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政治”的近代甬商
19世纪末叶以后，随着宁波商人在上海商界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们还积极参与上海社会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和左右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当时他们常常参与、干涉内政、外交事务，在一些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率先表态、带头发难和开展活动。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此后开展的收回权利、保路运动中，宁波商人都相当活跃。1905年上海发生英国领事侮辱华人会审官金巩伯事件，激起上海大规模罢市罢岗风潮。为平息事端，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帮领袖人物积极奔走，居间调停，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
孙中山先生虽然不是宁波人，但他与宁波帮的关系十分密切。作为一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了包括宁波帮在内的广大民族工商业者的愿望与要求，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响应。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当时孙中山四处奔波，寻求各方支持，使他与各个层面的宁波帮人士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如宁波帮主要人物虞洽卿、吴锦堂，中小商人赵家蕃、赵家艺兄弟以及家族财团——小港李氏兄弟等等。
1904年，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次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计人杰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1906，赵氏兄弟回国，他们在上海平桥路三家园的住宅——赵氏馆，成为当时海外革命党支部人与上海革命党支部人联络的秘密地点之一。1907年孙中山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黄花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所需款项巨大，赵氏兄弟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困境后十分着急，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手头现金不多，为此，双双赶回宁波，把祖传田产大部分低价售出，以所得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此后，赵氏兄弟对革命党人仍多有资助，有时甚至不惜变卖饰物相助，此举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得到海外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其中孙中山与旅日宁波商人吴锦堂的关系最为密切。吴锦堂出身贫寒，19世纪80年代由上海赴日本经商。由于其不懈的努力与过人的胆识，他迅速成为旅日华人的佼佼者，在20世纪初的日本商界有“关西财阀“之称。但他身在异乡，心系故乡，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早年，他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吴锦堂予以隆重接待，但当梁启超组织保皇党顽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时，转而坚决支持孙中山。他不但在物质上全力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反清大业，而且自己也积极投身其中，并与孙中山成为莫逆之交。1895年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疯狂追捕革命党人，迫使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到达神户时，受到了吴锦堂的热情接待。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充满信心，并在华侨社会中广为宣传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此后，两人来往十分频繁，据日本学者中村哲夫研究，“1900年前后，孙吴的联系几乎超越了吴氏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期间，吴锦堂还利用租借住友财团的汽艇在向国内运输日本北九州煤炭的海上经营活动中，秘密协助孙中山运送军火。1905年8月，孙中山把“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吴锦堂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后担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并把他在神户私邸中的一部分房屋借给同盟会办公。此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吴锦堂继续担任神户支部长。1912年初吴锦堂还先后资助上海和宁波军政府经费4万元。
1913年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于同年3月到达日本神户。吴锦堂在神户中华会馆组织盛大的欢迎集会，后又以国民党神户支部长身份邀请孙中山一行到舞子海滨松海山庄做客。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达神户，吴氏又多次设宴热情款待。为褒扬其支持革命之义举，孙中山曾亲笔题赠“热心公益”匾额一方。为表达海外赤子思念祖国之情，1916年，吴锦堂在舞子海滨建成一栋八角形的别庄，取名“移情阁”。1924年12月孙中山带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途经日本时，孙中山偕同夫人最后一次亲临“移情阁”。在吴的协助下，孙中山在神户女子中学礼堂发表《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宋庆龄也就妇女解放问题在兵库县高等女校发表演说。
辛亥革命期间，宁波商人在上海等地十分活跃。可以说，他们不仅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程度不同地表示同情和支持，更有不少宁波商人进而直接参与这场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宁波商人参与和支持辛亥革命主要分两个阶段，即在武昌起义前支持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与反清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则帮助革命党人夺取和巩固政权。支持的方式多以经济为主，政治军事为辅。
除以赵家蕃、赵家艺兄弟为代表的宁波中小商人一开始就直接参与这场革命外，以朱葆三、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宁波帮领袖人物，也先后涉入其中。
