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帅告诉我，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车也经常坏，因为要省钱，汽油质量不好。有一次从格尔木回来的时候，直接在加油站给车加了油，回来路上车子就一直坏，因为加油站的老板要赚钱，在油里掺了沙子和水，车子的化油器被堵了不知多少次，每堵一次，就要用嘴去吸，连周青都吸过油管。
马帅很难得主动和人说话，我问他：“到最近的保护站还有多远？”
马帅没直接回答我有多远，照眼前的情况，只算路程是不对的，还要算路况。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还是上午，就说：“天黑能到，我们得住一晚，明天再回来。”
半路上三个捞卤虫的人说尿急，要停车撒尿。我同意，但马帅不同意，非让他们憋着。马帅来这儿时间久，经验比我丰富。三个捞卤虫的人便用拳头砸着车门，说：“再不停车，就要尿在车上了。”
马帅还是没停，继续往前开，我只好举起手中的枪回头吓唬他们，说：“别乱动！”
其中一个人说：“真的憋不住了，再不停车，就要尿裤子了！”
车身猛地颠了一下，车子从一个土坑里跳了过去，马帅冷冰冰地说：“没喝水，哪来那么多尿？”
三个人都不敢再吭声，车子又继续开了两个小时，到了中午，马帅才停了车，放三个人下车小便。三个人本来还东张西望的，一见我操着枪也跟下了车，就没敢再做出多大动静。
可能三个人也真是被尿憋急了，很快地尿完。上车后马帅借着发动车子时的轰响声，说：“肖兵，你得清楚自己来这儿是干吗的，有时候就得心狠点儿，不然就像小乐的兄弟……”
车身晃动了一下，我没说话，但脑子里却在想马帅刚才说的话，马帅的狠辣与周青的仁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可惜的是，领导者是周青，我不知道如果让马帅成为“暴风”的领导者，“暴风”的将来又会怎样。我想着这些，拿出食物—几块面饼和一瓶水，分给后面的三个人，又问马帅：“要不要休息一下吃点儿东西，我来开车？”
马帅摇摇头，没说话，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并且不时地从倒后镜里瞟一眼后座上的三个人。虽然马帅平时话少，但我却喜欢和他一起合作，因为脾性相投，在很多事情的处理方法上我们基本上一致，不同的是，我现在对于自己非法持枪还存在着某种疑虑，毕竟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军人了，不能随意开枪。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国家能够很好地管理并支持像我们这样的反盗猎志愿者组织，能给予我们一定的执法权利，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就地简单化了，很多志愿者组织也不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因为资金或是其他原因而被迫解散。
后来，三个捞卤虫的人再怎么找出种种理由要求下车，我除了呵斥禁止之外，再也没有给予过多的理会，三个人见找不到机会，只好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车子经过沱沱河的时候，我从车窗口远望出去，看见一条窄窄的水线，很难相信，这就是长江源头，可能在许多年前，这儿也曾是水流滔滔，但现在却是那样的平静、细小，我看得有些呆住，心里先是震惊，继而袭上心头的就是悲凉。
马帅忽然说：“有时间，你可以去长江源头看看，那儿的水更窄更细，浅浅地从沙土中浸出来。有时候，我经过那儿，都会祈祷天上不要出太阳，我担心，太阳这么一晒，那水就会干掉……”
马帅的话里有一种坚硬的忧伤，刺痛着我的耳膜。我想，也许马帅以前并不是不爱说话，只是没找到与他有共同语言的聊客，或者说安静的听众。我望着远处沱沱河那纤细的身影，想起来可可西里时经过玉珠峰的情形。
当时，周青告诉我，山上的雪线每年都在上升，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积雪融化，高原地区的永久冻土已经在慢慢地解冻，就连北极的雪架都可能已经出现断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漂亮的雪山，也许许多年后，我们的后代能看见的就只剩秃顶的荒山。
一路上，除了看见几只野驴和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从很远的地方跑开，我没有见到一只藏羚羊。我的心里只剩失望和压抑的沉重。
车子开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时候，已是傍晚。听说索南达杰是最先倡导并组织保护藏羚羊的人，后来因此献出了生命，抬头看保护站的那块招牌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敬仰。
我们说明了来意，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检查了盗猎者的那辆吉普车，看押了那三个自称是捞卤虫的人，然后热情地留我们吃晚饭，并且询问我们驻地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马帅没说话，保持着惯有的沉默，我说：“还行吧，就是挺冷的。”
