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我终于数清了，共七个人。杜浪站在最后，好像还想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他看上去比我还憔悴。现在，我面前一个穿紫色西服的中年人朝我明知故问，你是方晓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命令我，你赶快把衣服穿上，我要和你谈谈。我慢腾腾在床上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助手，一个同样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正带着嫌恶的表情屏住呼吸小心翼翼但又一古脑地把我桌上的杂物扫到地上，那里面有我昨夜吃剩的面包片，本来将成为我的早餐。他把手提电脑放到桌子上，却在墙上找不到插孔。
和其他人的怒目而视不同，中年人对我故意缓慢的动作似乎抱有极大的耐心，甚至在一切就绪之后他还问我是不是都办妥了。我知道，他跟我一样，都装的。然后他还一本正经地说，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我姓钟，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杜波委托我来和你谈谈。
杜波怎样了，我说。其实我是想反诘，杜波不都成植物人了吗，他怎么还能委托律师。但我看后面那黑压压的一群，没说出来。
就这样，杜浪都打断了我。他朝我吼，我操你妈的，你现在才想起来问他怎么样了。明显，他对昨天的那一刷子还耿耿于怀。马上我又听到了同样几声臭骂，出自杜浪乡亲们的嘴。我看了看他们，他们人多，我只好默不作声。
钟律师说，请原谅，我原本是不赞成他们一起来的，但他们悲切又急切的心情我们要理解，这事落到谁头上都好受不了。你那天没受伤吧。
我朝他亮出右胳膊，右膝盖，还有右耳朵。右胳膊那一块已经沽出一层绿色的浓液。
钟律师这次是真的吃惊——这让我对他有了点好感。他责怪地说，你怎么也不去医院包扎一下。
我想说我一直被杜浪困在房间里去不了。但杜浪这家伙又叫起来，他这点皮肉伤算什么，我哥都那样了。他说着居然还嘤嘤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天，那四个乡亲也都抹起了眼泪。其实杜浪最该庆幸，他是那天唯一安然无恙的人。
钟律师从夹包里摸索半天掏出几粒消炎药让我服下，他正很为难四处找水的时候，我喉咙一动就全部下了肚。他奇怪地看着我，其实不用这样，对于我这样生活境遇的人，吃药还用水真是太奢侈了。不过若在几年之前，我一定会和他一样感到奇怪。
他又说话了，带着歉疚的语气，关于那天的车祸我已经向他们了解了一些，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想了想说，人都已经那样了，也没什么可夸张的了，再说，我了解杜浪，没什么要说的了。
他摊开双手，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你看，现在杜波是躺在医院里了，估计一时半刻还醒不了，你作为雇主，总该有些表示吧。
我想有所表示，他们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们还有感情呢，但我同样爱莫能助。而且我明白，这只是第一步，一旦松口，后面接踵而至的算帐将会使承受力好得可怕的大脑都瞠目结舌。于是我说，我没有责任。如果这房子是我的，我带着辛酸的表情扫视了狭窄的空间一周，又看到他们恨不得把我活活分解掉的表情我真的忍不住鼻子发酸，我接着说，我愿意把它卖了作杜波的医疗费，即使我没有责任。但它不是。我只有一辆二手三轮车，现在还被扣在交警队里。
钟律师重重地靠向了椅子。这其实是他们来之前就应该预料到的结局，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何还对我抱有希望，现在，他们又不甘地怒气冲天地叫喊起来。
现在我得说一下那天的车祸。
我说我相信杜浪对钟律师说过的话，是因为有三个事实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一是杜波在车祸中受伤，当然现在与死也没什么区别了，二是我们车是一辆阜阳的车撞翻的，三是那天开车的不是我，而恰恰是杜浪。
自从我也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送货后，我就益发留意起这个城市发生的形形色色的车祸。如果说此前我不过是带着感慨的心情，翻翻这些突如其来而残忍飘忽的灾难，那现在作为相关者，一个二手车的车主，竟有了一种奇怪的迷信。
