叶和金箔片虽然在用途上并不与其他地点所出作为人体装饰物的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金“弓形饰”等相同，但从作为装饰品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则是共同的、一致的。从欧亚古代文明的视角看，商代黄河流域黄金器物中的人体装饰物，可能与中亚草原文化的流传有关。
商代南方的黄金制品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1986年夏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大批青铜、黄金、玉石制品以及大量象牙和海贝。其中的各种黄金制品多达数十件，成都市金沙村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从2001年2月以来的发掘中，共出土黄金器物200余件，其中有黄金面罩、射鱼纹金带、鸟首鱼纹金带、太阳神鸟金箔、蛙形金箔、鱼形金箔、金盒、喇叭形金器等，是先秦时期出土金器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遗址。根据发掘报告，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黄金制品，主要种类有金杖、金面罩、金果枝、璋形金箔饰、虎形金箔饰、鱼形金箔饰、金箔带饰、圆形箔饰、四叉形器、金箔残片、金箔残屑、金料块，等等。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的形制、出土情况以及它们与大型青铜制品群密不可分的关系，显示出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数量多，达到近百件(片)；第二，形体大，尤以金杖、金面罩为商代中国黄金制品之最。第三，种类丰富，为北方系统各系所不及。第四，均与实用器或装饰用品无关，而与大型礼仪、祭典和祭祀仪式有关，或与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的象征系统有关。其中金杖和金面罩的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即令在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整个古蜀文化区也是绝无仅有。三星堆文化的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与青铜雕像的文化形式一样，很有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西南夷道、蜀身毒道，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而由古代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的，它们反映了商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
中国境内的青铜短剑，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时间是在商代中晚期。而近东地区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已开始使用剑身呈柳叶形的青铜短剑，这种剑型不久传入中亚地区和印度地区，在公元前二千纪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国西南地区。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剑身呈柳叶形，多为曲柄剑，或是翼格剑、匕首式短剑，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种剑型，形制几乎与中亚青铜短剑一致，因而学术界认为这类青铜短剑很有可能是从中亚引入的剑型。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主要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内外，年代为商代中晚期或更早。成都平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几乎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青铜短剑相同，都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
四
在南、北丝绸之路上往来迁徙的民族及其关系方面，有一现象适可引起特别注意。《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康国传》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窬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康国传》：“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昭武城，义为王城，相当于中原王朝所谓“京师”。据学者言，大月氏、贵霜帝国有所谓“昭武九姓”，均源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与氐羌种姓的“京师”有关。前秦（氐人所建之国）称王为“诏”，如前秦王苻坚称为“苻诏”。南诏之诏，亦为王的称呼。缅甸王都称为Chaohwa，也是以诏或昭相称。以昭或诏作为王称，这不免使人联系到同样高鼻深目的古蜀王的称谓。
三星堆出土青铜人物雕像中的青铜大立人像，当为古蜀王的雕像。这座雕像与其相类的青铜雕像，都是高鼻深目的古蜀人的形象，我们认为这些雕像具有明显的中亚或西亚人种的面貌特征。张正明先生和张增祺先生也认为它们与中亚和西亚人种有关。张正明先生说：“三星堆出土的诸色人像和头像，显然表明族类的复杂。那么，在古蜀国中，有没有从中亚辗转迁来的西徐亚人呢？西徐亚人，英称Scythians，《汉书》谓之‘塞种’，汉译旧称‘斯基泰人’。张增祺先生认为，汉代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人像，有一种是《史记》所谓‘嶲人’，《汉书》谓之‘塞种’，言之有据。我所要补充的，是后世所谓‘叟’亦即汉代所谓‘嶲’和‘塞’，都是Scythians的音译。汉代的滇国已有之，应该不是突如其来的。那么，先秦的蜀国有没有西徐亚人呢？假如没有，有没有经西徐亚人传来的中亚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呢？”。
在高鼻深目的古蜀人所使用的汉文字里，称自己为“昭”，实例见于1980年新都马家大墓所出列鼎，其中一件鼎铸刻有“昭之食人鼎”四个汉字。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以为是楚国屈景昭三大姓中的昭氏。我过去曾认为“昭之食鼎”的昭，是“金奏昭乐”之义，现在看来，这个昭字更有可能与古蜀人的王称有关。也就是说，有可能古蜀人称呼王为“昭”。从古蜀人的族系分析，既有氐羌系，又有濮越系，那么这“昭之食鼎”的昭，是否与大月氏、贵霜、南诏、缅甸对于王或王都的称呼有关？蜀地紧靠云南，又近于缅甸，其间具有族系上的同源关系。蜀与大月氏分别位于藏彝走廊的南北两端，而藏彝走廊正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南迁的主要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马家窑文化沿着这条通道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茂县营盘山遗址以及其他遗址多有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发现，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古蜀与大月氏联系的直接证据，目前还是缺乏，难以证实其间的交流和互动关系。文献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姚为今云南大姚、姚安。近年在云南大理发现的青铜器中，可以见到古蜀青铜文化对当地明显的影响之迹，这正与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所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的记载相合。蚕丛为氐羌，南诏亦氐羌后裔所建，如果说他们都以“昭（诏）”作为王称，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