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我的成长是从端端的妈妈怀孕开始的。
那是一个冬天。
我们结婚不久。
一天，端端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好像怀孕了。”
我非常羞涩，也非常吃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我刚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端端的妈妈还是近郊一所小学校的代课老师。我们恋爱、结婚，但我们并没有打算这么快要一个孩子。这个意外的宝宝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负担。
事实如此。
前不久，端端的妈妈因为患牙疼病，到医院做了一个小型的口腔手术，治病期间，用过红霉素一类的药。而我，长期饮酒，婚后也没有节制，这对孩子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工资低微，用于应付婚后的日常生活还略显紧迫，再有一个孩子，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额外的窘困。
我们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留不留下这个孩子呢？
我们的心里很矛盾。
我们想去医院把这个孩子做掉，但每次出门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又把我们拉了回来。我们坐在床上，愁眉不展，犹豫之中，又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亲情所纠缠，难以割舍，难解难分，心底一阵阵酸痛。
亲子。
生命。
一轮金色的光环出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感到温暖、潮湿，还有一缕淡淡的苦香。
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以一个父亲的名义！！
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非常神圣。
我和端端妈妈刚结婚时，住在长春市自由大路一栋老房子里，我们的家在四楼，向阳，宽敞而明亮。从我们的窗户望下去是斯大林大街葱郁茂密的杨树，还有自由广场——一个美丽的街心花园。
我们的窗子正对着自由大路。
那时，自由大路的两边种植着一丛一丛的紫丁香，春天的时候，花香袭人。
我想，我们的孩子是奔着这美丽的环境来的！
我和端端的妈妈是高中同学，毕业后都没有考上大学，我们成了“待业青年”。现在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端端，他们不会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待业青年”这个词对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包袱。
我们的压力都很大。
我做过许多种临时工作，筑路、建筑、卖报、打零工……而端端的妈妈也在一家街道小厂干过一段日子。后来，通过她父亲的一些努力，才进入学校去当代课教师。
可以说，我们婚前没有一点经济积累。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家里帮着操办的，但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也向同学和朋友借了近两千元钱。我们是1988年结的婚，那年的三月，我才进入一家群团组织的“史志办”工作，每个月拿62元几毛钱。端端的妈妈工资也不比我高。而我们每个月必须计划的开销却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为曾借给我们钱的那些同学和朋友们存钱。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月的开支中，有一笔钱是铁打不动要存到银行里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内尽量把欠的钱还清。
现在，又突然有了一个不日即将降临的孩子！
我们原本紧张的生活更加紧张起来。
我一度把酒戒掉了，用省下来的钱买一些有利于为胎儿和母亲补充营养的食品。说起来很有意思，端端的妈妈怀端端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喜欢吃葡萄。有一次，我们单位分了10斤葡萄，我非常高兴地拎回了家。按惯例，我们自己留下二三斤，把余下的部分分成对等的两份，送给我们各自的父母。
端端的妈妈拎着她的那一份回娘家。
临走前，她把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葡萄吃掉了，一点也没剩。可当她拎着送给她父母的葡萄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实在忍不住诱惑，竟坐在路边，把这些葡萄也吃掉了。而且，连吐没吐子都忘了。
这些说起来真是笑话。
可也是挺令人心酸的事。
怀端端的时候，端端的妈妈还特别喜欢吃焦煳的东西，在外面买回来的炒瓜子，她还要放在锅里再炒一遍才吃，说这样吃起来才香。有时，看到她满嘴的炭黑，我都忍不住笑得坐到地上，她还有点委屈地说：“多吃瓜子，孩子的头发黑。”也许是真的。端端长大以后，头发确实很黑。
后来医生也说，多吃一点油质品，对孩子的发育是有好处。
从端端的妈妈怀孕开始，我的、我们的生活几乎都以这个小小的生命为中心。
我记得很清楚，端端的妈妈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最能吃东西。那时已是隆冬，新年将至，物价上涨非常厉害，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够在水果摊上买四斤葡萄。那段日子，葡萄每天的价格变化我都了如指掌，那些小商贩熟悉我就像我熟悉自己口袋里所剩不多的十几块钱。
偶尔有报社的稿酬寄来，那是令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从1985年开始学习写作，到我结婚的时候，在省内已小有名气，每个月都会有一两篇稿件被某家报刊选中，可惜那时的稿酬很低，千字十几块钱是非常普遍的事。钱虽然很少，但这笔额外的收入对我来说却是十分的重要，它们总在我囊中羞涩的时候意外飞来，帮我化解生活中许多实际的困难。
我印象中的1988年特别冷，雪特别的大。
有一次下雪，正好有一张15元钱的稿酬单寄到我的单位。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周，这段日子是我每个月中最难挨的几天，度日如年。汇单的到来使我像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而15元钱的数目也不算少，几乎顶得上我四分之一的工资。
我迫不及待地请了假，顶风冒雪来到小邮局，然后怀揣着这15元钱去了市场。
雪很大，视线被一片苍茫所涂抹。
1988年的物价像膨胀的气球。
葡萄已经涨到18元钱一斤，每个水果床上的葡萄都显得那么高贵和矜持，点点紫色在红黄相间的众多水果中显得鲜艳欲滴，吹弹可破，令路人不敢问津。
但我敢问。
看见我，卖水果的大姐脸上马上洋溢出热情的笑容，她并不急于推销她的葡萄，而是关切地询问端端妈妈的近况，肚子是不是又大了，出没出孕妇纹，穿没穿孕妇裤，脚脖子浮肿没有。这些新课题对一向风风火火、粗粗糙糙的我来说变得那么有吸引力，我也婆婆妈妈地回答她的问题，并很有一种炫耀的心理。我那一年23岁，活脱脱一个大男孩，而我就要做爸爸了，那种喜悦和自豪真是无法言说。
现在端端已经10岁了，我总有向他述说的冲动，我想告诉他，从我的意识中有他的那一天起，我从未停止一刻爱他，他是我生命的幸福的派生，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我特别想向端端描述那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市场，叫桂林路市场，那么长，那么拥挤，像一部小说的精彩华章，而那几个卖水果的摊床就像华章中最最生动的细节，让人过目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