我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去饺子店路过报亭时都要买一份早报。如果那天的报纸上没有车祸，我就坚决不出车。我是数学系本科出身，坚信这种事情有一个无法言明但其实绝对存在并决定一切的概率。据我观察，这个城市每两天至少有一起或大或小的车祸，如果它还没有发生，那么它势必即将发生。一般这时候，我总是找到各种理由推掉必须马上进行的送货任务，这使得我的生意一直不景气。这当然无法向杜浪言明，在我这里谨小慎微的好习惯，却一定会被他们诋毁成迷信的胆小鬼。如果我千方百计还推不掉，我一定不亲自开车。
但这天早上，触目惊心的十三个大字出现在我手中报纸的头版头条，“花季少女死于801公交轮下”，我不由松了口气。
我来这个城市三年，几乎干过所有让人瞧不起的行当，头两年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暖心的话，直到第二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才七拼八凑地办起一个钢筋小厂，批发兼零售，其实只有一个门面，基本上是零售，唯一有竞争力的就是，对一些小客户我也能保证送货上门。
这天早上，我是带着某种丑恶的愉悦心情读完这则信息的。报纸上说，八中一个高一女学生稳稳当当地走过斑马线时，被一辆自行车撞到了正在下坡的801公交车轮下。那条路恶劣的交通情况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来，为此我还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休息日尾随意气用事的市民去政府抗议过。
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这次送的钢筋不少，除我，杜浪，杜波，还有另外三个人也一同前往下货。我开车，杜波坐我边上，他们四人挤在车厢钢筋间的空隙里像荡秋千一样。
因为明显超载，路上我们远远看见巡逻的警车，就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几个人像恰巧撞见一样亲热地蹲在路边抽烟。九点二十分左右，我们到了花季少女出事的路口，那里仍围观着一大群人，两个交警挥舞着皮尺。还有零星的血迹没来得及被清理，在太阳底下闪着黑色的光芒。我感到眼睛发黑。右边一个目击者还在接受交警的询问，看满头大汗的样子似乎是刚经过剧烈的心理斗争才赶回来反映情况的。交警已经停下手中的笔带着司空见惯的表情盯着他。他双眼发直，神情呆滞，没完没了地重复一句话，那女生头颅被公交车碾过的声音就像一枚炸弹在地窖里爆破了一样。难得他能有这么好的说法，但我猛然感到头钻心地疼，我把车停在路边，手捧着头对杜波说，我们回去吧，我头疼。
大家上前来七嘴八舌地关心我，问我哪里不舒服，虽然我已经告诉他们我头疼。我自己知道头疼源于心的疾病，无法解释，就一直抱着头摆出夸张的痛苦表情不说话。最后杜浪说，我们已经走了一半路了，现在回去人家老板一定骂我们言而无信，以后他的生意就别想做了。而且，向前是一半，回去也是一半。杜浪是个不错的人，他在为我考虑。接着他建议道，要不他来开车，他以前是个工厂的驾车员，因为帮朋友打架而被开除。我再也找不出理由反对，这样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上，而我钻到了车厢里荡秋千。
又行使了几站路。路过一座桥。迎面驶来一辆大客车。突然它后面又冒出一个辆大货车。我只意识到这辆货车想超车，然后就与我们撞上了。后来的事故调查表明，这辆阜阳的大货车想超那辆客车，在即将擦身而过的时候把客车的后视镜撞掉了，货车司机情急之下赶紧扳方向盘，就侧撞上迎面驶来的我们。把三轮车撞了人仰马翻。
唯一受了重伤的是坐在驾驶右边工具箱上的杜波，他几乎承受了货车侧撞向我们的全部重量。我缺乏处理这样事故的经验，就在我们心惊胆战汗一把泪一把地把杜波送往医院时，货车司机逃之夭夭了。
据后来杜浪软禁我的时候讲，交警去阜阳寻找事主，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家。那么他只好来找我要医药费了，因为我是杜波的雇主。
钟律师对我的这种态度表示出明显的失望。他站起来原地转了几圈，重又坐下来抬头看着斑驳的天花板和一截垂下来的旧报纸。他细心地看了很久，以致我都认为他发现了什么重要有趣而我以前居然没发现的东西，比如藏宝什么的。但马上他又把双手重重地搁在面前的桌子上，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语气里开始多了一种威逼利诱的成分。
应该说你对杜波的现状没有直接责任，但你毕竟没有为他们买保险，他说，若有保险，我们也犯不着来为难你。
我连自己保险都没买。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
没有保险，我们就可以要求你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不依不饶。
