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玲玲有种直觉：杨顺城是故意把她的书撞落的。
他们在教室后面几排，要出去放风，应该走后门，不该走前门。
想到杨顺城那黏稠的手摸过她的书，她很不是滋味，禁不住苦着脸，把书多看了两眼。这一看，发现书页间有条缝，像嵌着什么东西，翻开，见两页纸先分别折成条状，再中间扩开，两头交缠，如同杨顺城穿在身上的灯笼裤。这就是他给她的情书。
看了情书，高玲玲不仅想到了杨顺城黏稠的手，还想到了他身上的气味、毛乎乎的脸、朝外拱的门牙、猫一样的脚步，当然，也想到了杨顺城的身高。那时候，中国人突然对身高有了觉悟，对男人身高的重视，仅次于文凭，1米70到1米75之间的男子，被称为二等残废。杨顺城只有1米66。女生的眼睛是一把精确的尺子，1米66和1米67，也能准确地目测出来，女生找男朋友的标准，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么算下来，1米64的高玲玲，找的男朋友应该有3米28。
她怎么看得上杨顺城呢？
准备上下半场课了，学生全都进了教室，老师还没开讲的时候，高玲玲端起水杯喝水，水杯滑了一下，小半杯水淋到了地上，与此同时，两页被楷体字填得满满荡荡的纸，刚好掉进水里。高玲玲没低头看，用脚在地上碾着，擦那些水。笔画柔韧的字块儿，被肢解成残缺不全的尸体。
下课后，好些人看见，杨顺城把地上泡肿了的纸屑捧了起来。
不过当时并没引起人过多注意，还以为那些纸屑是杨顺城丢下的，出教室的时候，他顺便把它们带走。保持公共卫生是杨顺城的习惯。在寝室，别人的洗脸帕几乎没拧干过，湿淋淋地搭在从窗框拉到门框的铁丝上，水流满一屋，从外面带进来的尘土，和成泥浆，久而久之，积了厚厚一层，跟地板血肉相连，铁铲也铲不下来；而且把鞋袜乱扔，甚至扔到了屋中央，走路时一脚踢过去，一脚踢过来，也不收拾。杨顺城从不这样，他自己的东西可以脏，可以臭，但在公共场合，至少能做到表面的洁净。
被杨顺城捧起来的纸屑，说不定现在还被他保管着。
这当然只是猜想，不知实情。
唯一知道的是，从那以后，他就固定到中心花园去弹吉他。
李东又插话了。他本来就是个话包子。他晃动着纤细多筋的脖子，哼一声，说：“自以为是的男人老觉得每个女人都在等男人的情书，不管这男人是高贵还是卑贱，是歪瓜裂枣还是相貌堂堂，接到情书的女人，可以不答应，但心里一定是高兴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那样，一个被自己看不上眼的人在爱自己，女人会认为是对她的侮辱。哎，我们做男人的，要引以为戒呀。”
他这议论并非凭空而发。据他自己说，他老婆是他们的县花，尽管跟他结婚已经八年，儿子也有七岁半了（他骄傲地向我们宣称，结婚之前，他就让老婆怀上了），但还是有些不知天高厚的男人，频频地给他老婆打呼机或者写信，每次接到这样的信，老婆都要郁闷一整天，气得饭都吃不下。
坐在刘畅旁边的尹世茂，歪着宽银幕那么大的脸，很严肃地向李东指出：“这件事情，你要认真对待，你老婆郁闷，究竟是因为对骚扰她的男人生气，还是心里起了波动？”
这话把李东弄得面红耳赤，并因此变得闷沉沉的。
杨顺城去西藏大半年后，穿着皮大衣回母校，高玲玲是怎么知道的呢？
高玲玲说，杨顺城去找她了。
高玲玲毕业后没回老家，留在了重庆，跟刘畅和李小冉一样，在重庆郊县教中学，只不过刘畅在巴县，李小冉在合川（两年后跟丈夫调到了一起），高玲玲在璧山县。那次杨顺城回母校转了一圈，没碰到什么熟人，连教我们的老师也没碰到一个，于是乘车去了璧山，在县三中找到高玲玲。
尽管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那么短暂，高玲玲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念书时，她把主要心思，用于穿着打扮，每次考试前，都加班加点地抄李小冉和其他室友的笔记，并靠背那些笔记，勉强过关。我们都以为，高玲玲将来不是做官太太，就是做款太太，连班也不需要上，只清闲一辈子，优雅一辈子。谁知道，她不仅去上了班，还比我们谁都做得认真，做得杰出。我前面说，有个女生被评为重庆市十大杰出教师，指的就是她。
