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父亲离休了。离休了的父亲在婚姻中丧失了更多的战场。他基本上就像个伤兵似的，已经不再构成对母亲的抵抗。如果说父亲还算是母亲的对手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十分顽强。他被几十年来培养成的信念支撑着不肯轻易退下战场。他信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信条。他肯定是要与母亲共存亡的。母亲自然是看出了这一点。母亲为此很骄傲。母亲因为这一辈子有了父亲这么一个顽强的对手而感到骄傲。母亲更因为这么一个顽强的对手是她而不是别人的对手而骄傲。但是大多数时间母亲是顾不上她的对手的。母亲有她的工作。母亲不可能因为她的对手离休在家养老她就放弃她的工作也离休回家来和她的对手整日论战不休，母亲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优秀社会工作者。母亲这样，父亲就很苦恼。他离休后没有了工作，整天赋闲在家，没有事情干。他肯定是不可能找到母亲的工作单位与母亲争论一通的。这样做就太过了，就远远超过婚姻的形式，而构成社会骚扰了。父亲为此极度苦闷。有一段时间他显得很烦躁，人似乎衰老得很快。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决定利用假期陪父亲外出散散心。我这样做当然说明我确实是父亲的好儿子。但同时我还有别的目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女友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逼我逼得很紧，她差不多已经向我提出了最后通牒，而且一向性情温和的她竟然变得有些烦躁起来，我认为光是装哑巴已经不能够解决这件事情了。我知道女孩子一般来说都有周期性烦躁期。我想最好我还是出门躲上一段时间。我想也许过了这段周期性烦躁期女友就会重返温柔之乡，而那时我又可以装哑巴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而这个时候正好是父亲的苦闷日渐强烈。两件事碰到一起，所以我说父亲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
对我陪父亲外出散散心这件事，母亲大泼冷水。母亲说：“老了老了，待在家里还嫌碍事儿，到处跑既花钱又挤占交通，弄不好弄个中风出来，满世界都得出动救你，于国于己都没有好处。”父亲据理相争。父亲说：“怎么是老了呢？怎么是碍事儿呢？我花钱是花我自己的。我中风是中我自己的。我碍着谁了？再者说，我出门既刺激了国家交通事业发展又刺激了国家旅游事业发展。我那是贡献。我那不是贡献又是什么？”母亲在一旁择毛毛菜。母亲把择好的毛毛菜用清水冲洗了七八遍。母亲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坚韧精神，她相信水是唯一克敌制胜的武器。母亲说：“你怎么不是老了呢？你怎么不是碍着事儿呢？你自己看一看，有哪一个年轻的、不碍事儿的人到处瞎逛悠的？钱当然是你自己的。中风当然是你自己的。但是钱怎么花，中风怎么中，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凡是社会问题，就有一个责任放在那儿，随时考验着一个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你以为你出门坐一趟车住两天旅馆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了呀？你那么认为，可见你对国家的交通事业旅游事业的认识是多么的浅薄。”我在一旁急忙冲着父亲用力摆手。我暗示父亲装耳聋，不要接母亲的茬儿。反正钱在自己兜里，腿在自己身上，人要有了这两样，上天入地谁又能奈何？父亲看到了我的暗示，果然没再接话，但是看得出来，他很憋气，有一种硬是不允许上战场的气急和不服。我后来想，这一回真的有点难为父亲了。
几天之后我和父亲到了青岛，在大海边上的一个幽静的高级度假饭店住了下来。
父亲见到大海的那一刻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站在那里，呆呆地盯着缓缓涌动的大海和嘈嘈嚷嚷互相撞击的海涛，似乎入了迷。父亲就那么站在那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感慨地大声说：“妈的，大海就是大海！”
我想父亲的这种理解是对的，大海就是大海。我们人类其实总是能向大自然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人类其实并不聪明。和大自然相比起来，我们知之甚少，而且缺乏足够的谦虚态度。我们真的应该得到一些启迪。比如从大海那里。但是我希望父亲得到的启迪是大海的宽容，而不是海涛嘈嘈嚷嚷的拍打。