什么责任？我憋了几秒钟还是没忍住问。问题刚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像开门揖盗的蠢蛋，这下他们可以肆意敲诈、恐吓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了。
钟律师适时地笑起来，并刻意延长了不必要的时间，我听上去就像断断续续的乱风刮过寒光闪闪的刀刃。我凝神静气。他却迂回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也许你看看杜波现在的样子，这种一毛不拔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你还没去看过他吧。我刚想说，杜浪软禁我，我去不了。他却快速地伸出手止住我。他接着说，你不给工人买保险，劳动保障部门当然要追究你责任。但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这也与我们无关。如果我们能找到肇事司机，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不过不妨告诉你，即使找到了也没用，他家里电器只有一个黑白电视，儿子四年级刚辍学，听他老婆说，他是个花天酒地不负责任的家伙，而且平均每年都会出那么一次才车祸，这听来可笑，但是事实。我的意思是，救人要紧，你不能先拿地按钱出来垫着？
他还有台电视，我的一个小收音机还被一个小乞丐抢了，手机也经常无缘无故地变成两半，前后合盖习惯性的分家。他儿子还上到小学四年级了，我儿子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他还没出生呢。
无论怎样，听完这番话，我觉得自己心定了些。说到底，还是钱，而最让我安心的是，我确实没有钱，那就不会失去它了。好像还没有哲学家讲过，人不会失去自己没有的东西，这可以算我方晓的发明了。我咳嗽了几声，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对杜波目前的情况我很难过，谁也不想这样。活着真让人焦头烂额，我宁愿出事的是我，没有人会管我的死活，那谁也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我生死由天好了。我很羡慕杜波，有这么多人为他忙活着。我乘机假意抽了一下鼻子，眼泪也很配合，马上就下来了，但心里却确实蒙上了一种心酸，我已经弄不情这种情绪是真是假了。
我哽咽着说，那辆车交警队一旦放出来，我立马卖了，给你们送去（那辆车是我从二手市场买回来的，时价不值五千）。杜波和杜浪都是好哥们，即使我没错说什么也要在困难时候凑一分子。但平时杜浪帮我管帐他知道，我的生意只是个空架子，两天打渔三天晒网，如今拖着半年的门面租金都补不上。我没辞退杜浪他们减少人手和开支是因为我感觉谁想找个事做都不容易，每个人少分一点就是，但我从来没有欠过他们一分工钱，绝对按时发放，这杜浪也是知道的。这里当然有我自私的原因，我平时太孤单，哥几个投缘平日里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我是舍不得他们走了。说完我嚎啕大哭起来，可能不经意触动了往昔什么伤心事，不然不会这样，这年头，谁会为不相干的人流泪呢。
杜浪又在门口朝我吼，哭丧呐你，我哥还没死呢。来助威的乡亲父老们也跟着呵斥起来，室内又顿时闹哄哄一片，让人感觉像置身采石场一样，连钟律师的年轻助手也皱起了眉头，这个养尊处优的青年，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纷纷扰扰而最终仍然一无所获的真相。他面向墙壁皱起千奇百怪的眉头，他可能很喜欢这样，也可能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
我不理他们，虔诚地盯着钟律师的脸，想从那里预先看出他对这番话的反应。很不幸，这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面色沉静，不动声色地点评道，你的话半真半假，你的朋友呢，你能不能向朋友借点？
我打开手机，依然没有新信息。六个小时了，阿木呢，阿木在哪里？再懒的人也该起床了，昨晚再辛勤播种也该恢复了，以前阿木不是这样的，以前阿木总是说，睡觉和跟女人做爱都是最浪费生命的事情，以前我每天晚上陪他压马路，陪他在酒吧喝酒看漂亮美女一个个怎么被他勾搭上又没有实质性进展扫兴而去。以前阿木是个纯洁的人。以前我也是个诚实有理想的人。阿木看到短信后有什么反应，阿木会看到短信吗？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很可怜。我没有任何直接责任却被这帮人堵在屋里审问般地逼我拿钱，有律师还有临时打手或者说演员们。
