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新诗”看现代汉语的诗性建构
胡西宛
在新诗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其自身主体性建构的不懈努力，诗歌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在中外诗学资源中东奔西突，但迄今难以博得对其工作成绩的首肯。同时，不懈的努力仍在焦虑中坚持。近年，在对新诗建设的宏观把握中，“汉语新诗”这一概念崭露头角，人们寄望它能廓清新诗诗学的某些纠结。对这一概念的阐发，令人认识到，这或许接触了新诗主体性建构工程的关键部位，从此处入手，十分有利于厘定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切的一系列关乎新诗本质属性的问题。
近年学界对“汉语新诗”概念的思考和阐述，逐渐深入到了新诗的语言学基础部分，接触到了新诗主体性建构的根本。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它本身的建设对汉语新诗和汉语新诗学建设发展的积极意义，值得认真估量。统观新诗诞生以来获得的那些称谓，可以认为，“汉语新诗”是一个创新性的、或许是根本性的命名，它揭示了中国新诗的“汉语性”本质，是从方法论起始的对新诗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正本清源的诗学主张。
“汉语新诗”从汉语言文学的意义上认定了新诗的基本内涵，突出了新诗的主体性价值，这是新诗安身立命的根本。对“汉语新诗”概念的思考，以汉民族母语文化为中枢，接通古典—现代、中国—西方的诗学资源，铺就四通八达的诗学思考路径。这一概念内涵丰富，开放包容，边界清晰，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本文试从其语言内涵、诗学内涵和文化内涵方面作一辨析。
一、语言内涵
现代白话在全民族共同参与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业已成长为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现代汉语。一代代语言艺术大师锤炼的结晶——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包括新诗，被认定为我们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法规范。“汉语新诗”概念所指称的汉语就是现代汉语，这是对新诗文化身份的规定。傅天虹认为，汉语新诗的命名“凸显了与中国传统文言诗的区别，这种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事实上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
基于现代汉语语法西化、语义明晰化的特性，新诗重建了它的整个表达结构，酿造了新的诗性语言，并用以表达现代经验。这是新诗建设的伟大成就。今人对当初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推翻旧的书面语言的决绝态度颇有诟病，谓割断了汉语语言传统。实际上，语言这种全民族参与的社会活动，其文化传承根本不是谁凭主观意志可以割断的。汉语源头遥远，融汇百川，它从上游带来的文化信息自然流播，无从逃避，也无可抗拒。另一方面，作为语言艺术精华的诗歌，本也应积极主动地融汇作为文化遗产的古代汉语。因此，“‘汉语新诗’有效地更改了那种更多地停留在对‘现代’语义的强调的‘现代汉诗’的偏重，不仅仅指陈时间维度上‘代际’性的文类秩序，还更指向一种连续性的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因此，“汉语新诗”指称的汉语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老而常新的现代汉语。
对语言的加工能力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综合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实现，要从正确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开始。
与西文相比，汉字在音韵上的特征是一字一音或一词一音，形音同一，声调上有四声、平仄。这种独特的音节、声调特征，具有形音谐一的特殊形式美，是诗歌组织节奏、韵律，创造音乐美的天然优越条件。它同时又造成汉语句形组合的自由，并导致语义的灵活性和多义性，使汉语诗歌获得独特的诗美。这说明，汉语言本身就富有诗性特征。
不同于纯粹作为音响符号、诉诸听觉的抽象性的西文拼音文字体系，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直观的视觉特点和感性魅力。汉字的构形特点是形象性和艺术性。它处处显示着汉民族文字、语言创制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和记忆，携带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汉字的结构显示着创造者、使用者对世界和自身、对表述对象的指示与理解。它的造型和文化信息都能直接诉诸读者和欣赏者的生活经验和感情体验，本身就具有审美功能。因此，汉语诗歌多出了一种西文诗歌所不具备的魅力：它可在语义层面之上，由其字形率先传达给读者一重文化信息和审美信息。老诗人郑敏曾感叹道：“汉文字实则是文字与视觉艺术的混合体，而艺术的威力主要是直接震动感官”，“汉字本身就是诗、书、画三者结合的时间——空间的双重艺术”。
现代汉语语法接近西语，但自身又有语法上的特殊性。汉语词源丰富，词义复杂而精细；它在词法、句法、语序上都有与西语语法截然不同的方面，有人指出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它的“非语法性”特征。特别是古典汉语的蕴藉特征，显示出汉语的独特风韵。所以从语法层面来讲，汉语也是构筑新诗民族性的基石。
