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不停地逝去，它似乎什么也不曾呈现，它只是像个谜一样遮盖了一切，哪怕七家村人心知肚明它有意掩饰，仍然无能为力，有谁能从穿行在梨花丛中的王肃平静如水的脸庞上发现什么呢？
王肃穿行在梨花丛中，偶尔他会站在正中央别无它用、只为观赏的二层木楼之上，没有人能够猜测那一刻他的眼前浮现的是怎样的场景，关乎往昔的追忆还是未来的憧憬，或许根本与此无关，他想的只不过是如何更迅速地发家致富罢了。
七家村在外闯荡十三年最终落魄回村的村人卯这样给王肃的行为作出总结：他的读书其实也不过是为生活得更好些而已。王肃在有意传话者征询的目光中摆出一副无辜而嘲讽的表情，而后说不出意味的——也许只是照顾听者情绪，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并非这样——点点头。他在七家山的山脚下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开辟了一处荒地，中上梨树，然后未待梨树开花，就迫不及待地挨家挨户地灌输他的种植常识。在新任村支书的家里，某个春天的夜雨阑珊的时刻，王肃听了片刻雨滴敲打在屋檐上的声音之后，合上手中摊开的书说，“你不能再像那个老家伙，毁掉了我一生一样毁掉七家村的前途。”他用手重重地敲打着膝盖上的书本说，“我精心研究过了，七家山的土壤适合梨树的生长，现在你要给村人们灌输这个常识。”在他目光炯炯地质问“你们为什么一直这么穷，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始终只得认为只有走出七家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之后，村支书对他报以同情意味的粲然一笑，小心翼翼地说，“那你为什么走出三次之后还是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呢。”
王肃尽管在这种似乎没有暗藏任何谴责的语气之中黯然离开，但他仍然以第一年的成功昭示了他非同凡响的眼光，更毋宁说，他第一次以胜利的姿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七家村人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最恰当表征之一（也是唯一一次）就是周梅香拿着一叠刚从外来收购者手中获取的钞票极为谦卑地穿梭在七家村妇女丛中的形象。可是，当七家村人中的绝大多数宣布自己也要种植梨树并辛勤地在七家山上开荒，当王肃在王氏祠堂里一年一度的村民大会上宣誓说他要带领全体七家村人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久，第二年的梨花尚在含苞待放的时节，一九九一的春天，他应一个同学之邀去了海南。这是第四次离开七家山。
第四次的远行，一如前三次，当他最后的时光都一如纸风车成为人们心头再也捉摸不到的遥远记忆时，它们依然是七家村人心底永久的谜底。没有人能揭开它，因为它不仅关乎一个男人的理想，也关乎一个男人一生的他自己都无法解开的秘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送行是兴师动众的。七家村人自发地将各自家存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送行宴会。据七家村人最老的老人在半酣之际说，这是她所有记忆里七家村人最虔诚最团结的一次，一点都不亚于当年组织自卫队抵抗小日本鬼子时喝的那场断头酒。当王肃走过七家山的山麓，驻足回望时，他也许明白，他承载的不仅是七家村人如炬的目光，更多的是七家村人发家致富就此改变命运的向往。他不自觉就成为了一个赶向潮流世界的先驱者，他的理想和他们的期盼多年以来终于第一次无法忽略地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捆绑在一起了。
王肃不可言说的命运注定的不仅是他的山外征伐终归徒劳，这一次，七家村人同样在他的身上体会到了失落的苦涩滋味。王肃八年后再次在一个严冬的午后蠕蠕进入七家村。人们后来所知道的只是，他曾经因为房地产发达过，最后仍然亏损得身无分文。人们同时知道，在此过程中，他还上过很多夜校和自考大学。当周梅香着重强调这点的时候，七家村人却又一如从前都摆出不以为意的漠然表情。七家村人又变得不再关注这个，尽管七家山同属他们祖辈的山脉。他们或许认为，这类说法如果是可怜地阐述着一种抗争，那么还不如干脆视之为一个笑谈。和夏夜一成不变的蝉声此起彼伏的时刻，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围坐一圈开的半荤半素的玩笑一样，只是稍微消除了心头历经千年的沉闷而已，甚至不如它们来得贴切。
周梅香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老了。她一个人踯躅在梨花丛中，不再搭理任何七家村人。偶尔，她会站在七家山的山顶，遥望那些重归稻田和棉花地里的人们，又像是遥望着某个远方。她面无表情地木然凝视着王和平坟头已几丈高的在狂乱的山风中彻底倾伏于地的茅草，嘴角都不曾有一丝嘲讽，紧皱的眉头宣泄的也可能更多是对自己命运的思索吧。
某年的秋冬之交，王肃在病榻上粘连十七天之久，当他看到十二岁那年的一个冬夜，奶奶一路高歌牵着少年的父亲从那棵栩栩如生的孤零零的枣树阴影下慢慢走出来时，他觉得天地之间刹那一片光风霁月，而后，他艰难地说出了那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