她也没嫁给官员和大款，就嫁给了他们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物理老师，而且也不怎么打扮了。这次参加校庆，女生个个都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的，戴首饰，抹唇膏，搽眼影，自不必说，有两个对身材自信的女生，还穿了低领旗袍；偏偏是她，高玲玲，彻底的素面朝天，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蛋青色的体恤衫，脖子上、耳朵上、手腕上，都光光趟趟。这种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是命运，还是人心真可以洗，洗成另外一个样子……
仲春时节的重庆，跟中国许多地方盛夏时的温度差不多，加之湿度太大，穿短袖衬衫，身上也像披了块粘满糨糊的毛巾。因此，当那天下午3点钟，看门师傅把裹着皮大衣的杨顺城引到高玲玲的办公室，高玲玲愣了至少五秒钟，才“哎呀”地惊叫一声。她叫，是因为她以为杨顺城发了疟疾。
她没问杨顺城从哪里来，为什么来，直接就把他往医务室推。
推到楼下，杨顺城在一个花台前站定了，高玲玲再也推不动他了。他双眼湿润地望着她，说：“玲玲（是的，他就是这么叫的），我感谢你，你对我这么关心……但是我用不着去医务室，我又没病。”
高玲玲的舌头把嘴唇顶上去，顶到了鼻尖。听他的声音，看他的样子，的确没病。他唯一的异常，是脸很黑（虽然胡子刮得很干净），额头上像拧开的水笼头那样冒汗。
高玲玲说：“你没病，为什么穿这么多？”
他把自己在西藏代课的事说了，说那里春雪比冬雪还厉害，把牛羊都冻死了，房子都压塌了，这些天放假，他才有时间回来，去师大看了看。他说以前并不觉得母校怎样，到了遥远的地方，才发现自己怪想念的，遗憾的是没碰到一个熟人。还说，他在藏北待了大半年，这样穿习惯了，走到再热的地方去，穿上出汗，脱了就冷。接着他问高玲玲去不去西藏，说那里的工资有三百多。
正是听了他报的工资，让高玲玲觉得，他穿着皮大衣来重庆，根本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我们班的格绒勇多，就是从西藏日土来的，日土同样属阿里地区，人家在那里生活十九年才到重庆读书，到重庆的当天，就脱下袍子，穿上短裤和凉鞋。杨顺城就是为了显摆的。高玲玲推他的时候，感觉他身上的皮衣，像婴儿皮肤一样细嫩，这是要花很多钱才能买来的。
女人显摆情有可原，男人显摆真是没有出息。
高玲玲没回答他愿不愿去西藏的话，只说：“我要上课了，我很忙。”
“我等你下课。”杨顺城说。
“你不必等我，我真的很忙。”
花台里种着芭蕉树，杨顺城拉过一片肥大的绿叶，褐色的手很用力，那样子不像拉扯，而像攀沿。
他把眼睛低下去，不看高玲玲，说：“我的行李放在门卫室的。”
这与高玲玲有什么关系？未必他还想把行李放到高玲玲的寝室去？
但杨顺城不是这意思，他说：“我的吉他放在行李包里……我想给你弹一首曲子。”
高玲玲被某种东西击中了，心上的某一处，锐利地刺痛了一下。
但这是她过后才感觉到的。她当时只觉得有面墙压过来，堵得慌，闷得慌，想尽快摆脱。
她说：“谢谢你，可惜我早就不喜欢听吉他了。”
正这时，一个老师走过来，给高玲玲搭话，高玲玲顺势转过身，跟那老师进了教学楼。
上楼之前，她急慌慌地朝杨顺城挥挥手，就隐身不见了。
那天放晚学后，高玲玲去食堂吃饭，看门师傅也端着碗去食堂，紧追几步赶上高玲玲，说高老师，今天找你的那人是不是个疯子？高玲玲听后很不高兴：“你怎么认为他是疯子呢？你是说他穿那么多吗，那是因为他感冒了，而且他从高原上下来，那样穿习惯了。”
看门师傅端碗的那只手，不停地摇摆，像是要把浮渣撸开，舀一碗干净的空气。摇了好几下，才说：“我不是指那个！你不知道，他离开前到我那里取走行李，跨出校门，把行李袋放在地上，拉开拉链，取出一把吉他，坐在行李袋上弹。高老师，他弹得好哇，真好！我儿子从小就学吉他，我儿子学吉他的头一年，每次都是我陪他去老师那里，我听老师讲了一年，听我儿子弹了多年，吉他弹得好不好，我是听得出来的。我本来想出去制止他，就是因为他弹得太好了，我才没动。”
确切地说，到了这时候，高玲玲才清晰地感觉到心里锐利的疼痛。