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三年不曾联系的人身上，手机号码都不知道是否取消，它是否还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我混社会有些年头了，关键时候一个肯帮我的人都没有。我把手机扔给钟律师，脸上布着一层怜悯的神色说（那是对我自己的），你挨个打吧，我的朋友上面有几个，但都几年没联系了，号码也不知道可换了，你打通了就说你是我律师，我强奸被抓困在警察局里等着他们拿钱请你。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像接到催命鬼的电话一样迅速挂掉，要么会憋着嗓音质问，谁是方晓，我不认识他。或者说，你找的人昨天已经死了，正要通知你呢。我承认，这些都是我惯用的伎俩。
钟律师若有所思地把玩着手机，杜浪又气急败坏地奔过来，他一把揪住我的领口，另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使我后仰，他仿佛想把我的头颈分开一小段距离，为了缓冲这种压力，我不得不半张着嘴仰视他，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刀一样的神色。他骂我，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你还我哥命来。我觉得他现在真像一个疯子。
我几乎是被他们拖进106医院的。这起因于钟律师的说法，他不容拒绝地建议道，你也去医院看看吧，那样你或许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不想去医院，三四年前，我在那里呆过许多个日日夜夜，但我无微不至照顾的女人不久出院就义无返顾地离开了我，我觉得她走得没有一丝眷恋，我的意思是说，她走我并不怪她，但她多少应该表示出有点舍不得，即使是为了照顾我的自尊而假装一下。她就那样几乎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给我任何暗示地就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阿木对此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肯定暗示过了，有一天深夜，我们站在一个废弃的木桥上看黑黢黢的流水，阿木说，暗示并不需要对方跟你说明，啊，你注意了，我开始暗示你了。阿木认为肯定有暗示，但因为我蠢笨不能领会，一个人爱起来必然蠢。
一天早晨，我拎着一罐鸡汤在她的门前敲了很长时间，又静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实在止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才破门而入。两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幻想着她怎样慢慢在镜子面前欣赏自己的裸体，然后平躺在沙发上怎样用刀片割破自己的手腕，怎样面带戏谑的微笑看着血缓慢地溢出来，然后我怎样破门而入，惊呼一声却又迅速沉静下来，有条不紊地打求救电话，怎样协助医生把她抬上救护车，而她一直在旁边带着欣赏的眼光看着我。于是，我破门而入了，带着一种男子汉的情绪。但里面空空如也。她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她是小夭，那个我和阿木在南昌“台球事件”中结识的女人。阿木第一眼就说这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我却第一眼就看上了小夭。从小夭失踪之后，我发誓不干两件事，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去医院看病人。
但这次之所以是被拖去医院，却并不是因为这个。老实说，此前我并没有想到小夭，我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想到她了，或许一年，或许三年，还可能更长。我是那种想忘绝对忘不掉可不知不觉就忘掉的人，说到底，我活的并不好，这些闲情逸致的东西在实际生存困境面前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是个胆小而软弱的人。我惧怕看到杜波躺在床上血淋淋的样子，我更怕自己又不知为何心里一软不顾后果的应承下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怕应承下来什么，怕的是应承了根本无法兑现。就这样，他们拖着我穿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像马戏团一群演员拖着一只饥饿瘦弱胆怯的猴子。我知道，在这天清晨，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经过我们身边对我稍事注目的行人眼里，他们更像疾恶如仇的人民警察。