进入20世纪后，宁波帮上层分子尽管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表示不满，但仍寄以幻想。为此，1906年12月当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薇庄都加入为会员。但随着清朝政府假立宪、真专制面目的彻底暴露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也逐渐有所醒悟，对革命党表示同情与支持，其中一部分最后选择了参加同盟会。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商团是上海商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1911年初根据同盟会的指示，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将上海商团组织转变为反清武装力量。此事无疑得到了虞洽卿的首肯。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随后，上海商团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发展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后在光复上海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民军久攻未克的江南制造局。
期间，虞洽卿与上海革命党人首领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虞多次出资支持陈其美，并为其筹款购置枪械，以供起义之用。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与朱葆三等宁波商入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一时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的消息传来，上海市面急剧动荡，许多钱庄、银行关门，严重影响各业经营与市民生活。为稳定金融，维护社会治安，陈其美就商于虞洽卿，得到后者的大力支持。虞洽卿一面派人投函，分送工商各界，并以消息形式在报上刊登以消弭不必要的恐慌，一面与沈缦云、王一亭等同盟会员分头向各业广为宣传、解释，全力维护市面，终于使市面渐趋稳定，人心也趋向安定。
武昌起事后，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团司令部（设在今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轩所设“锦泰昌颜料号”）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即于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顾问，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总长。
财政问题是上海光复前后革命党人的最大困难之一，对此当时旅沪宁波商人当仁不让，纷纷给予大力支持。由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1911年12月，朱葆三应邀担任了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宁波商人周晋镳、傅筱庵、钱达三等任顾问，以“协筹共济”。不久朱葆三又担任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董事长，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支持北伐等，奔波联络，颇费苦心……
镇海桕墅方家和小港李家是宁波帮最具经济实力的家族财团。辛亥革命期间，这两大家族都有成员参与这场革命。小港李氏三兄弟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则是上海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他们都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上海光复之役开始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李云书则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为保障前方军需供应竭尽心力。期间，李征五曾与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及李平书、王一亭等商界人士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为参加北伐的将士助威。
当然，宁波帮是一个包含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地域性企业家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态度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在不同的时间，即使同一群体对这场革命的态度也会有所变化，如曾为上海辛亥革命积极奔走的虞洽卿，当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时，曾对袁氏寄予厚望，为此他反对“二次革命”，竭力阻挠国民党人运动浙江独立之计划，力劝浙督朱瑞持中立态度。但当袁氏公开称帝后，虞洽卿又加入反袁行列，此后他一直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但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倾力资助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曾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一道忝列所谓的“清党”行动“五功臣”之一，成为他一生中的污点。另一个势力雄厚的宁波商人傅筱庵，在抗战期间甘当日本侵略者伥鬼，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仅两年时间，就被国人刺杀毙命。
士商并重湖州帮
民间有一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民国社会堪称“四大霸主”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可以说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因此，他们的故土浙江省吴兴县就令世人不可藐视了。
吴兴县位于浙江北部，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境内河湖密布，山明水秀。元朝书画家赵孟頫曾挥笔留下赞美的诗句：“苍峰北峙，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波皎澈，山川映发，冲和攸集，星平列斗，势雄乎楚雄。”
湖州除景色宜人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十分丰富。其中尤以丝绸和湖笔为最佳，名传海外，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的美称。而湖笔也驰名世界，成为文人墨客喜爱的文房四宝之一。
湖州虽是浙江省的一个小地方，但历代都是人才辈出，在近代史上，国民党的一批重要官员都出自湖州这块弹丸之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国民党党政官员有十几人，这些人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都名声显赫，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谓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早年在欧洲经商，回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戴季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十多年，后来长期做蒋介石的谋士。在大陆时期曾任国民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长等职。
