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治学的态度有别。章太炎无论是考证经史还是发明诸子，都与他独特的经世观分不开。在他那艰涩难懂的文字背后，永远都包含着现实的内容。但也正因为过分重视学术与现实的联系，使他的治学难免会受到个人好恶的干扰。胡适则不然。胡接受的是现代学术训练，更容易自觉地信守客观的原则。这一点从他下面一段话可以看得很清楚：
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现”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胡适对传统批判得很激烈，但在考史方面，他从不以个人的好恶歪曲事实，就是明证。胡适会为一种版本、一条材料的发现而惊喜，可一旦结果出来，考据的任务就完成了，他决不愿意再由此引申或比附一些与学术无关的结论。对胡适而言，考证的目的只能是，证明一件史实，或者，再一次验证他的“科学方法”的有效性而已。
章、胡二人治学立场上的这种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国故”问题的看法。
四
新文化运动后期，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知识界发生争执。对立的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主张“保存国粹”，一派主张“整理国故”。后一派视胡适的言论为圭臬，前一派则多以章太炎的主张为依据。如果把这场争论看成是章太炎和胡适的较量，那似乎也并不能算太过分。
甚至，两人关于如何治经和治子的讨论，其实也可以归到这同一个问题下。
章太炎这样解释“保存国粹”的必要性：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
尝谓治乱相寻，本无足患，浸假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辟之于身，支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澌，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孽，国粹沦亡，国于何有？
说到底还是那个亡国亡种问题！前段话讲于1906年，后段话说于1923年。这期间正是近代社会最动荡的十几年，章太炎对“国粹”的看法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胡适曾指出：“国故这两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以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包括一切。”但这种说法并未缩小两人之间的距离。事实上，章太炎根本无意于在“国粹”和“国故”之间作出区别。
胡适就不担心亡国亡种问题。作为一名忠实的世界主义者，胡适并不为自己传统的失落而担忧，相反他认为，凡是合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东西，就没有理由担心会失掉；而那些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即使淘汰掉也不值得可惜。在这种信念支配下，胡适认为，目前的任务根本就不是如何去“保护国粹”，而是先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国故”进行一番整理：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整理国故”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矛盾。现代学术的训练，使他意识到无论对什么问题都应尽量保持理性和客观，但两种文化的反差又使他对自己的传统从心理上感到厌恶。当他攻击自己的民族是一个“又愚又懒”、“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时，当他说“故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时，这种厌恶之情表现得至为明显。甚至，他竭力表彰乾嘉朴学的方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心理补偿的需要。
胡适曾经告诫自己的学生，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应当坚持的是“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不应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观念。这种慎重的言辞表明，胡适在对待传统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也曾试图尽量保持一种理性的立场。
可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更常见的情况是，他把“整理国故”看成了评判历史、重估价值的一种手段：
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象，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用“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来说明“整理国故”的功用，很难说是什么客观的态度。由发生在胡适身上的这种矛盾可以看出，在涉及文化传统这个个人情感最易介入的领域，要想保持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是多么困难。
总之，民族主义的情结使章太炎对本国文化充满敬意，他始终相信，本民族特有的东西是最可宝贵的财富。普世主义的信念使胡适更多地看到自己传统的不足，他总想把本国的文化溶入到世界的潮流中去。这两种态度实际上也正是文化冲突中最常见的两种情形。只要文化冲突尚存，发生在章太炎和胡适身上的这种情况就可能会一再重复。五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人们总爱从章太炎和胡适讲起。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世纪初学术界的核心地位，而且更关乎延续至今的学术发展走向。考量历史，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反省现实。
个人认为，对章太炎和胡适最好分开对待。无论是为了考量历史，还是反省现实。
就历史而言，章太炎影响到“五四一代”，胡适影响到“后五四一代”，这本是自然常情。但常情中也有不寻常之处。章太炎出于传统，入于传统，一生反复多端，可他给“五四一代”的启示，肯定破坏大于建设。鲁迅的估计并没有错：“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正是靠反清、诋孔、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斗争的那些言论，使当时的激进青年热血沸腾。“有学问的革命家”这个称号本身就很有趣，“学问”变成了“革命”的修饰语，个中因由不就很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吗？在某些专门的领域，如音韵、训诂，章氏的影响犹在，但他大量的经世文章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把学术与政治勾连起来，无论是借发挥微言大义还是考证经史，都是属于经学时代的做法。章太炎终究是一位经学家。他亲手埋葬了他竭力加以维护的传统。
胡适的不同处在于，在摧毁一种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参与创建一种新传统。无论胡适反对旧传统的言论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有多大，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他的贡献却在于对“后五四一代”的示范作用。他是一位开风气的人物，他那几种“半部”著作都有助于树立一种新范式，尽管未必都是优范式。胡适所代表的这种新传统来自西方，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以理性为指导，着重客观、科学，坚持价值上的中立，并且有一套形式上的规范等等。经过胡适的宣传和实践，经过“后五四一代”的努力，这套规范主宰了中国学术界，至今依然如此。从开新的角度看，胡适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地位远比章太炎重要。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正像任何一种传统一样，新的总会变成旧的。每一种传统都有它的局限。建立在现代文明之上的新传统，有一些基本的假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科学理性适用的范围是否有限定？客观性如何在人文学科中体现？现代化是否一定要斩断历史？民族性能否在现代学术中加以体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加以重新检讨。
从这个意义上讲，章太炎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清除掉种族主义的痕迹之后，对民族特性的重视、对民族传统的珍爱，也许可以重新被现代学术所容纳。陈寅恪的那段著名的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近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乐道，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另外，章太炎对“主观之学”重视、对“直观自得”的强调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在那些与个人内在体验相关的领域内，只有不再以客观性相约制，像《齐物论释》这样的深造自得之作才会重新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