保护站的人对于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保护站的人手本来也很缺乏，工作难度大，我们的出现，对牵制盗猎者的行为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饭后聊天的时候，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刘东告诉我：“其实我们辛苦，盗猎的人也不好过，他们大多是本地或是附近的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就靠猎杀野生动物来换取些收入。很多盗猎者进了腹地迷了路，被冻死在野外，病死的更不在少数，而且，在整个藏羚羊绒的交易链中，除去开销后，盗猎者的收入也是极低的。”
刘东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有些诧异，按理说，他应该对那些猎杀藏羚羊，并血淋淋地把皮剥下来的盗猎者有深切的痛恨，但他没有，更多的却是同情和对整体状况的思索。
凡事无绝对，在一定程度上，我赞同刘东的看法，但对为了求生而去杀藏羚羊的盗猎者仍然觉得不耻和痛恨。他们为了求生逐渐把另一个物种推上了灭绝的道路，正应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人类在自然面前，人性的脆弱会表露得一览无余。在失去生活希望的时候，人类可以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他们出卖的不仅仅是那些藏羚羊的皮，还出卖自己的肉体、精神、信仰和身边的朋友—这些非人类的朋友。
马帅对于我和刘东的话，不置可否，对刘东，他也表现得很不热情。倒是刘东，十分关心地询问我们的情况，还很痛心地说：“保护站的工作真的很艰苦，资金不足、人员缺乏，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工作很难大范围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刻不容缓，但生态的毁坏和资源的匮乏更让人痛心啊！”
我问刘东：“政府每年给你们保护站拨发资金吗？”
刘东说：“拨发，但还是不够。现在是每年二十万，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大伙儿只能省吃俭用自己凑。其实我们每年的开销都远远不止这个数……”
他说着话，手指头不自觉地在桌面上敲击着，脸上露出一丝无助的表情。我很同情他，但没办法，我们自己的资金也很紧张，如果不是有周青一直在强撑着，可能“暴风”早就已经解散了。
我不知道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会怎么处理那三个人，我坚信他们还有同伙在可可西里的腹地活动，可能周青他们现在已经查出了些许的蛛丝马迹，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和马帅回去。
回去的路上，头痛得更厉害了，晚上就一直没有睡踏实。刘东给了我一些药片，并建议最好是去镇上的医疗站看看，我没有听他的话，只是急着要回去。因为车上的油不够去镇子上，马帅本打算先送我去看病，但后来情况不允许，又看我精神还不错，就开车先回驻地，回到驻地的时候，麻烦来了……
我开始发低烧，胸口闷、没胃口，两条腿又酸又软，浑身软塌塌的，没一点儿力气。马帅看我的脸色不大好，就把事情告诉了周青。周青听说我生了病，吓了一跳，连我自己都觉得纳闷，身体一向是那么好，从来没想到会这样子就生了病。
其实，在可可西里这种地方，气候和环境都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生存条件差，稍不注意就会生病。特别是像我这种刚到这个地方的新手，初来乍到，对水土还没有完全适应，也没生过病，不知道生病的厉害，平时生活上更不注意，所以是最容易生病的人，就是身体好也没有用。
周青摸了摸我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吃不下饭，只是想喝水。周青严厉地问马帅：“早发现肖兵生病了，为什么不早送去格尔木？拖下去会出大事的！”她没有说那么直白，但语气很凝重，我知道“出大事”就是“要死人”，在这种地方，生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马帅没说话，也没解释车子和汽油的问题，我感觉得出，马帅也有些内疚，所以不想辩解，我说：“是我自己要回来的，不关马帅的事。”
杨钦说：“都别说了，就肖兵这情况，得赶紧送医院去。”
许小乐说：“我去吧！”
杨钦说：“还是我去，万一路上车子又出了啥状况，我会修车，不会耽搁路程。”
吴凯煮了碗姜汤给我喝，何涛帮我盖被子。想起以前在部队搞训练的时候，当时因为年龄小，训练强度大，也生过两次病，那时只是被班长或是排长带到军医处挂了瓶吊水就完事了，没像现在这样，被这么多人围着照顾。
我刚到可可西里，还没有为保护野生动物作出什么贡献，也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事情，却要麻烦大家为我做这么多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鼻子有点儿酸酸的。已经是晚饭时候，锅里的饭还没焖好，天已经黑了，木萨给我拿来几片感冒药，让我先吃着，阿依古丽又端来了一杯热水。
我很是愧疚，急忙说：“我能走，不就是感冒吗？腿又没断。”
杨钦瞪了我一眼，说：“你省点儿力气，养好精神。”二话没说，就把我背上了车，车子早已经加满了油。
何涛把棉大衣送到车上，给我裹好，揉揉我的头发，说：“兄弟，早点儿回来啊，还等着你帮我擦枪呢！”除了阿依古丽，这儿的每个人都会开车，杨钦因为要开车，没法分心照顾我，马帅就跟着一起送我去格尔木。
天色已经擦黑，大家都还没有吃饭，吴凯把一些干粮和水送到车上。车子开动，我的心里满是愧疚。在可可西里这块地方，晚上是不适合开车的，白天的时候，车子都极有可能被陷住，晚上开车的艰难就更是可想而知。杨钦是队里车技最好的一个，车灯全部打亮，依然不敢开得太快。
