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入福建，眼睛绿晕了。浙江绿，江西也绿，但都不像福建这么绿得不管不顾，从脚下绿到天上，如果不是想到一些人和事，心都会醉的。
我不走高速，我坐火车，火车慢一点，路途熟悉，一站一站望过去，可以顺便想起很多的事，比如青年时期的，甚至，可以想到少年时代。高速太匆忙了，景象模糊，记忆容易错乱。
我要去福州开个作品研讨会，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会会文友，感叹一下青春。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刚刚一脚踩上中年的边，就开始怀旧了。也许是因为活得太滋润太无聊了。
车一下武夷山，雨劈头盖脸淌下来，好像天漏了，绿色惊得闪到雨水后面去，天地白茫茫，哗啦啦响，车如在瀑布里，喀喀的车轮声也被雨水吃掉了。我把眼睛拉回车厢里来，这才发现对面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两张新面孔，一张四十来岁，脸上瘦出筋来，另一张刚刚长好，清秀，唇上绒毛细软，他们的眉眼很像，都不知觉地把眉尖拧成小结，而且左眉比右眉拧得紧一点，好像眼前的一切，都点点滴滴在他们心头。我突然想起一张脸来，胸口略略有些不适。
十年前，我就是在鹰潭开往厦门的火车上认识金棒槌的。
当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大山的深处，山很深，要看到天空得把头折到后背和躯干保持九十度角。我是个诗人，可我不是屈原，而且我不属蝉，我属虎，不能餐风饮露，得吃饭，吃肉，但我的工资扣除车费后已经所剩无几。我曾经以为我能给山里的孩子带来希望，不过这完全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这问题太大，不是牺牲一个或者一百万个我这种人就可以解决的，我无能为力，我的胸膛一次又一次在梦里被大山压碎了，我明白了，我无法拯救别人，但我至少应该设法拯救自己，只是每每想到孩子们的眼睛，心又疼得不行。暑假又到了，我决定去找大学同学杜鹏程商量，我们俩在同一间宿舍里睡了四年，关系铁，都曾穿过对方的内裤。鹏程的家在江西，武夷山的北腰上。鹏程会讲闽南话，白水腔的闽南话，他说他们全村都讲闽南话，因为他爷爷那辈人就是从白水逃出去的，原因不详，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什么原因都是合理的。
鹏程学校周围的山比我学校的还高，站在学校半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你会觉得自己是一只青蛙，一只坐在井底的青蛙。操场上一公一母两头黄牛对我的到来颇不满意，它们掉转屁股撅起尾巴敞开肛门拉出了两大坨的稀屎，拉完后猛一抖擞，昂起头哞哞哞叫，长一声短一声，好像在说它们才是这地方的主人。我话还没说完，鹏程蹦起来说，走！马上走！落地时，他右脚吃不着力，差点翻在地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排队各买各的车票，但两年没见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根本不放在心上。
天热得太狠，火车上稀稀落落，空出了几个位子，我们对面就只坐了一个中年男人，这人个子不高，但极粗壮，好像是田里种出来的，一头板寸乌黑锃亮，你根本无法判断他与书本之间的距离跟太平洋的宽度比起来哪一个会小一点，可是他竟然一路埋头看书！不像鹏程，贪婪地望着四周，好像连外面的山水也想吃进心里去。他手里拿的是《笑林广记》，但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笑容，有一次明明他的鼻孔已经笑开了，哧哧哧出了大动静，可他还是使劲咬住了嘴唇，咬出了两个酒窝。一个中年男子有酒窝，怎么看都不对劲。所以当他说自己叫金棒槌时我一点也不吃惊，只在肚子里把大肠笑成一团麻花。
火车咔吃咔吃喘进邵武地界不久，车厢前头出现了一个列车员，女，年轻，胸臀饱满，提神养眼――制服这种东西真是好，随便哪个女人套上它，都会平添几分姿色，让人的眼角膜也滋润起来。女列车员的声音却不堪入耳，她扬着下巴沙了嗓门：“查票、查票！查票、查票！”一路横扫过来。到了我们面前，她住了脚，声音硬得像石头：“查票！”我没问题，问题是鹏程把票攥在掌心里，只露了一个角，就是不肯张开来。
列车员挑了眉毛用半张脸笑，说：“这是儿童票。”
鹏程胀红了脸，牙齿咬着舌头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票一个价吗？”
列车员上上下下打量了鹏程一番，吊起小嗓子：“你是残疾人？”
鹏程的声音往上爬了一个台阶：“是，我是残疾人。”
列车员冷着鼻子：“你是残疾人？残疾人？残疾证拿出来我看看。”
鹏程汗爆了出来：“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就是担心售票员跟我要残疾证，没法才买的儿童票。”
我猛然想起鹏程右脚只有小半个脚掌，他小时候到拖拉机站看铁姑娘倒车，结果大半个脚掌让拖拉机压烂了。鹏程的理想是当军官，海军军官，可是没有一间正经大学愿意接收一个残疾人，只有师范大学体检宽松一点。因为右脚，鹏程在大学里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军训那个月，差点要了他的命，幸好，他坚持下来了。天再热他也穿着鞋子，这次出门他就穿着旧回力牌田径鞋，一双不到八块钱，左脚那只已经磨出了一个小眼睛。这事只有我们宿舍几个人清楚。生活如此坚硬，我们这里健全人都活得不清不楚了，谁还会在乎残疾人，所以他怎么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残疾人。
