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弟几个都是外婆带大的，我爸的妈一解放就死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外婆就是奶奶，奶奶就是外婆。
外婆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识字，不缠足。外公的爸爸是20世纪上半叶南洋最大的那个珠宝商。外公是长子，他爸特意派他回唐山来，延续最优秀的中华品种，具体要求除了漂亮之外，最重要的是识字，不缠足。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懂，跟现在的英国人养阿拉伯纯血马差不多。
外婆一生做了几件不算太小的事。一是一九三八年，外公被合伙的亲戚毒死在厦门后她到县里打了三次官司，为我大姨、我妈和我舅争回了一大片好田地，让三个孩子全上了学；第二件，土改时澄清田产，外婆一亩不认，还去扫盲班教人识字，让三个孩子光荣地获得了莫名其妙的“平民”成份；第三是带大了我们姐弟五个；第四件，这件事对别人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比泰山还大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我妈肚子里出来的第二天早上，奶奶就发现我是个左撇子。本来奶奶也不太当回事，孩子嘛，长大了说几句就会改过来，再说我们姐弟一个也不笨，都听奶奶的话。奶奶怎么会在意左撇子呢？刚刚说过了，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大户人家的人用左手，那是没家教。
我一周岁那天，奶奶终于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天是公元1969年12月9日。奶奶头脑新，连孩子的生日也用新纪元。这一天，林彪呆在西山的房间里，卸掉了越野吉普的四个车轱辘，架起来，叫上司机爬上去，发动，颠啊颠，把自己颠进梦里去，压根没想到一年多后要陪着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草丛里；这天，大家早上都要在毛泽东的半身像前上三柱香，说一些话；这一天，屋外有高音喇叭喊得大家的耳朵嗡嗡响，要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抓革命促生产，要伟大英明的舵手活到一万岁还能吃红烧肉。但是，把门关起来，让孩子在屋内的破草席上进行抓周活动还是很有可操作性的。
我一把抓起了一只钢笔。这钢笔是我舅的，我舅用它考了两次大学，都是全县最高分。我舅那天已死去了很有些日子，但钢笔还在，钢笔没有生命，不会死的。
按理说，我抓钢笔是没什么不合理的，可奶奶一下就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我用的是左手。
奶奶说，乖，听话，来，奶奶帮你换到右手。没想到死活拽不下来，并且，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大叫起来，叽哩哇啦地喊出了一大堆怪话，怪话的意思是没人能听懂我在叫喊些什么，而且，在这天以前，没有谁听我说过一个字或者半个词，大家都以为我是个哑吧。
从这天开始，奶奶在我家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彻底的改造我用手习惯的群众运动，其艰苦卓绝程度，几甚于红四方面军在河西走廊的进进出出。结果，和所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样，终究还是要失败的。
我两周岁这天，奶奶终于对我下手了——当然，不是砍掉我的左手，她叫我爸找来一块和我手掌一样大小的楝木板，用菜刀砍个溜溜光，把它和我的左手掌用麻绳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我爸在家里很听奶奶的话，在外面很听革命干部的话，因为他已死了几次没死成，当然，都是被动的，早就知道了听话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