令人庆幸的是，没有我意想中的残酷。杜波安静地躺在医院的走廊上，身上身下都只有一层薄薄的棉被，这是我曾经送给他的。我不知道，如果他突然醒来，看到许多脚在他的眼前晃动，会作何感想，可能会感觉到恐惧。因为任何一家医院里的战争气息都非常浓厚，不用深呼吸也能感受到生与死的较量。杜波两年从我这里拿走两万多的工资，比我发给自己的还要多，我想象不出他为何连住院费都交不起。我们曾经在酒后算过自己的收入，得出一致的结论，最穷困的是他们的老板我。这部分因为吃饭喝酒都是我掏钱，他们从来没有付过一次帐，就像当年我和阿木一样，当然也像当年我和小夭一样。但他们依然还是没钱，就像当年的阿木一样。这点我相信，如果这些农民工交得起住院费，绝对不会让杜波睡在走廊上，就像我当年对小夭一样，这点我们和有钱人不同。
这多少使我有些放松，我原想着面对窗明几静和洁白墙壁的医院病房（这很令人触景生情），和一干押解的人，哭还是不哭，是扑倒在杜波身上任他们怎么拉扯也不松手地嚎啕大哭，还是做起足够的架势弄出足够的声响以引起他们注意，然后小声啜泣手扶着墙满眼悲伤和绝望地慢慢倒下。
医院里人声嘈杂，走廊人来人往，许多人从我与杜波之间横冲直撞过去，我只能静静地站着远远地看着他。等待这个杜浪他们强行的仪式赶快结束，然后再让他们得出个我依然一毛不拔的结论。天可怜见，我累了，我如果有钱，早掏出钱撒到半空让他们哄抢去了，和片刻的安宁相比，钱太不值一提了，但我确实没有。这是说出来谁也不信的事实，包括我自己，毕竟我来这个城市当小老板已经有三年。即使他们相信又怎样呢，看他们的态势，显然让我掘地三尺也要刨出钱来。我想起阿木曾经做过的一个比方，有次他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时开玩笑说，他有钱，但钱都吃到肚子里去了，结果人家真恶狠狠地掀起他的衬衫死盯着他瘦骨嶙峋的窄皮囊，那一刻阿木怕了，真担心这人为了钱把他剖开了。
我正盘算着该怎样结束，是我提出来，还是任由事情自然发展。我觉得快结束了，毕竟这只是个仪式，毕竟大家现在无话可说。但马上我就发现这个愿望过于美好。杜浪走过去对靠墙坐着的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说了几句，起先没人注意到她，至少我就没有注意到，而她目光呆滞也没注意到我。现在她缓缓起身，缓缓向我走来。说缓缓是因为我确实没看到也无暇顾及她脚步如何移动，我只是看到她向我飘过来，几步之后，她突然目光凌厉，神情残忍地向我扑过来，她脚步踉跄几次都像要倒向一边但确实目标明确地向我扑过来。快接近我的时候，她终于张牙舞爪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尖叫声这时才从她嘶哑的喉咙里迸发出来，像迂回曲折酝酿很久的瀑布落在盘石上发出的令人惊恐的轰鸣。我突然心底感到一股酸涩，没有一个女人肯为我这样，即使她可能只是假装的。
她扑到我身上把我当作树一样拍打撕扯，企图掰折我的枝干，任凭旁人怎么拉扯也不松手，其实我感觉那些人并不是想把她拉离开去，而是把她的手牵引到能使我受到更大伤害的部位。她虚弱的样子和震耳欲聋的嚎哭声极不相称，让我怀疑她是事先积聚了所有的力量等待这一场，这将是她所有哭泣的最后希望，然而我确实帮不了她。果然，不到两分钟，她就瘫下去，扶着我这个树干小声啜泣着慢慢倒下去，她蹲下去，又松开手，躺在地上，目光空洞，她似乎谁也看不见了，躺在那里一言不发，已经没有哭声，但泪水还在脸上肆意横流。真的，我感觉到，她在哭，哭声在她的胸膛里四处冲突，但在爆发出来之前就已经萎缩了。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哭出声来，哭泣在内里像火一样毫不留情的焚烧着她的五脏六腑，这种趋向昏迷的感觉对她而言不是坏事。
她是杜波的女人，我羡慕杜波。自始至终，她没有说出钱或者还我丈夫命来的话，或许是她知道说也无益，或许是她忘了，或许是目前杜波的现状已经让她经受不起，她已经神态不清。世界的逻辑在她那里已经混乱了，她不知道对这个世界该如何表达了，因为怎么表达也换不回一个健康的杜波了。我终于知道，这不仅对我，对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个仪式，他们也需要这个仪式来表达企图挽救的挣扎和痛失亲人的怨恨。一动不动的杜波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了，这一切也和他关系不大，这是活人之间的交易。而他，或许已经在这个房间的某个角落了，在屋顶上，或者在灯泡里，和死神喝酒猜拳吹牛了。从杜波被大货车撞晕的那一刻起，他或许就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十分理解他，这个世界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一切都注定成为仪式。而他们只不过想捞点钱有资本或者通过捞钱的过程好让这个仪式尽可能长久些，这符合活人的愿望，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减轻某种勿须有的内疚。而最令人痛恨的是，我无法配合。
