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方法也比较有特点。细看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大多数西方学者重视方法论，常以理论阐释为主，文本细读为辅。而传统的中国文论研究则多是还原性的，早期的研究常为校注、刊误、集解性质；后期学者则多着眼于文论的艺术成就，如文论本身的写作风格、对创作的指导等，但仍然沿袭校、注、笺等传统分析方式。西方的研究者更多从结构入手，围绕理论、结构、关键词等主题展开研究，更善于以西方文学评论的方法论为框架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就借鉴了艾布拉姆斯（M.Abrams）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模型，对中国文论的性质进行归类分析。虽然此书有以中国文论为西方理论充当注脚之嫌，但也因为异于传统的论点而别具新声。
另一方面，西方语言和汉语的迥然不同反过来给西方学者新的视角。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论时，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划出新的闪电。如宇文所安就是一位十分擅长文本细读的学者，前面提到他的《刘勰与话语机器》（“Liu Xie and the Discourse Machine”）一文，从《文心雕龙》的骈体形式独出新解，认为骈体文形式（即“话语机器”）“产出的文本会遗漏重要的内容，产生错误的或者误导读者的词语” ，而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则不断对此作出调整和纠正。
事实上，骈文的缺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学者对骈文形式的弊端也早有意识，比如南朝裴子野称骈文为“淫文破典”，北齐颜之推不满骈文丽风，唐刘知几更称“魏、晋以下，则讹谬雷同”，并指出“虚设、厚颜、假手、自戾、一概”等弊端，韩愈、柳宗元等更深痛于骈文之弊，力倡古文运动。“五四”时期，白话运动的鼓吹者也指出骈文的种种不是，如胡适认为不少骈文“言之无物，乃以文胜……企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陈独秀更认为最初骈文用韵对偶是为了便于传诵，后来则变为“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上述刘知几、胡适、陈独秀等的言论都表明，骈文形式的硬性规定使作者不得不削足适履，从而产生文字意义的偏漏和虚设，这和宇文所安“话语机器”的概念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国人对此问题仅停留在表面的批驳上，宇文所安则以刘勰《文心雕龙》为文本，从语言内部机制的角度对骈文的局限性进行具体分析，解释了《文心雕龙》的内在结构，对中国文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也许，这正是语言体系陌生化带给研究者的新鲜感所致。相形之下，中国学者由于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熟识，有时看问题反而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类似的例子在《文心雕龙》英语研究中还有不少，由此，我们应当深思，在研究本国传统文化时，应当怎样打破语言文化的熟识所造成的研究惰性，怎样以新的视野和方法论来看待老问题，怎样在旧有的文本中挖掘新问题。在这些方面，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或可让我们领悟良多。
另外，和中国本土的《文心雕龙》研究相比，英语研究的关注点有一些不同。从1994年至2005年，中国有上千篇研究《文心雕龙》或刘勰的论文，一部分主要讨论刘勰的生平、理论来源和《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另一部分主要集中于个别篇章的讨论，而分析最多的是《知音》、《神思》等篇章。总的来说，中国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创作理论更为关注。而西方学者未受传统《文心雕龙》研究的局限，目光反而放得更开，对一些长期被中国学者忽视的问题有所注意。比如，文类理论是刘勰文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文心雕龙》对不同文类的区分、定义、特点等均作了详细阐述。但是，早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者往往认为文类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问题。而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早自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文体或文类的研究。西方文类的研究范畴比较确定，而且具有一贯性，学者们有的认为“文类为生活向艺术的转变提供空间和感性”，有的认为“文类是一种批评工具”，总之，他们从不否认文类在文学创作、批评等领域的重要性。从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来看，不少学者注意到刘勰文类理论的重要意义，认为《文心雕龙》中关于文类的讨论对中国后来的文学理论和创造有着较深的历史意义。比如杜克义的《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就专门以文类作为研究对象。杜克义认为，《文心雕龙》的文类理论不是附属于创作论的内容，而是刘勰真正想关注的独立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文类问题，关于《文心雕龙》文类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数据表明，2005年以前研究《文心雕龙》文类理论的文章数量极少，但在2005年一年中就有4篇学术论文以《文心雕龙》文类为题。也许，这正是中西学术交流带给中国本土学者新视野的结果。
对于《文心雕龙》现有的英文翻译，学界一直褒贬不一。不同版本的译文差异，也说明翻译者对《文心雕龙》的不同理解，有些地方是译者对文本的误解，有些地方是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现有的全译本一个是美国的华人学者施友忠所译，一个是香港学者黄兆杰所译，最近的一个是北京外语学院的英语博士杨国斌（现已移居美国，改做社会学研究）所译。施友忠原来主攻哲学，在文、史、哲各方面均有成就，但其翻译毕竟是第一个译本，部分不准确的内容亟待修整。黄兆杰在中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上颇有建树，但是他的译本过于浅白，仅仅能让英语读者对《文心雕龙》有个大致的了解，不足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杨国斌曾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是翻译名家王佐良的高足，英文造诣颇高，但是其翻译更多的也是用“异化”的方式，无形中简化了《文心雕龙》的内容。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读本》中翻译了《文心雕龙》的部分章节，英文准确优美，又有详尽的注解和评价，深得中国传统研究之神髓。遗憾的是，他仅仅翻译了《文心雕龙》的部分篇章，主要涉及刘勰论创作的章节，而文类部分则付阙如。因此，笔者认为，在《文心雕龙》海外研究取得新进展的时候，我们亟须新的《文心雕龙》英文译本，并且是一本更深入、更详细、更专业、更具学术研究倾向的全译本。
虽然现有的《文心雕龙》英译本存在一些缺陷，但对海内外《文心雕龙》研究仍有重要意义。首先，目前西方《文心雕龙》研究者大多还需比照译文增强自己对原文的了解。其次，这些英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能提出一些接触《文心雕龙》本质的问题，比如施友忠关于《文心雕龙》理论基础及批评体系的讨论，对《文心雕龙》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颇有启发。此外，翻译者对关键词翻译的选择、解释，往往能引发中文读者对《文心雕龙》内涵的更深理解，这种启发可能是母语产生不了的。前文中所谈到的“文心”、“神思”、“风骨”等关键词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研究中还存在很多有待厘清的问题。这类问题在中国学者眼里尚无定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可能引发更多的争论。而这些争论，正是本土研究者也应该注意的问题。
从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来看，海外汉学研究受国内本土研究的影响越来越深。以前，许多关于《文心雕龙》的讨论只有用英文进行，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汉学研究者直接使用汉语文献，中国本土的《文心雕龙》研究成果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参考内容。欣慰之余，我们本土的学者更应看到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必要性。西方学者参考汉语文献，中国学者也应借它山之石。总的来说，了解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是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心雕龙》研究的开始，更是系统了解海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开始。笔者希望他者视野中《文心雕龙》研究的得失，能对国内《文心雕龙》研究模式产生影响，解决目前研究中或拘泥守旧，或盲从西方理论的弊病，消除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现代化、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瓶颈”。同时，希望《文心雕龙》的英语研究能为国内学术界提供更广阔的海外视野，为《文心雕龙》研究者提供较全面可靠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促进学术界深入考量中国文论的历史和未来，并为与之密切相关的比较文学、翻译、历史、美学、语言学等研究提供新思路。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谨以鲁迅先生在百年前所译的尼采名言，与中国本土的学人们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