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从竹林中出来了。那一头如瀑的长发旁边，是一个地瓜般浑圆的男人。我终于捉到他了，这个令世界都变得满目疮痍家伙，他的足迹曾经印在白霜般无限纯洁的石灰之上，像一个个邪恶的伤口。他们没有发现我，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庄严的大殿。就在他们即将迈出寺门的时刻，我平静地喊道：徐未！这个名字曾经在我心里时而低徊时而响亮地唸叨，一旦出口便令我无地自容，但现在，我毫无障碍地呼喊了出来。他们惊恐地回过了头，两张受到惊吓的脸不约而同地都大张着嘴巴。我认识他，似乎是厂里哪个车间的主任。这个家伙目瞪口呆地看了我一眼后，就像一只真正的狐狸那样迅速地逃逸了。我确信在这个时候我是强大的，因为一个成年男人在我面前选择了逃窜，但是，当徐未向我走来时，我却周身颤栗，几乎坐不稳当。我咬住牙，阻止住颤栗。我知道只要把这一刻坚持住了，我就是一个坚强的少年了。
你怎么在这里？徐未站在我面前。她的长脖子此刻给予我的不是不安，我是以一种很对等的态度在凝视着她。我发现，原来徐未的正面，并不是那样地令人紧张。后来我上了美术学院，看到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笔下的女人，都是长着徐未这样的长脖子，但是她们依然动人，有种无辜的脆弱之美。是的，无辜的脆弱之美。我认为徐未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年代和错误的地点，长出了错误的长脖子，如果不是在兰城而是在欧洲，不是在一九八三年而是在一九九九年，徐未的长脖子之美就会被认可，她就不会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嫁不出去，只能和一只浑圆的地瓜偷情。这么看，命运真的是一件脆弱的事情，就像美，它们都是脆弱的。
面对着脆弱的徐未，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残忍。现在我掌握了她的秘密，就仿佛掌握了她的命运。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宁愿承认我是邪恶的——即使也许在徐未的眼里，我也是脆弱的和可以被痛惜的——少年的我居然已经知道手握筹码就要去交换，在圆通寺的这个下午，我用一个有关狐狸的秘密，去换取成长。但是，当我将徐未抱住时，当她的长发像水一样披散在我头顶时，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后来呢？独化阴郁地看着我。
后来徐未被抓走了。根源在赵八斤那儿，这小子在女厕所后面开了个洞，用镜子折射女人的屁股，被抓到后他供出了徐未。原来那次我们抓完狐狸后，赵八斤就经常在夜里爬上我们屋后的老槐树上窥视徐未的偷情。在一个夜里，徐未的房门被粗暴地踢开，几只强效电筒的光柱把赤裸的徐未和地瓜锁在了床上。那一晚的动静很大，我们都跑出来看，我看到徐未被警察用皮带反捆住双手塞进了吉普车，她的长发在黑夜里蓬乱着，警察根本无视她长脖子的脆弱，用手在后面卡住往车里塞。徐未在车里面看到了我，她一定认为这与我有关，我就是那个告秘者，是我可耻地出卖了她。她的目光令我绝望，她在散乱的头发后面悲悯地看着我。尽管我不是那个告秘者，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内心被巨大的委屈和负罪感吞没，我渴望哭嚎着冲向她，对她说：不是我！不是我！但是我没有勇气从观望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只有大张着嘴，让绝望的眼泪流进去。
徐未被劳动教养了三年。那是一九八三年，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有人因为抢了一顶军帽就被枪毙掉了，狐狸们在那个时期，是被定义为有罪的。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在街上见到过一次徐未，此时长脖子已经成为了时尚。她显然是认不出我了，我尾随了她几条街，最后目送着她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天，我和独化坐在春天的山顶上，阳光普照着我们，在明亮的光线下，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和他差不了多少，都是一个白暄的中年胖子了。我们喝着茶，说一些与诗歌小说无关的事情。
那次以后，你再没有去过圆通寺吗？独化不怀好意地问我，他可能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虚构将是无效的了。
去过，有一次我从寺里出来，正好有一个人迎面而来，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年，神情仓惶，在一片西边的晚霞中忧伤而又惊骇地注视着我，他肩头斜挎的黄书包上印着一枚斑驳的红五角星。
我玩味地看着眼前这个白暄的胖子——应该说，我们彼此玩味地对视着。我们的表情在春天的阳光下缓慢地凝固。如果说，我们在少年时期，在圆通寺看到了自己的中年，那么，现在，我们从彼此白暄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