钱新之，长期从事金融业，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
徐恩曾，曾留学美国，回国后追随蒋介石，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中统局副局长、局长。
同属于一块水土养育的这些人中，陈氏家族首居其中。在战乱年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之所以能权倾一朝，与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也有很大关系，他们利用同乡关系拉帮结派，营造自己的权势，使之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成为“四大家族”之半壁。
而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湖州人当属陈果夫、陈立夫的亲叔父，孙中山的亲信、蒋介石拜把之兄陈其美。陈其美是“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生于1878年，早年在乡间读私塾，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使自己所经营的商业后继有人，竟要他弃学从商，年幼的陈其美只能唯父命是从，到崇德县北的石门镇的善长典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在老爹陈延佑的眼里，陈其美是最不争气的儿子。中国的传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有出息，前途才最大。在陈氏三兄弟中，最初都是想走一走科举这条路的，而且老大陈其业和老三陈其采还都中过秀才。唯有老二陈其美是典当铺中的一名小学徒。然而习商之余，他经常阅读报纸，十分关注世界大事、中国国情。对清政府的腐败，他极为愤慨。在致亲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败，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素有抱负的陈其美后来曾题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用以自勉。1906年，陈其美赴日本入警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曾担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淞沪长官司令等要职，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后为人暗杀。孙中山高度赞扬他是“革命首功之臣”。
陈其美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射出烁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了下一代人走向声名显赫的道路。故他死后还极尽荣耀褒赞。在家乡湖州的陈其美陵园中，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牌坊，中心匾额“成仁取义”，为孙中山所题；左边横额“浩气长存”，为林森手笔；右边横额“精神不死”，出自于蒋介石亲题。牌坊的四根立柱上刻有两幅楹联，中间是蔡元培的：“软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洵是鲁连子房一流”；两旁是于右任的：“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
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曾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当然，他也曾将同乡张静江，侄子陈果夫、陈立夫等向蒋介石介绍，使其最终成为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是继陈其美之后又一个经商为官的湖州帮要人。张静江，1877年出生于浙江南浔的一个巨富家庭。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二兄”。
年轻时期的张静江在父亲张定浦的鼓励下到海外经商，在巴黎、伦敦和纽约都开设有公司。1905年，28岁的张静江由于对清朝腐败无能不满，成为一名反清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东奔西走为民主呼号使张静江大为敬仰。张静江对孙中山说：“近数年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并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介绍他去美国活动时，可到纽约市第五街566号通运公司，领取活动费3万元。后来孙中山到纽约，果真兑现拿到了这笔钱。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在窘迫中求助张静江，数天后张便汇了3万法郎，让孙中山与同仁们又惊又喜。第二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张静江又如约汇出6万法郎。1920年，张静江回到上海，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设恒泰经纪字号，改称恒泰交易所，并以交易所为阵地，为革命活动筹措经费。
据家族后人不完全统计，张家在辛亥革命前后捐款达13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如今的26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豪门望族阶层中是非常少见的。
1912年，张静江在湖州老乡陈其美处邂逅蒋介石，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恒泰交易所任职。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向张静江借钱糊口，而张静江对蒋也是有求必应。在由商转政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张静江还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蒋有济世大志，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蒋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反蒋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时候他在党内能够借重的力量只有张静江了。1926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广东处境日益困难，他希望张静江前来救场。没过多久，蒋介石率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政治力量。但是北伐需要大量军饷，这就势必要与江浙财阀打交道。而打通江浙财阀的大门，又非张静江不可，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设立浙江临时政治局会议，任命张静江为主席。经过张静江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等的“报效”，也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军需债券的认购！