他们把女人重新扶到墙边坐下时，我乘机逃跑了。我像亡命的鱼一样跳跃在十点阳光眩目的城市里，薄雾刚从城市退却，这是城市较为宁静的时刻。学生在学校里学着没有价值的功课，人们在办公室里上没有意义的班，工人在车间脑袋麻木地生产着势必被淘汰的工具。往常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这样的打工仔穿行在马路上，像成群结队的蜗牛。我们在车里一路唱着歌朝各个方向驶去，方向盲目，世界混乱，但“哪里需要钢筋，哪里就有我们”。
我带着满脸的泪扑进一个小胡同的网吧里，像一个忧伤的抢劫犯一样。这个网吧地处偏僻，几乎已是郊区了，我居然还有力气，一下跑了这么远的路。里面人不多，只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在吆三喝四地打游戏，但说不准，这年头，中学生都不像中学生，那么像的倒不一定是了。我找了个稍微安静的角落，网管给我开了电脑就一声不响地躲开了，有时候，疲倦与悲伤也会让人害怕。我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找到我了。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上过网，网络作为我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三年前就断了。我不需要与外界联系，也没有人需要通过它来联系我。试了几次密码居然把邮箱打开了，这年头，只有数字是不会变的。那是小夭的生日，时隔多年，我居然还能想起来。里面只有一封已经读过的邮件，来自苏州的小夭，发件日期是去年十二月一日。
小夭在邮件里又用她一贯居高临下的姿态下命令，限我五日之内把离婚协议书签好字寄给她。她还有先见之明地辱骂我不要死皮赖脸，别无耻地想耽误她的幸福，那没用！她元月一日必须结婚。
她给我寄过离婚协议书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确实通过各种途径催促我离婚，但就是不愿和我面谈。她是个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女人，生怕我一旦见了她，又会软磨硬泡地对她死缠烂打。我不会，我对着电脑屏幕裂嘴笑了笑，感觉脸部肌肉火辣辣地疼，应该是刚才被杜波老婆抓破了。我大声地说，我不会。中学生们只抬头朝我这里瞅了一眼，又埋头玩游戏，这年头，千奇百怪的人太多了，没有什么奇怪的人能让别人保持两秒以上的注意。同样，我早忘了小夭，连现在被人围追堵截我都没想到她。我的生命中因缺少新事物才不知觉地抓着旧东西不放，哪怕我对它们与自己都已经深恶痛绝，毕竟，这种病态的充实也具有让我的灵魂不至冰冷的温度。
我是想起了阿木的。阿木曾经说她是一朵带刺的花，当花吸引我走近后，能看见和触摸的只剩下刺。但刺痛也会让人有活着的实在感，有时候，人需要饮鸩止渴，我当时这样反驳他。这是我们与小夭第一次见面后的对话，然后生活就按如此事实来不折不扣地演绎。生活就是这个简单，即使不是寓言或谶语，我们也因为一句话活着或者只活在一句话里。当我爱上她之后，为她遗传性的家族病四处奔波求医，一年多悉心照料于病榻之间，因此花光了所有积蓄失去工作，我甘心无悔。但不久她出院，就离我而去，理由简单而决绝，我没有工作，养不活她。那时我们已经领过结婚证，只是没办仪式。
我不知道如果曾经举行过那么一场仪式会是什么结果，如果还很煽情地在医院的走廊里举行呢，也许一切照旧。但如今我面对现实是否会有什么不同的心态呢，这无从考察起，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也许没有任何不同。仪式很重要，但几乎没有什么用，就像今天一样，它只能让当事人获得一种虚幻的心安。我承认，我对不起小夭，因为她在医院的那么多天，基本上是住在走廊里，她说的话有些道理，我养不活她。她需要的是大把的钱可以给她根治疾病，能住上好的病房，躺在病房还是走廊比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住房重要多了。至于男人是否天天能来陪她，这不是她需要的，至少不会在我没钱的情况下成为她承认我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也见过，那些在医院走廊上生孩子的妇女，她们被许多走过的陌生人看过私处，不仍然觉得幸福么？