我刚要开口，鹏程已经折下腰轻手轻脚脱了鞋子，卷起裤腿来。
列车员只是斜了一眼：“我要看的是证件！我要看残联盖的钢印。”
我觉得这个女人的身体突然变得极端丑陋，我吼了起来：“你的眼睛是摆设？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可能是我的声音响度太大，传得太远，列车长一路小跑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耐着性子跟列车长说，鹏程是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钱的儿童票……
列车长不理我，他把手伸向鹏程：“你的残疾证呢？”
鹏程抬起了他的右脚。
列车长看都不看，不耐烦地说：“我们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待遇。我们按章办事！赶快补票赶快补票，我们很忙。”
我气得差点一拳挥出去。
这时，金棒槌终于放下了手里的《笑林广记》，他站起来抬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列车长的眼珠子：“你们有完没完？”
列车长眼睛一大，上下打量起金棒槌来，语气不由自主的有点虚：“你，你是什么人？”
金棒槌的右手似乎是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他的衣服没抄进裤腰里，腰间有些发鼓。金棒槌眼挑着列车长，语气平静，声音打鼻孔里嗤出来：“难道你也想看我的证件？！”
列车长眼睛瞅着金棒槌的右手，眼神突然就有些散乱了，拼命咀嚼自己的腮帮子。
女列车员一看形势有点不对，头一扬挺身挡到列车长前面，她字正腔圆地说：“你想干什么？你有话跟我说好了。”
金棒槌脸上一点动静也没有：“你说呢？”
女列车员脸色一变，刚要跳起脚来，列车长扯住她的手臂往回一推就走，边走边回头冲着金棒槌把脸笑成一朵花：“对不起，对不起！”
金棒槌不搭话，他把眼光撩向天花板。
列车长脚下一紧，绊在女列车员的鞋跟上，两个人叠在了卫生间门口的地板上。因为准备不足，爬起来的过程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车厢里哄笑起来。
鹏程没笑，他定定地望着窗外匆匆忙忙向后奔去的山和水，眉尖拧成小结，而且左眉比右眉拧得紧一点，好像眼前的一切，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的眼睛都是水，列车转弯时阳光撩进来，他的眼睛忽然就亮了一下。
金棒槌向我伸出手来，他的手掌胖、厚，手指粗，一握就知道以前干过许多力气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金棒槌，一路谈到了白水火车站，越谈心里越踏实，当然，主要是我们在说，他只是偶尔问我们几个文字方面的问题。我们决定了，下车，跟他走。
一出车站，金棒槌就带着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吃咸豆花，咸豆花就是豆腐脑加上一大堆的卤小肠卤鸡胗卤笋干等等，香，好吃得我差点把舌头也嚼到肚子里，一下就爱上了脚下的水泥路面。不久我就发现，白水这地方小吃多得是，一年到头吃下来不重样，不用半年，你的胃就舍不得走了。
我吃得满头汗大如豆，鹏程比我还夸张，衬衫都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了胸口和后背上。我们埋头大吃时金棒槌不说话，眼光一直粘在鹏程的身上。我忍不住也仔细看了看鹏程――他的衬衫竟然还是大二参加歌咏比赛时系里发的那件，黄，皱，像晒干了的萝卜条，用心一看，心会酸起来。往自己身上一看，其实我也好不了多少。
金棒槌付了钱，招来一辆的士，穿过大半个城市，把我们运到了一棵大榕树下，从树阴下走出去，就进了一家服装店，我留心看了一下招牌，上面除了“大榕树平价服装”外，还有几个小字――件件批发价。因为口袋里没多少钱了，所以我们的脚步有些迟缓。金棒槌的嘴角微微翘起：“进去进去，人靠衣裳马靠鞍，进去挑两件。很便宜的，我出得起。你们领到工资记得请我喝两瓶啤酒就是了。”不由分说把我们推了进去。他为我挑了两件T恤，一白一黑。鹏程只挑了一件红色T恤，抓在手里，试也不是，不试也不是。金棒槌啧了一声，帮他挑了一件金黄色的，往他身上一套，果然精神了许多。金棒槌又挑了两条长裤，一双旅行鞋，塞到鹏程手里，转身去结账。鹏程肩上掮着破旅行袋，捧着一怀抱的东西，眼眶湿湿的，嘴唇动了又动，没发出声来。
金棒槌的家就在大榕树后面。吭哧吭哧爬上去，彻头彻尾冲洗完毕，换上新衣，吹干了头发，每个毛孔都舒服得打起呵欠来。金棒槌也不叫我们喝杯水，抬头看看墙上的钟就说：“走。”
出了家门，金棒槌回头看了看鹏程：“挺起胸来。”鹏程一听，腰杆直起来。鹏程一贯胁肩含胸目光游移，可是此刻，他红衣黑裤白鞋，十二分的精神。金棒槌看着鹏程，点了点头。后来他跟我说，他当时就发现鹏程是个当官的料，不像我，什么都不在乎。
金棒槌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单位――他在白水电视台工作，他们电视台正在招聘文字人才，他负责电视报的一个大版面。金棒槌腰间别的是照相机，他咬了一丝笑说：“我老被人当成便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