看门师傅没注意高玲玲有些扭曲的脸，还在自顾自地说。他说高老师，那个人边弹边唱：“我这荒野中独狼的眼睛，无比温柔……可是灰白的路上，人心遥远……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风暴和黑暗忽略……”唱完那首歌，他朝前走几步，到马路边，把吉他高高抡起，啪啪啪地在梯坎上敲。每敲一下，吉他就哭一声。“真的，高老师，我不骗你，他的吉他真的在哭，比人哭起来还伤心。”
高玲玲站下来，闭着眼睛。
看门师傅也站下来，继续说：“我‘喂喂喂’地朝他大声叫，可他越敲越起劲儿，等我出去拦他的时候，吉他已经碎成了一包渣。他像完成了一桩事业，背上行李，吹着口哨，迈着大步，走了。”
高玲玲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承认，她当时无所顾忌地让眼泪夺眶而出。
她返过身去，朝校门的方向飞跑。她要去捡拾那些吉他的碎片。
可马路早被环卫工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她蹲在那里，泪水止不住地流。
——事实上，此刻，也就是她给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泪水同样在止不住地流。
现在的泪水，和差不十年前的泪水，静静地靠拢。
气氛怪压抑的。
而这是五十年校庆，是同学们毕业十年后难得的聚会，不该这么压抑。
尤其是说到杨顺城的时候，更不该这么压抑。
尹世茂递给高玲玲两张纸巾，然后呵呵呵地笑起来。不是对着众人笑，而是勾了头，独自笑。
这家伙生在黄河岸边，对岸就是因红军过草地而闻名天下的诺尔盖草原。不满十岁，他就跟随父亲和哥哥，在月黑风高之夜，乘羊皮筏过河，捞回一两只散放的肥羊。他家是甘肃辖地，对岸归属四川，因此，这算是跨省偷盗。如果被发现，还可能动刀子。刀子总是随身携带。他常常给我们讲那些惊心动魄又妙趣横生的夜晚，既不自责，也不自夸。他们村的人，祖祖辈辈都这么干，那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是有了这些经历的缘故，他成了我们班的老大。他不是班干部，但大家都服他、听他，连班长也听他的。他也真有老大的风范，为人特别宽厚，男生女生有了烦心事，除杨顺城外，都愿意找他诉说，班上同学被人欺负，或捅了漏子，全由他出面解决。
大家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回，杨顺城在中心花园的草坪上弹吉他，惹得旁边几个喝酒的体育系学生很厌烦，叫他到别处弹去。杨顺城比他们先到，当然不听。后到他也不会听。不仅不听，还不减一丝深情，不乱一丝指法。“龟儿子！”这么骂一声后，一个人走到杨顺城跟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把他的吉他踢了一脚。踢得并不重，与其说是踢，不如说是提醒。他们以为他跟贝多芬一样，是个聋子呢。
杨顺城飒然起身，一拳打在那人的下巴上。
那人朝后一仰，像扇石磨那样倒下去。
尽管他膀大腰圆，还是败给了速度。
杨顺城拿着吉他，拔腿就跑。
刚跑回寝室，就有四个大汉追上来了。他们共有五个人，除被打倒的那位，都来了。
我们住的是木楼，非凡的动静，引起了尹世茂的注意。那时候他也在喝酒，他提着啤酒瓶，出来察看，见四个大汉猛踢312室的门。门板削薄，是经不住踢的，再踢几脚，不垮，也会踢出一个洞。尹世茂走过去，听见李东在里面惊惊慌慌地在指责杨顺城，意思是说，你一个人惹的事，你一个人担，你怎么能把狼群引进来，让我们全都遭殃？“你出去吧，”他对杨顺城说，“叫他们别踢了！”
李东是我们班最富裕的男生，他把他的钱，第一用来吃，第二用来穿，主要是穿，他在穿这方面下的功夫，超过任何一个女生，自然也超过了高玲玲。他的裤子，一年四季裤缝笔挺，毫无褶皱，这是因为，每次去厕所蹲坑，他都要把身上的裤子换下来，换成专用蹲坑裤再去。他这样做，就是怕蹲下时把裤子弄皱了。哪怕正上课时想蹲坑，他也必然给老师请假，不去教室旁边的厕所，而是跑很远的路，回到寝室，换了裤子再解决问题。为此，累得两腿打颤，憋得双目赤红，也再所不惜。
听到凶猛的踢门声，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有人冲进来误伤了他的身体，而是抓抓扯扯地伤了他的衣服。那可真要了他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