我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是这么多天来我睡的最安稳的一觉，我感觉有谁用辽阔无边的黑布把我彻头彻尾地蒙上了。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小夭从那棵古老的刺槐树下向我走来，她满脸亲切柔情的笑容，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在我的梦中如此清晰。她手里捧着一束野花向我跑来，她银铃般的笑声响彻在寂寥空旷的原野上。她面向我，但似乎越跑越远，我感觉镜头在不断推后，但她确实在向我跑来。背景越来越宏阔、深远、抽象。天空在升高、升高，一种幽怨的音乐从地面上升起，但她确实在向我跑来，在向我跑来……她把鲜花塞到我手里了……她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天空倏忽间阴霾无比，有大滴的雨点在她身后很远的地方降落，那里闪电凝聚成一朵朵花的绚烂身姿，雷声在那里轰鸣成一曲娇嫩欲滴的交响曲，但我无暇顾及，小夭变化莫测的脸庞沐浴在灿烂夺目的阳光里，我静静地看着，等待宣判……她转过身去，越走越远，几秒钟就消失不见了……手里的刺刺得我全身生疼，我感到寒冷。远方的雨点瞬间掩杀过来。
我醒来时是下午四点，疲倦不知被什么从我身上撕走了，外面阳光华美，把坚硬的建筑物和棱角分明的人们都照射得柔和恬静。我依然感到寒冷，已是深秋，我还穿着一件可算作睡衣的Ｔ恤，我有一句被杜浪他们经常挂在口边的名言，在下午醒来会让人觉得人生无常。我右手的手指垫在身下被压得通红，五个指头都没有知觉，一动就针刺一般。
赶回家时已是六点多，门虚掩着，杜浪坐在黑暗里抽烟。我借着小高窗透射进来的傍晚微蓝色的光线在室内噼里啪啦地翻找。有那么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他的吧嗒声和那一闪一闪的烟亮像黄昏时分呼啸过街头的救护车，让人感到些许温情。我觉得自己又像回到了几天之前，几天前所有人在我这拥挤不堪充满男人体臭的小屋里抽烟喝酒吹牛，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切都没改变。
杜浪终于说话了，我找你是有件事。
我止住他，你等下。
我终于从阳台上的垃圾堆里找到那份离婚协议书。那上面竟然已有我的签名，我毫无印象，而且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没寄。小夭也许结婚都快一年了，只要她愿意，有没有这张纸她都可以结，有没有那张结婚证并不重要。我想起来了，小夭并不太在乎我没给她举行的完整仪式，这个念头让我伤心不已。
我对杜浪说，我现在要去寄个东西，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他并不理会我语气里揶揄的成分和那么一点点敌意，他起身跟我走。在邮局，我摸遍全身也掏不出挂号费，我真的笑起来了，我穷得连寄离婚协议书的钱都没有了，谁能说小夭离开我不是明智的选择呢。我问杜浪，你有吗？他一声不吭地从各个衣兜里掏，毫不容易才凑齐。
我们来到大街上，夜色已经悄悄蒙上来了。我看着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们和汹涌的车流，摊开双手不看杜浪说，好了，你现在可以说你的事了。
他说，杜波死了。
他说，不怪你。
他又要说什么，我止住了他。
我平静地看着他，他也平静地看着我，但很快张大着嘴急促地摇着头，手拼命在空中挥舞，在身上四处拍打。但他一点愤怒的声音都没发出来。我平静地看着他。
我对杜浪说，我要走了。
他问，去哪里。
我惘然地对他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把眼光投向城市灯红酒绿之上死气沉沉没有一颗星星的夜空，停了片刻，我说，我想去看一个朋友，他三年都没跟我联系，最近发短信他也没回，不知道是不是出事了。
杜浪呆在那里好像没听到我的话。
我说，我也可能去某个庙宇，我想听听朝霞满天时的钟声。
他笑出声来。我知道我这个想法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我们脚下的城市土地相去多远。
杜浪说，我很喜欢我们在一起抽烟喝酒吹牛的日子。大家都还在，只是少了一个杜波而已。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征询而炽热地看着我。
过去是不可能回去的。我摇摇头，不再说什么。把车钥匙塞给他。向车站的方向走去。其实，我能去哪里呢，我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我这一刻最想干的事情和杜浪一样，把以前几个兄弟找到一起来，抽烟喝酒吹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