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再次随陆刚带队的科考小组赴沱巴时，我去了一趟旧书市场。在一个小贩那里，我见到了被老婆卖掉的大立留下来的东西：64开《毛泽东选集》、笔记本、钢笔，更令人惊喜和慨叹的是大立的个人照、与大瑞的合影。这些东西被小贩装在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
“我要买这个。”我指着它们说。
“不行。”小贩说。
“为什么？”我说。
“我只卖给它的主人。”小贩说。
“我是这个主人的表弟。”
“有证据吗？”
我愣住了。我给大瑞打了电话。她很快赶到桂城。就在我等候大瑞时，陆刚带领他的科考队离开了桂城。现在陆刚牛B得不得了，谁也别想在他面前耍大牌，只有他耍大牌的份儿。失去与陆刚一起科考的机会，是痛心的。作为记者，没了材料，写什么呢？
见到大瑞后，我无名火往她身上发。我说：“你怎么才来！你严重影响了我的事业了！”大瑞说：“我来得够快的了，你还生什么气？我是姐，你没有权力生我的气！”
大瑞拿出三十多年前与大立的合影照片，小贩仔细看了后，说：“你们是他的亲戚。他人呢？”
“死了，很多年前就死了。”我说。
大瑞白了我一眼，阻止我说话。
小贩想了想，就把大立的东西全部卖给了我们。
“连日来我都没睡好。我想大立。非常强烈。大立的东西失而复得，说明了什么？”大瑞说。
“说明了什么？”我说。
“大立就要回到我们中间了。”她说。
“你还记得大立小时候的样子吗？”我说。
“本来已经淡忘了，这段时间却清晰无比。很怪呢。”大瑞说。
医生给了我五分钟采访时间。那个时候，病房里只有野人和我，看上去野人情绪不错。医生说，野人年龄很大了，身体虚弱。但医好野人的病，还是有希望的。全世界的人都希望野人能健康地活下去。
我对野人笑了笑，伸出手想与他相握，我说：“你好！”
野人狐疑地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们见得多的原因，野人认为我比较可靠，所以有我在场的时候，野人不会呜哩哇啦地乱叫。野人很平静。
“我和你，我们是朋友。”我又指着野人和我说。
野人眼珠子转了转，慢慢从床上爬起来，走近铁栏杆。为了表示诚意，我的手伸入铁栏内，并抓住野人的手掌。
“你好，我们是朋友。”我摇动野人的手，善意地笑着。
野人还是疑惑的表情。
“你是大立吗？”我突然问了一个不知道该不该问的问题。
野人脑袋晃了晃，手从我的手掌中挣脱。
“大立，大立，大立！你是不是大立？”我连续地叫着。
野人有了更大的反应，双手像猴子一样抓耳挠腮。我又拿出大立与大瑞的合影照片，大立的单人照。
野人急得跳跃起来，扑向我。
从前面的描述里，你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病房，野人像罪犯一样由铁栏杆圈着。野人呜哩哇啦乱叫，双手拍打铁栏，但野人无法伤到我。
保卫人员和医生闻讯赶来。
“全记者，你采访野人的资格被暂时取消了！”保卫人员把我请出医院，并警告我不能再出现在采访现场。
我把野人对照片的反应告诉了大瑞。大瑞说：“那一定是大立了！”大瑞要求再见野人。我说我已经被取消资格，没有机会再带你进去了。
大瑞还是赶到了桂城，在我面前哭着喊着要见野人。被逼无奈，我找了专家组的西宁教授。
“大立在1973年失踪了，现在的野人很可能就是大立。”我说。
西宁教授听得很认真，他说：“按现代科学，确定大瑞与野人的关系并不是难事，但此事我要提交专家组讨论。”
两天后，专家组给我和大瑞电话，专家组同意进行野人、大瑞兄妹关系的鉴定。他们为大瑞、野人抽了血，准备进行遗传基因的测试。
可是，有一个细节我们都忽略了：必须要有姨夫或者姨妈的血样。就是说通过DNA证明野人是姨妈的儿子，才能证明野人与大瑞是兄妹。光凭野人和大瑞的血样不能直接证明他们就是兄妹关系。
姨父姨妈都前后去世了，我们上哪儿找他们的血去。
“姨父姨妈的遗物呢？难道找不到一件遗物，遗物上没有一点两位老人的血迹？”我说。
“我们翻遍了整个家。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了。”
