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那个陌生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口气很大，他在落实了我的身份之后对我说，你等着，然后把电话给了另一个人。
我一下子就听出电话那一头的人是谁了，我的口气立刻就变得很冷淡，我说，什么事？
电话的那一头有点迟疑，停了一会儿，说，蔚然，是我，我是姚三和。
我说，我已经听出你是谁了，说吧，有什么事？
对方又迟疑了一下，说，蔚然，我出事了，我现在被关在庆成街派出所，我有困难，需要你的帮助，事情是这样的……
我大致已经判断出那是一件什么事了，我还能猜测到刚才那个要通我电话的人是一位警察，我打断他的话说，你别从盘古王说起，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听你说古。
电话那一头有一阵没说话，然后他开口说，蔚然，我需要两万块钱。
我说，怎么，又骗到谁头上了，这回不是爹爹婆婆，不是黑道老大，换了警察追杀你？
电话那头说，蔚然，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又不想听我说，总之我现在需要两万块钱，我在派出所已经关了两天了，如果今天拿不到这两万块钱，他们就会把我弄进去，你得救我，否则我就完了。
我说，姚三和，你听好了，我不会救你，我也不会给你两万块钱，我就是有也不会给你，在所有朋友当中，大概我是目前唯一还没有被你骗过的一个，我想把这个纪录保持下去。
电话那头有些急了，说，蔚然，你听我解释……
我再一次打断他说，我说过我没空，我现在得出去，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吧——对了，请你转告那位替你拨通电话的警察，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地道，他不是本地人吧？
我说过这句话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电话放下不久，我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最先是王家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滕锦华打来的，然后是宝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方生打来的，接着是朋友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占赋打来的，最后是大西部农庄的庄主程自祖打来的，他们的电话内容全都是一样的，告诉我那个人出事了，人在派出所里，也许现在已经不在了，被丢进了拘留所，等着另一拨警察来收拾他。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是他们分别接到了一个电话，和我刚才接到的那个电话一样，有一个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人要通了他们，然后把电话转给了那个人，那个人找他们要两万块钱，他们全都拒绝了，这点和我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拒绝在我之先，并且他们在拒绝之前，先找那个人要他早些时候从他们那里骗去的钱，在他们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些钱加在一起的总数大约在十五万元左右。
这件事谈过之后，我们没有再谈那十五万块钱的事，我们谈了一些别的。对于我来说，钱这玩意儿是个温柔的陷阱，对于他们来说，钱这玩意儿什么都不是，而且在我们这一拨朋友的圈子里，他们都是商人，我是唯一的官员，他们和我都知道，在我们之间的交往中，钱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朋友要做下去，要做出朋友的样子来，这是一个禁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个禁区才会被打破。我和滕锦华聊了一会儿他的公司股票上市的情况，和徐方生聊了一会儿他在境外收购公司的情况，和占赋聊了一会儿他的某一位情人在电视台健康小姐比赛中拿名次的情况，和程自祖聊了一会儿前一阵子他的美国黑李子覆盖本市水果市场的情况，然后我们约了什么时候聚一聚，便各自收了线。
我的秘书在我接那些电话的时候走进我的办公室，把一些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第三次走进来的时候把那些文件拿走了。我的秘书神色平静，但我知道他偷偷地用眼睛的余光观察过我，我放下电话时心里想，他这个秘书当的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儿，有点深闺难养了？
二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姚三和，是我的朋友。
我说的朋友，是指十几年前的事。
我们那时还很年轻，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热爱文学，充满理想，雄心勃勃地想当作家。我们在一个业余文学讲习班里听一些已经成了作家或者说自以为成了作家的人给我们讲课，这些人全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的样子，经历曲折，口才出色，他们给我们讲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使命，什么是人生的道路，他们神色庄严，口若悬河，激情着或者藐视着，他们的头发一般来说都很长，没有抹油，这样他们的样子就显得更具英雄主义，常常让我们敬佩得泪流满面。但是这些作家们他们都很清高，除了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文学的使命和人生的道路之外，他们一般不怎么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有时候他们也理，但他们理的是那些女孩子，特别是那些单纯漂亮的女孩子，这让我们这些不是女孩不单纯漂亮的人很沮丧，我们沮丧过后就决心发愤图强，靠着自身不懈的努力，把自己也弄成一个口若悬河头发长长的作家，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