我和父亲住在大海边，我们把度假的日程安排得既消停又丰富。我们白天到海边去看日出、泡海水、拾贝壳，回饭店后洗个淡水浴，然后坐在豪华漂亮餐厅里大吃美味海鲜，大喝青岛啤酒，晚上就躺在海滩上吹着海风看天上的星星。我们这样玩得很开心。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还认为父亲也一样地会很开心。可是我错了。很快发现父亲并不太开心。我先是发现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挑选那些软和的菜点，而且吃得不太多，吃得也很勉强。我先是以为父亲是水土不服，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我排除了。父亲大半辈子走南闯北，吃石咽土的事也干过，什么都有可能，断断不会水土不服的。紧接着我又发现父亲有些闷闷不乐，有些发躁。他刚来时还由衷地赞叹过大海，可仅仅过了一天，他就显出一种烦倦劲儿了。他至少有三次有意无意地对我说“这儿待着没意思”这样的话。他还故意破坏我们一开始共同商量好了的度假日程安排，以表示他对这一次度假的不屑。有一段时间他显得没精打采，怏怏的。还有一次他差一点就寻衅闹事，和一个年轻人打起来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总觉得青岛很美好，大海也很美好，海水浴和美味海鲜让人留恋不已，再加上海滩上有那么多漂亮姑娘，她们全都是那么的活泼可爱，对我们这两个男人来说，要不是潮汐之类的神秘影响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父亲那样反常的。
我虽然这么想，但我还是认为我有义务使父亲回到良好的心境中来，使他和我在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假期中更愉快一点。于是我就设法和父亲聊天。那天晚上，也就是我们来到青岛的第二天晚上，我们躺在沙滩上，一边倾听着咫尺外退去涌来的海涛声，一边开始了我们父子间的谈话。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移到母亲身上。好像有什么力量在吸引着我们似的。父亲这时就变得兴奋了，话也多了起来。
父亲说：“你母亲是个非常不通情达理的人。她老是逼我，好像我是一个永远不该停止转动的齿轮。我们俩老是争个没完没了。”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父亲说：“就是因为她老是往高里要求我。她总认为我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我说：“是吗？”
父亲说：“中印反击战的时候，我那时当营长。是炮营。我负了伤，被一枚弹片崩了胳膊，失了很多血，让人从前线抬了下来。那时你母亲正押送弹药上来，听说这事后，就跑到前线急救所来看我。我们那时刚结婚没多久。我想你母亲一定会抱着我大哭一场的。我想真要那样，说不定我也会落泪珠子的。谁知你母亲看过我的伤口后，说，你这伤不在命上，怎么倒撤下来了？人家在前面打着，你一个当营长的，倒溜了号。我说，我不是溜号，我的胳膊动弹不了了。你母亲说，你是指挥员，又不是炮手，谁要你动手了？你胳膊动弹不了了，你脑子和嘴也动弹不了了吗？你瞧，你母亲就是这么不通情达理。”
我在黑暗中点头。我听出父亲的话里有一份炫耀，不知道是炫耀母亲还是他自己。我看着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母亲是怎样坐在父亲的床头一脸通红地说那番激烈的话，想象铁血男儿的父亲是怎么从床上撑起来，推开医生护士，吊着鲜血淋漓的胳膊摇摇晃晃地冲出急救所，冲回火炮阵地……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又开口道：“你母亲不但不通情达理，有的时候甚至还很绝情。”
我说：“是吗？”
父亲说：“我这么说，你肯定不怎么相信。你母亲待你一直很好，你不会相信你有这样的母亲的。”
我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除非你能说出事实来。”
父亲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事实太多了。”
我说：“你只举出一个例子来就行。”
父亲想了想，就说：“那好吧，我就举‘文革’中的那个例子吧。那时你还小，还不记事。有一段时间我不在你们母子身边，我被关在牢房里接受审查。那时间差不多有两年。”
我说：“那事我有印象。我哥那时当红小兵，被人扒了袖章，说他是狗崽子。”
父亲说：“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当时陷在一个大案里，背景挺复杂的。我当然是冤枉的，可这种事，在当时谁又说得清楚，何况我又是被关在牢里，有理又找谁去申辩？我想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活活让人家给收拾了。我想这都是咋回事呀？我他妈冤不冤哪？我那时就想到了死。”
我打了个冷战。海风其实是很暖和的，但我还是打了个冷战。我没有想到这么顽强的父亲竟也有想到死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真是一件没法说清的事情。