“玉镯，姨妈没给你们留下血丝玉镯？”我说。“小时候，我见过姨妈的血丝玉镯！”
“卖了。那年，妈为了筹集寻找大立的费用，贱卖了。”大瑞痛苦地说。
“卖给谁了，还有印象吗？”我说。
“好像贱卖给了王木匠。”
王木匠已于1997年去世。王木匠打了一辈子光棍，当年他买下姨妈的玉镯就是为了把春草娶回家。春草却在接过王木匠的玉镯后，第二天跟一个台湾商人跑了。这个事件发生在1988年的夏天。后来据说，那人根本不是台湾商人，是一个来自北方某著名骗子之乡的大骗子。
春草呢？春草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妓女。从牢房出来后，再没人见过她。玉镯在大骗子手里还是在春草手里？或者被传到了下家？
春草的家在离玫瑰镇不远的赵村，那里现在还有她的大哥二哥。正如我们事先预料的那样，他们一点不欢迎我们。他们说：“我们家没有春草这个人，你们走错地方了！”大家都知道，自从春草当了妓女坐牢后，她家里人再也不认她了。据说长辈还开了一个会，把春草从族谱中勾了出去。
“我们遇到了困难，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大瑞说。大瑞提出，只要能提供春草的线索，她愿意付一定的费用。
“春草已经不是我们刘家人了，对她的一切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无从帮起呀。”春草大哥说。
我又陪大瑞去到了当年关押春草的望宝地柴油机厂，狱警查到当年的档案。上面有春草1990年入狱、1995年出狱的记录。但狱警无法给我们提供春草现在的情况。
大骗子叫什么名来着？当年大瑞也只是听大家议论。该事情过去也多年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一个大致的事件，具体的没人能记得清。
北方那个著名的骗子之乡，现在仍然涌现着一批又一批骗子，全国人民都对那个地方憎恨无比，在生意场或跑江湖的人一听说对方来自骗子之乡，就会躲之不及。前年桂城一个自认为最不怕骗子的人去到著名骗子之乡，明里是去观光考察，暗里却去挑战。结果，那个自作聪明的桂城人被编得只剩一条裤衩。
为了搞清楚野人是不是大立，我和大瑞硬着头皮去了一趟名骗之乡。关于这趟骗子之乡之行的奇遇，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告诉各位的。正如你所猜想的，我们的骗子之乡之行毫无结果。
那个我们明知是假而买下的血丝玉镯被大瑞揣在怀里，出了骗子之乡，大瑞就把它丢掉了。
西宁教授非常同情我和大瑞的遭遇，在他的努力下，我再次有资格接近野人。那天，我为野人拍了几张正面照，并把照片扫描到电脑上。此时，到了寒假，巧巧从北京回来。她对野人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她准备跟我住一段时间，从我这里得到一手资料。
“你妈怀疑野人就是你三十多年前失踪的舅舅。”我说。
巧巧格格地笑着，说：“我妈神经过敏。舅舅早不在人世了。那年月，很多人都死无葬身之地。野人怎么可能是舅舅呢？”
我突发其想。在电脑上，首先把野人的胡子去掉，把长发剪掉。刮掉胡子理过发的野人与普通人有很大区别。野人的皮肤是粗糙而苍老的，形象也有些恐怖，使人联想到被主人牵着但仍然不规矩的沙皮狗。我又把野人十岁十岁地往年轻里处理。当我们把野人处理成少年时，我们都吃惊了。那样子与大立14岁的照片基本吻合。
经过比对，我得出结论：野人就是1973年失踪的大立！
那一刻，我呼吸被堵住了。
“不可能，不可能的。世上长得相像的多了去了！而且在修正照片的时候你的潜意识里在给舅舅画像!”巧巧几乎大吼起来。
野人就是大立吗？我想把实验结果的资料交给专家，由他们作出权威的结论。如果是真的，那么大立因寻找野人最终异化成野人，将成为新的新闻焦点。同时我拟好了一条同样会让世人吃惊的消息：《野人就是大立》，准备在专家证实我的结论后，发往世界各大媒体，并配发大立少年时的照片、还原“野人”各个年龄段的照片。人们将有理由相信，野人就是大立。