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组员有十四个人。我那时大学刚刚毕业，分到政府机关工作；滕锦华在商业局当采购员，到处采购袜子和三洋牌录音机；徐方生在锅炉厂当机修工，整天油腻腻地修床子；卢森是奶制品厂的一名工会干事，管办墙报和组织女工们跳广播体操；占赋是一所小学的教师，教学生读《骄傲的孔雀》和《小蝌蚪找妈妈》；程自祖是郊区农民，种大白菜和养肉鸡；另外还有储天荣、王长江、安少林、刘旭、马启琪、朱晨、蔡向来几个人，都是青工或者别的什么，总之除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和一大堆野心之外，剩下的一无所有。
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组长是姚三和，他是大家选出来的。
我们选姚三和当组长，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二十出头，还有十几岁的，姚三和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在一家水果店里当柜长，管着好几个人，是我们当中社会职务最高的，他是中专毕业生，工龄有十几年了，社会经历和经验都比我们丰富。我们选姚三和当组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那时几乎没有人发表过作品，占赋写过一些新闻，被记者拿去后修改一下以本报记者和本报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卢森在工会里编一份厂报，他在自己编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思想火花，而姚三和却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两篇小小说和一首诗歌了，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不夸张地说，差不多就是我们当中的作家了，就算我们不情愿，不选姚三和当文学小组的组长都说不过去。
在我们那个文学小组里，姚三和是核心人物，是小组的灵魂。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他个子不高，人长得不魁梧，也说不上英俊，戴一副样式很一般的眼镜，一说话老是用手去推镜框，好像眼镜在那里阻止着他说话，他必须和它对抗似的。他的生活中充满了理想主义，他很敬佩那些给我们讲课的作家们，他把他们叫做精神世界的农民，伟大的农民，但是他是我们那个文学讲习班里最喜欢给作家们提问的人，他老是在作家们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苦难经历的时候站起来向他们提问，把他们弄得措手不及，让他们非常恼火。他读书很多，除了我之外，小组的成员差不多全是从他那里才知道了萨特、罗兰·巴特、弗洛伊德、马斯洛和米兰·昆德拉，而且即便是我这个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文科大学生，在谈起席勒的人本主义和M·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会用最简单的道理和最丰富的语言把我给击败。
我那时对自己的一份工作不满意，我不想做一个小公务员，我想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同时我天性不服气，总是和姚三和争论不休，可每一次姚三和都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我，让我非常恼怒。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姚三和的一张嘴太厉害了，不像我在大学演讲中学到的那些雕虫小技，中看不中用，同时他还经验丰富，对付我很容易，在我们之间的辩论中，总是以我的失败告终。不过，姚三和不是那种有了一点能力就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脚下的人，他在小组里好几次公开说，文学是一门艰辛的事业，它需要耐得住寂寞，同时需要天分，说到天分，我们小组里蔚然的天分是最好的，蔚然最具有当作家的才华。这话让我听起来非常得意。
我们的小组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一般是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差不多都是在姚三和家里。姚三和的家在江边的棚户区，这里离码头很近，属于城市贫民聚集的地方。姚三和的家是一间用木板搭成的房子，房子很矮，又黑又潮，因为年头不短了，有些地方已经破烂不堪了。姚三和是我们当中唯一成了家的人，他的妻子叫陆志红，是一位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人很贤惠，每一次我们小组活动，她都事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姚三和利用职权一块钱一大堆买来的烂梨子一个个削好，切成片，用盘子摆好，再给我们泡上茶，然后轻轻地掩上门，抱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到外面去坐着，和隔壁邻居聊天。她很骄傲地对邻居说，我丈夫他们在搞文学。