我虽然在发着低烧，但脑子还算清醒，只是浑身无力。车子一直没停过，马帅和杨钦轮流换着开，到后半夜的时候，我被一阵颠簸晃醒，车子过了两道坑，开得很慢。马帅正在开车，杨钦见我醒了，就指着车灯前方，说：“看见了么？那就是藏羚羊，现在也就是在晚上才见得到，白天很少见了。”
我强撑起精神来，眼皮却困倦得睁不开。外面很黑，藏羚羊全身的毛被车灯一照，反射出一团白光，根本看不清楚。没想到，我第一次看见藏羚羊竟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藏羚羊生性趋光，胆儿小，夜晚的时候喜欢往有光亮的地方走，为了不让藏羚羊跟着我们，马帅熄掉了车灯，凭着记忆摸黑往前开了一段路后，才开亮了车灯，加快前行。
后来的事记不大清了，我好像是睡着了；后来，好像有人背着我往前走，风很冷，模模糊糊地听见一阵粗重的喘息声；再后来，有人说话，争吵—没有床位；再后来，好像手背上被针刺了一下……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长椅上，身下铺着杨钦的棉大衣，身上还盖了一件。杨钦抱着膀子，脸冻得发青，坐在旁边打瞌睡，马帅手里举着吊瓶，望着窗外灰色的天。
“醒了？”马帅小声地问。
我没敢动，脸朝里躺着，装作沉睡，心里头酸溜溜的。路上风沙吹得眼睛又干又涩，到这个时候，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变成了鼻孔里流出的清水，粘湿在棉大衣上。
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会有一群能令我感动的人、可以交心的人。这些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做圆滑的事，甚至还会有一些表面的粗鲁，但却总是在打动着我，就像一团小小的火焰，让我时时刻刻能感觉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人的一生中，如果一辈子都无法拥有那么几个可以打动自己的人，那他的一生将是多么的无趣，我为生命里能有这些人而庆幸、感动。
吊水一瓶接一瓶地挂，换了有四五瓶，医生说：“没什么大事情了，还好送来得及时，开几盒药回去吃，过两天就好，得注意保暖啊！”
回去之前，我们先去洗了个澡。在可可西里不但没法洗澡，也没办法洗头，“暴风”里的每个人都只能在去镇子上的时候，才能到浴室里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平时理发，都是木萨代办的—他有一手理发的好手艺。
泡了个热水澡，药性开始在身体里起作用，我感觉病已经好了，就催着快回去。我们回到驻地的时候，是第三天的下午，周青他们刚巡山回来，没去太远，就是在附近转了转。
周青说：“发现车轮印了，是大车，从附近的山坡子上经过，极有可能是盗猎者的，明天再过去看看。”她说完，像是想起了什么，然后从屋里拿出一支崭新的“九五”，递给我。
何涛开玩笑说：“人长得帅就是好啊，连枪都得配一支帅的。”
我说：“要不咱俩换换？我喜欢‘八一’。”
何涛挤了挤眼，说：“瞧我这粗手大脚的，再帅的枪往手里一整，也搞成废铁了，咱还是得用实在的。”
许小乐就插嘴说：“肖兵，咋不生气？老何这是说你像小白脸呢！”
我知道何涛根本就没那个意思，是许小乐在故意和何涛斗嘴，就笑了一笑没理会。何涛又和许小乐扭打开了。几天时间没见，黄豆也过来讨好我，蹭我的裤腿，我摸摸它的头，和它握了握爪。我转过脸问周青：“有没有保护站的消息？不知道那几个捞卤虫的，是怎么处理的？”
周青有些无奈，说：“听说是送到管理局了，不过看样子，过不了几天又会放出来。管理局说人家手上有证，而且又没有证据能证明那些人是来打藏羚羊的，有一个人还反过来说我们打伤了他的手……”
我很生气，那些人来历不明、居心不善，完全就是冲着猎杀藏羚羊来的，难道非得等到把一张张血淋淋的藏羚羊皮摊开在管理局的空地上时，才算是合法程序吗？盗猎者钻的就是中国法律的空子，就因为这空子，一只只无辜的高原精灵被枪杀、剥皮、抛尸。
枪声不会停，惨无人道的灭绝也还在继续，我们这些反盗猎组织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地玩着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这算是人类的悲哀，还是野生动物的悲哀？！
营房前一片寂静，只有风在哭泣。
六、野牦牛的泪水
半夜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枪声，风把枪声远远地送了过来。黄豆第一个大声吠叫，所有的人都被枪声惊醒。“拿枪，上车！”周青一声喊，大家纷纷披上衣服，抓起枪，跳上车，打亮车灯，飞快地往枪声传来处驶去。
我们到事发现场的时候，盗猎者早已经开车走了，借着两辆吉普车明亮的车灯光线，发现草地上有五六颗野牦牛的头颅，被血淋淋地割下来，抛弃在草地上。
盗猎的人只是要野牦牛的肉、皮，因为牦牛头太重，搬运时耗费汽油，他们就把肉少骨头重的野牦牛头颅抛弃了。刚打死的野牦牛血还没有凉，鲜血流得到处都是。晚上光线不好，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脚下踩的是一汪汪的血，本来还想绕着路走，但眼前的一大片草地都被血浸透了，根本无路可挑。
盗猎者杀死的像是一个小的野牦牛家族，从这些留下的头颅来看，有老牛也有小牛。其中一颗较小的头颅是金黄色的，它们好像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发现的那一群野牦牛家族。小牛死的时候，眼睛大张着，硕大的眼睛里不知是泪水还是血水，被车头灯映照得有些模糊，我想，也可能是我的眼睛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