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兰花在夜里的幽静里香着。一缕光投在它旁边。那朵早开了几个月的白兰花的花瓣依旧蜷曲着，在昏暗里吐露着淡绿色的花蕊。
说起来，还是我先给老齐写第一封信的。那次老齐从吉隆坡回来，请了两桌子人，在梅园春吃饭。
老齐五几年出生的，他去云南插队往家里带回一筐筐香蕉时我刚生出来。那天我坐在角落里。空调的风一直朝着我吹着。我已经换过一次座位了，还是被风吹到。那天我的脸一直是煞白的。梅园春镶着银筷头的红木筷子拈在手里沉甸甸的。我很不习惯。
再要去酒吧喝酒，我就不去了。老齐拿出名片来发。没有老齐名片的几个人都伸过手去。我也伸手拿到一张。“多联系。多联系。”老齐合起手掌笑着，客气地说。
回到家里我把名片从包里拿出来。我有一个刻着如意祥云的木头匣子，专门用来放名片。我看了一会名片，把名片放到了匣子里。我想往吉隆坡打电话太贵了，估计老齐回去了给他写了信。我把最近画的画拍成照片传给他，老齐的信当天就到了，我问老齐对我有没有印象，他说有的。信便这么一封接着一封写了下来。有几次我故意不及时回复老齐的信，拖一拖，但是只要不收到我的信，老齐是不给我写信的。发现这一点，我有些哑然。想，以后就不给老齐写信了。写到什么时候呢？也不可能始终这么写下去。那我们一开始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这个人有时很马虎，始终没弄清楚一开始是不是也是这样。
后来我们又见过一次。那次是那样，我从别人那儿听说他在上海，问他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出来喝杯咖啡。我以为他不一定会来。以为他会找借口说有事。那样我也会松口气，起床，刷刷牙，洗个脸，换件衣服，去门外晒一晒太阳。那天天非常的好，没有风。但结果他叫我等一等再说。然后他又说他已经出来了问我在哪里。我飞快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飞快地冲了个澡，冲掉身上的药水味，又飞快地把自己弄整齐了下了楼。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有间小咖啡馆，老齐叫我就在那儿等他。那天他的气色看上去不大好，他的烟瘾大得惊人。他的面前放着一盒“上海”牌香烟。老齐为什么去吉隆坡呢？老齐从来不讲。他告诉我他在吉隆坡开画廊和饭馆。吃饭和去画廊的基本上是同一帮人。那天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
老齐回吉隆坡后，写信说他那天本来心情不大好的，但是跟我说了一下午话很高兴，又抱歉说在那儿坐了太久，走了几步回头看看我，觉得我好像早就不耐烦了，早就想要走了。我回信说没有，解释那天可能因为病刚好，人有些畏寒。事实上，就在前一天，我堕掉了怀了八十几天的孩子。我是昏昏地在床上睡了一天半摸到床头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
我很遗憾老齐不再问问白兰花。
要不然我还想跟他讲讲那个堕掉的孩子。
我并不是真想讲他们。我只是觉得我和老齐的信在渐渐地靠近他们，我们只不过快说到他们了。但是我也很高兴他没有问。这就像水浅了，船搁住了，停了，不再漂向远处了。现在，老齐调转了这船的方向。早上起来，我看到老齐的信，说定了中午的航班回来。从吉隆坡坐飞机回来就几个小时，真不算远。
我没问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只说到时会去机场接他。
九点半，我开始洗澡，洗头，剪脚趾甲手指甲涂指甲油，换衣服。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弄那么干净才能见他？我摘下那朵花，把它别在背包的一个小金属环上。然后我就出发去机场了。
路上，闻着花细细的香，我好像又回到了堕胎的那一天早上。那天我突然变得丢三拉四起来了，我在门诊室、药房、手术室、收费窗口之间走来走去。我付了止痛针的钱却忘了拿就去手术室了，然后不得不坐电梯从六楼的手术室到一楼的药房去拿那支被我忘得一干二净的止痛针。我真不相信它能止痛。事实也证明我想得没错。我仍旧痛得要死。我记起在等电梯上来的时候，我突然脆弱了起来，我以为我会生下这个孩子的，我只是这样想过。我现在很少再去想这件事了。我等得有些焦急了，人差不多走光了老齐才走出来。他也看见我了，朝我挥了一挥手。
我也朝他挥了一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