如果我们在姚三和家里搞文学搞晚了，陆志红还会给我们下鸡蛋面吃。姚三和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而姚三和历来是一副干大事业人的样子，家里的事完全不管，他并不知道鸡蛋在那个时候的普通家庭里算得上是奢侈品，是给老人孩子和病人吃的，或者说他知道却并不买账，我们一去十四个人，陆志红给我们每人打两个鸡蛋，那是整整一篮，对一个普通家庭简直是排场了，姚三和却一点也不满意，他说陆志红，你怎么拿这种东西来给我们吃？这简直是打发叫花子，你就不想一想，托尔斯泰光吃鸡蛋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吗？我们听着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就在一边埋怨姚三和，说姚三和你不了解情况，你不能拿托翁来比，你拿托翁来比就比错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写《战争与和平》，我们还没有准备充分，我们现在还不能享受托翁的待遇，我们得把这种待遇留到以后再来享受。
我们都很尊敬陆志红，我们叫她嫂子。我们说，嫂子，你以后别给我们弄鸡蛋了，你以后就给我们光下面，你多放点猪油就行。我们还说，嫂子你就别出去了，外面冷，你就在家里待着，你待着听我们谈文学。陆志红先听了我们的，不出去了，抱着孩子坐在一旁听我们谈文学，她很喜欢听我们谈文学，她坐在那里，一点也不敢出声，额角上冒着细汗，若是遇上我们在那里吵架的时候，她就很紧张，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们，同时把怀里的儿子搂得紧紧的，好像我们吵架吵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跑过来从她怀里把她的儿子夺过去帮助我们吵架似的。但是陆志红坐在那里不动孩子却要动，陆志红不出声孩子却要出声，孩子在陆志红怀里待不住，要下地走，姚三和家的地是木板做的，年代太久远了，已经朽了，一走叽呀叽呀直响，弄得我们老是扭过头去看。陆志红见我们老是看，脸就红了，连忙说，我在家里待着会影响你们的，我不影响稗子也会影响你们的我还是出去吧。陆志红说着就把稗子抱走了。
我们都在那里点头，稗子是姚三和的儿子的名字，我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
我们从四面八方乘坐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赶到姚三和的家，先交流一下文坛动态，诸如谁在哪个刊物或者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好文章，谁接到了编辑的亲笔退稿信，谁见到了某某知名作家在医院里拔智齿，等等，然后我们拿出各自这一周写的稿子来交流，大家互相看，再互相提意见，一边吃剜掉烂创部分的梨片一边开始脸红脖子粗的吵架。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有一两年，后来卢森和占赋考进了报社当记者，再后来滕锦华、徐方生、程自祖几个人下海做起了生意，我也下了决心在仕途上发展，打算在职考研，大家食尽飞鸟各投林，离开了小组，这个文学小组也就垮了。
我在那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从一个小职员做起，兢兢业业，自强自励，一直做到了现在局长的位置上；卢森到报社后发奋努力，他过去就有写思想火花的经历，再一发奋努力，前途就无可阻挡了，很快就当上部主任，成了本市很有影响的名记者；滕锦华先是在他们公司里搞承包，以后公司发达了，和一个台湾人合了资，他改换门庭，做了台湾人的代理，生意越做越大，做成了一个大型商业联合体，滕锦华当上了董事长；徐方生和程自祖各自做自己的老板，凭着精明和机遇，再加上一些众所周知的手段，也做成了气候，生意日益红火；占赋当了几年记者之后下了海，先凭着当记者时的老关系做广告，再办出租汽车公司，也发达了。这几个人生意做得都不错，报纸和电视台搞企业活动，常常能见到他们的名字，大小也算是本市的企业界名流了。
我们这些人几年后又聚在一起了，是占赋为一份批文找到我，他和滕锦华徐方生几个人因为生意上的事常有联系，事情办妥之后问我是不是老朋友聚一聚？我说，行。占赋就拨通了他们的手机。那天晚上占赋做东，我们在红莲花园老友相逢，把酒问霓虹，大醉一场，那之后我们就恢复了联系。
有一天我清理自己的书柜，清出一些文学书籍来，其中有一本《马克·吐温传》，那里面有一段文字吸引了我，那段文字如下：
马克·吐温动笔写《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创作一部比他所有的作品更富有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他为这部巨著花费了四十年的时光；它简直发展成为一个文学宝库的规模了。他在那份无止境的手稿里，不但要叙述一个人的举止和言谈，描绘他的外表，还要表达他的思想情怀——“那昼夜不息、迸发翻腾的火山般的烈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那个名叫熊湾的美国南方小镇上的一个孩子，我顶着傍晚时骄阳的炙烤，穿过街道两旁那些木板墙的白色小顶屋子和那些被阳光晒得冒烟的老式小木屋，躲开一辆飞驰的马车，到赛尔迈斯开的杂货铺里替妈妈买六分钱一磅的黄油、三分钱一打的鸡蛋、五分钱一磅的含糖咖啡和一角钱一加仑的当地酿造的威士忌酒，并且在那里和莉奇·霍金斯太太的女儿，那个穿着一件拖地长袍，头戴一顶遮阳帽，长了一头漂亮黄发的安妮·萝丽斗嘴。我在路上就着一大口烧酒偷吃了一点新奥尔良糖蜜，然后含着一片切片的嘴嚼烟叶回了家。
我得承认，那是我在成年之后做过的最好的一个梦。
三
一个小时后，名记者卢森打电话来，问我知不知道姚三和的事。我说知道了。卢森叹息了一阵，说姚三和这个人英雄有难，是要遭受九九八十一劫的，否则成不了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