张静江被贬为浙江省主席后，致力于建设，为南京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总是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买政府的账，也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同时，他与国民党一些新贵的矛盾也渐渐滋长起来。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仍是国民政府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实际上成了名存实亡、有职无权的摆设。这对张静江精神上的打击不小。蒋介石的疏远、权力的丧失以及痼疾的日益严重，使他终于忍不住对亲友和年轻部属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1938年张静江携全家出国，自此远离了政坛风雨，也离开了蒋介石这位曾经的把兄弟。
其实历史上的湖州人读书致仕的要远比经商为官的多得多。自明中叶出现所谓的“湖商之后”，士商现象就在这块地方盛行至今。首先是儒士们在经商风气的熏染下，逐渐认同商业意识，从而走上经商之路；同时经商成功后他们自己或是亲属又反身入仕，成为与徽商几近的一个特殊群体。最典型的莫过于南浔的丝商群体“四象、八牛”：“四象”中的刘镛，“少开敏能读，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乃辍学执学于绵绸业”。他是弃学经商，赚了大把的白银，仍“欲以诗书簪绂启其后，故望子力学之心独切”。其子刘锦藻励志学问，于1894年进士及第。父亲辍学的无奈，在儿子身上找回了成功。而儿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士了，他不仅是文人学者，编修《清文献通考》，著有《新正附考》《南浔备志》《坚匏盦集》等，更是一名成功的爱国儒商，继承父业，成为江苏淮盐巨商，又投资垦牧、轮船、电业、铁路、房地产等。刘锦藻之子刘承干继承刘氏家业后，则成为一代藏书家和刻书家。“四象”中的庞云鏳也是弃学从商，起初靠丝业起家，后又兼营军火成巨富，他也在儿子身上找回了寄托。次子庞元济于1880年考取秀才，庞云鏳又为他捐补博士弟子，授了个空头的刑部郎中，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兼实业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商。“四象”中的顾福昌也是少时弃学，后来成为上海丝界领袖，担任上海丝业会馆董事，又经营码头，成为上海商业巨头。他的子孙也都是数代儒商，尤其到了曾孙顾乾麟，成为“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著名儒商。丝商群体中的“八牛”，情形也大致相似。如周家第二代周庆云商儒并重，“早岁就傅，毕熟五经，为县学生。值世将乱，不慕闻达，一意为贾。贸丝行盐，用起家业”，一生创办了六个工厂，投资煤矿、电力、铁路等实业，又笔耕不辍，多著述、喜藏书，逝前一个月还手不释卷。
像湖州南浔这样一个面积近12平方公里的水乡古镇，历史上就出现过三阁老、三尚书、四十二进士，难怪清人沈垚对境内商业环境作出如此论断：“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赚到钱就有读书做官的好条件。
“新富参政”现象
2002年年初，义乌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即，38岁的杨保伟敲锣打鼓地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在经济上有影响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保伟，如同一匹“黑马”，闯入了选举人的视线。在义乌市民政局主管乡村选举的官员看来，杨为其他村民交纳农业税的宣传是不合适的，因为交纳农业税是每个农民应该承担的义务。但是，出钱参选则没有被禁止。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保伟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保伟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为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中的名义上的“村官”。
杨保伟是义乌杨力制笔厂厂长。17岁那年开始继承木匠祖业给人打工的他，曾经辗转于江西等地，先做匠人，后做生意人，投机倒把做点小买卖。上世纪80年代后倒腾烟草，以此发家。1997年，在义乌小商品行销世界的潮流中，杨保伟裹进了制笔业。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中低档铅笔由上杨村的制笔作坊提供。杨始终屹立在上杨村制笔业的潮头。由此，杨保伟完成了他由一个有钱的义乌人到富有的义乌老板的转变。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10万元也是当时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对杨保伟而言，10万元也并非一笔不痛不痒的支出。杨保伟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够他给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并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再者，生意人时间就是钱财，村官琐事太多，不可能不影响到生意。如果这些成本可以量化的话，杨保伟估计自己为“官”三年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将是40万元。
那么，杨保伟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杨保伟到底图个什么呢？杨的说法是，一时冲动，别人利用他的傲气激他的。在谈论上杨村村政的历史时，杨表达了他的不满之意，同时，也透露了他捐资参政的真实原因：
上杨村临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宅基地异常吃紧，即使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因此，800余户人家有130户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只好混合在一起。杨保伟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睡觉的地方都不容易安排。拥挤的住房有时还影响到上门来的客户。在做外贸生意时，有些国外的商人朋友，来到他的家中一看后，差点放弃了生意上的合作。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否定了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保伟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保伟拿出10万元捐资参政，他提出的另一个经济上的好处是保护创新。
杨保伟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但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在产品上的创新无法得到保护，因而被克隆是常事。杨保伟在这方面损失很大，而克隆的人也挣不了大钱，可是就是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杨保伟认为，要是自己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搞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当然，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政治上的需求是无法排除的。