父亲接着说：“后来专案组的人到家里去找你母亲，要你母亲揭发检举我。有人告诉了我这件事。我想完了。我想怎么还弄到家里去了呀？我想整人还嫌不够呀？还得连带上九族呀？告诉我这事的人说，你母亲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但他不知道那是一句什么话，反正挺厉害的。我也是好多年之后才知道那句话的，还不是你母亲告诉我的，是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真没想到你的母亲竟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你猜都猜不出你母亲她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就猜。我希望母亲说出的那句话是“我爱他”或者“我信任他”。但当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显然不大可能，何况已经有人证明那是一句挺厉害的话。我想会不会是“我没什么话可说的”或者“他是他，我是我”这类的话呢？按照母亲的性格，这样的话她是说得出来的，而且语气和态度也算得上厉害了。我绝对不认为母亲会出卖父亲。虽然他们这一辈子都是这么碰碰磕磕过来的，但母亲决不至于对父亲落井下石的。我猜了好一会儿，可是我猜不出母亲她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
父亲见我猜不出来，就说：“你也别猜了，你不会猜出来的。别说你，就连我跟你母亲生活了那么些年，我都没能猜出来。其实你母亲说的那话很简单。你母亲对专案组的人说，‘去你妈的！’”
我愣了一下，突然开怀大笑起来。我笑得畅快极了。我想我还从未这么畅快地大笑过。我想这就对了，这就是母亲了，这不是母亲又能是谁呢？我的笑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法让自己止住，泪水都笑出来了。父亲看我这么笑，先没做声，后来也笑起来。父亲笑得比我还畅快。我想父亲他是有资格比我笑得畅快的。我们两个男人就那么哈哈大笑着。大海边，在那个涛声不止的夜晚，我们两个男人的笑声肯定让很多人都感到了惊诧和不解。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因为有了大海，有了大海的夜晚，有了大海夜晚的谈话，这个美丽的夜晚让我和父亲都亢奋不已。
我说：“还下海么？”
父亲说：“下！怎么不下？”
我们就从沙滩上爬起来，披着黄金似细腻的沙粒下海了。我们是扑进大海的。我们在大海里游了一圈，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然后我们就湿漉漉地上岸，摇摇晃晃地踩着细碎的沙粒回到了饭店。
推开房间的门，却见屋里的灯全都大亮着，母亲坐在床头，正在收拾被我们丢得满处都是的衣物。
我和父亲都吃了一惊。
我说：“妈，是你吗？”
母亲笑吟吟地说：“不是我是谁？”
我说：“你怎么来了？”
母亲站起来说：“我怎么不来？我不来能行吗？你看你爸把什么忘在家里了？”
母亲说着从床头柜上拿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副假牙，父亲的。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我这才明白了父亲的不对劲出在什么地方。他把假牙忘在家里了。他把假牙忘在家里，当然只能吃软和的东西，而不能消受琳琅满目的海鲜，这样他当然有理由不对劲儿。
我说：“妈，就为这副假牙，你就几千里地专门坐火车从武汉送来？你也太小题大做了。”
母亲得意地说：“坐火车？你以为我会慢腾腾地坐火车？我才没那么傻呢。我是坐飞机来的。你问问你爸，少了这副假牙他能干什么？他也就能喝稀粥了。海鲜什么的他能吃吗？也不是我吹，没有我，他能干什么？”
父亲那天出奇的乖巧，任母亲淋漓尽致地从假牙的作用到充分享受生活的意义结结实实数落了一番，坐那里一句话也没说，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第二天一早，母亲便坐火车返回武汉了。我劝母亲留下来待几天，人反正已经来了，不如好好玩几天。母亲不干，说有工作，没有父亲吃海鲜那个命。
我和父亲送母亲到火车站。一路上父亲和母亲都没说什么，好像那只是出门买个菜似的随便，反倒是我在两人中间唠叨个不停。上车的时候母亲连头也没回，进了车厢，也没见在窗口露露面，招招手。火车就那么开走了。火车开走的时候鸣了一声很长的笛，我和父亲就在那声长笛中慢慢地往车站外走。
回宾馆的途中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后来他突然叫出租车司机调头去机场。
我说：“爸，干吗？”
父亲说：“买机票，回武汉！”
我说：“回武汉干吗？”
父亲说：“什么干吗？当然是回家了！”
我说：“咱们才出来三天。咱们怎么也得再玩几天回家。”
父亲说：“一天也不玩了。我要马上回家！”
我说：“爸，何必呢，你怕我妈也不能怕成这样吧？”
父亲说：“谁说我怕你妈了？我怕她什么？我怕她了吗？我就是不怕，我才要回去。”
我说：“还说呢，妈来一趟就小心成这样，妈没来之前又魂不守舍，不是怕又是什么？爸，也不是我说你们，你们总这样磕磕碰碰的，就像是两个战场上的对手，你们这一辈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换了我，早离婚了。”
父亲坐在车里，呆了半天没出声儿，后来他一字一句说出那段话。那段话我想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父亲说：“怎么能离？离了，我跟谁吵架去？”
我就是受了父亲这句话的启示。我回头对出租车司机说：“伙计，别愣着，奔机场。”
我想这就对了。
我想我也该回家了。
我想就算是战场上的对手又能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