也就在这天下午，我得到一个不幸消息：野人因病离开了人世。
“舅舅，我恨你！”巧巧看到我写好的后消息大声说。
“为什么？”
“我不要一个野人舅舅！”巧巧甩门而出，“如果你把资料交给专家，我就离家出走！”
当天晚上，巧巧没回家来。她一走就是三天，没有任何消息。她的手机一直关机，我无法联系上她。巧巧刚离开那两天，我给大瑞打过电话，含蓄地问大瑞巧巧是否回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巧巧失踪了！”现在我终于忍不住给大瑞打电话了。
“她为什么要失踪？”大瑞惊惶失措，“她失踪了，我可怎么活？大立还没找回来，巧巧又失踪了，我活不下去了！”
大瑞从玫瑰镇火速赶到桂城。她一来就责备我：“你把巧巧怎么了，怎么把她弄失踪了？”
春节很快到来，但巧巧还是没有回家。我和大瑞顶着寒风，拖着疲惫而憔悴的身子满世界寻找巧巧。我们想到的地方都去了，都没有巧巧的影子。后来大瑞斗胆地翻开巧巧的行李包，从中找到一本电话簿。
宁芳菲，我们都选定了这个名字。大瑞记得巧巧多次提到过宁芳菲的名字，她们是好朋友，巧巧有可能躲到宁芳菲那里去了。
宁芳菲家在东北。今晚是大年夜，但我们必须听到巧巧的声音。电话拨了好几遍，我们得到的仍是同一个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宁芳菲在家，但她家改号了。我和大瑞急忙买了去沈阳的飞机票，到沈阳后再转车去葫芦岛。这是最后一趟到葫芦岛的班车了，车上只有五个人，他们的脸上兴奋无比。他们从遥远的海南岛赶回来的，虽然晚了点，但年夜饭是赶上了。所以他们有说有笑。
我们并不知道宁芳菲的家在哪条街，父母在哪个单位。我们直接去了葫芦岛广播电视局，请求他们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为我们发布一条消息：
我是林巧的母亲，现在葫芦岛，请林巧的同学宁芳菲与我联系。
有关这个消息通过声音在葫芦岛上空传播，在电视屏幕上飞动。可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宁芳菲不是葫芦岛的。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巧巧的电话本里，宁芳菲的名字紧带着一个“（葫芦岛）”，也许这根本不是宁芳菲的家庭地址，而是她的别名。同学们爱互相之间取别名，搞搞笑，找找乐子。
春节的钟声响了，我和大瑞呆在旅馆里发呆。我们的目光穿过窗外冰冷的空气和毫无生机的路灯。
“巧巧为什么会失踪？”大瑞刀子一样的目光直指我的脸。
“你说的没错，野人就是大立。到了现在，我不能再隐瞒你了。我原本想等专家做出最后结论才告诉你，可是我等不到了。”我说。
“你说什么？”一种复杂的表情印在大瑞脸上。“这与巧巧失踪有关系吗？”
“巧巧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说，只要我把资料交给专家她就永远不回家。巧巧是名牌大学生，她应该相信科学相信事实的呀！”我又急又气，在这种不该指责巧巧的时候，说起她的不是来。
年初三，我和大瑞从东北回到桂城。我给全家人看了我的实验结果，他们非常吃惊，坚信野人就是大立。
我们还分析，巧巧并没有走到哪里去，只要我不把资料交出去，她就会主动和我谈判。与其满世界寻找，还不如在家守株待兔。
“如果巧巧打电话回来，你如何回答？”问我这话的不止大瑞，还有姐夫以及母亲妻子。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回答？科学是严肃的，事实是不容颠覆的！”我说。
“你想让我们家再出现一个野人吗？”他们大声拷问我。
见不到巧巧，大瑞成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自言自语地呼唤巧巧，有时跑到阳台上去看楼下，跑到街上去呼喊，眼泪鼻涕随风飘舞，令人生厌又同情。
“巧巧再不回来，大瑞一定会疯掉。”我老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