对于杨保伟，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保伟的父辈祖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不论是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还是在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杨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出人头地。而村长，在一个乡村里，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来的，但他不否认自己渴望这样的光荣。“我当村长，还是想为整个村子谋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负在整个上杨村。”
那么，村民的选票是否是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对于这个问题，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一个亿的村庄，村民一般会以轻蔑的口吻来加以否定。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即便穷的人家也有个四五万的存款。只要劳动，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保伟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波动就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了。
有的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是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如此，杨保伟用选票彻底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杨保伟也成了那一时期媒体聚焦、放大的热点人物。
杨保伟仅是一个小小的个案。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重庆、吉林、山西等地在农村选举过程中，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养殖大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
2005年以来，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据一些省区的民政部门统计，部分地区富人当选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六十。以浙江为例，该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班子参选的苗头，即几个“老板”联袂参选并“组阁”。基于这种情况，有媒体认为，财富的力量在竞选中愈来愈大，“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曾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幕。
富人参政的动机无非有三：一是出于公心，想改变农村落后贫穷的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富人虽富，但农村仍然是其内心深处根之所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取得一定的社会名望。当“村官”为名不为利，应该说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二是谋取经济利益。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企业，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元，当政的富人希望通过获得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或者至少防止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如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其行为应该得到保护，但如果越出法律的边界，其谋利行为应该受到惩戒。三是谋取政治利益。他们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功，想通过参选当政，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便于今后在乡镇政治、县域政治中有所发展。
“先富群体”的当选反映了先富群体积极参政的内在冲动和强大优势，反映了选民的主体地位日益突显，也反映了各级领导层期望富人主持村务的愿望。
相对于杨保伟们的当选“村官”，徐冠巨等人的参政议政则是另一道风景——
2003年1月，在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42岁的民营企业家、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当选为副主席。这是浙江省政协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的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任副主席。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是从2002年7月起担任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这也是浙江省工商联从1952年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当“掌门人”。十多年前靠2000元借款起家的传化集团在徐冠巨的精心经营下，当时已经成为浙江省知名的民营化工集团。这家公司还以率先在民营企业进行党建工作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
在2003年1月召开的省人代会上，周晓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自费打电视广告向群众征询全国人代会议案的内容，让周晓光成了名人，也成了忙人。广告打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周晓光的人大代表办公室里电话也响个不停。“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广度和高度。”周晓光的这段话道出了她打广告征议案的原因，也道出了一个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浙商作为从民企中崛起的一个新阶层，不但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走进了全国“两会”的神圣殿堂，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有人对当代浙商政治参与的方式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举和被选举占到被调查对象中的85.2%，入党占7.4%，加入工商联占3.7%，参加政府活动占3.7%。在以上的政治参与中，选举和被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看做是最主要的政治参与方式。走上这条“参政议政”之路的高层次浙商中，除了徐冠巨、周晓光外还有鲁冠球、宗庆后、冯根生、楼忠福、李书福、郭广昌、南存辉、胡成中、沈爱琴等等一大批。
对于这一现象，被朱镕基总理誉为“国宝”的飞跃集团董事长、党的十六大代表邱继宝解释说：“随着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的政府需要来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人来共同参与民主建设，我们民营企业人士也自然就有了参政议政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