总之，“汉字由于象形的特点，本身具有诗学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1)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的语音学特点；(2)附着于这种单音节的形体象征意味；(3)附着于这种音、形上的对仗、平仄、呼应形成的和谐、延宕等的诗学意义。这三点是汉字诗学独特的意义”。着眼于汉语诗歌的外部特征，汉语的语音、字形、词汇和语法特点指向诗歌文体的形成机制问题；向其内部考察，则可见汉语言是造就汉语诗歌独特诗美的根本。所以，“语言之于诗，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外套，或者如过去人们常说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具体语言都从根本上成就了一种具体的诗歌和一种具体的诗学，包括它的世界观、审美视域和诗体样式，而且只能成就这样一种而不是多种甚至是普遍的诗和诗学”。
认识了“汉语新诗”概念在语言文字层面的内涵，我们可以更加明了“汉语新诗”概念强调“汉语性”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了汉语言所积贮的原初的艺术创造力，可以更积极主动地促使它有效地释放到新诗创作中。
二、诗学内涵
新诗起步时的姿态就是背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向域外寻找新的诗学资源。早前梁启超即在发动“诗界革命”时倡导学习“欧洲意境语句”，由此开始了一个世纪前中国诗歌界的“引进外资”热潮。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新诗，当不为过。新诗的“混血”容貌当使古典诗人触目惊心。因此，“汉语新诗”之“新”，除了白话这个语言层面的因素，还指向新诗借鉴的西方诗艺和诗学观念。但“汉语新诗”之“汉语”，依我的理解，落脚点却在新诗诗学的“汉语性”上。一方面，它表示，现代汉语的运用和现代经验的书写造成了新诗的现代审美风貌、新的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它指出了新诗保持汉语诗学传统的问题：古典汉语诗学传统既无法割断，同时也是新诗诗学的民族基因。其血肉、思想，不论包含着何种组织和营养，都要由这一民族基因决定。
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自然继承性是“汉语新诗”概念成立的现实基础，新诗以艺术实践支持了“汉语新诗”概念对新诗诗学内涵的“汉语性”的强调。新诗文本和新诗诗学思考中遍布古典诗学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单从新诗意象的运用，就可见这一点。最能代表“五四”时代声音的郭沫若诗作有著名的“凤凰”、“天狗”，最“西化”的李金发也写“弃妇”，“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有他的“丁香”。任洪渊认为闻一多的《死水》囊括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语言的运动，穿越了‘无一字无来历’与‘文本间’的全部时空，使得我们读一首现代经典诗，就是在读一部文学史。”新诗经典中存在的这种鲜明的古典蕴含，证明了“汉语新诗”概念强调“汉语性”诗学内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汉语新诗”概念给定了新诗的诗学内涵，这是得到了极大扩展的新诗内涵。它是“新”的，所以是开放的系统，向已经成功吸收、消化的域外诗学主张开放，并继续向尚未吸收及尚未生成的新的诗学主张开放；它是“汉语”的，所以它应涵盖现代、古典、民间，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少数民族诗歌的诗歌审美范式。它是所有华人的艺术经验和生命体验，它拥有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新诗创作的各种诗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它的样态是多元共生互渗，古典汉语诗学传统、现代海内外资源——入世情怀，独特的生命体验，天人合一观念；意境，用典，比兴说，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肌理，意象，声律，风骨，味；自由体、新格律诗、象征派、现代派、散文美、民歌、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90年代台、港、海外“网路诗”；语言特性，修辞方式，文体传统……这一切，都是构筑新诗诗学的“汉语性”材料和参照，“汉语新诗”概念依此界定了新诗是融合了历史传统而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汉语诗歌。它是一条织锦，不断把革新元素编织进自身；它是一条长河，沿途汇入所有支流的无尽活水。“汉语新诗”概念对新诗学内涵的揭示，展现了建构新诗主体性的无限可能性，勾起了触发新诗的艺术创造力、开创汉语文学艺术未来的遐想。
另一方面，“汉语新诗”概念也包含着提纯、净化新诗品质的功能。对“汉语性”的强调，剥离了新诗存在的种种非诗的因素：如各种功利性因素，再如流行文化的因素，包括当前新诗创作表现出的生命体验的浮躁化、粗糙化和简单化，以及语言环境的污染，从而使新诗回归汉语诗歌本身，突出新诗的核心价值。
三、文化内涵
“汉语新诗”概念揭示的第一重文化内涵涉及身份认同问题。
人们早已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交际工具或思想的物质外壳，它被尊为人类一切存在的栖身之所，甚至干脆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对一个民族来说，母语并不是某个族群仅仅基于民族感情而刻意选择使用的语言，它是无可选择的，它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环境的基本要素，是他们自然存在的方式。所以语言是种族的特征，标识了人群的民族属性，也意味着使用者的身份认同。汉语是汉民族共同体使用的母语，是全球华人的种族标记，它是人类一种文明类型的表征。
汉语是以华族人口数量的优势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语种的，所以具有纯粹、稳定的特征，不同于诸如英语这样的国际语言，是因英美等国经济、文化、科学、军事等方面的强势地位而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言，更不同于某些前殖民地国家的语言运用情形，那些国家曾因宗主国的轮换而在历史上轮番使用不同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所以，因为语言使用而唤起的身份认同感，在华人社会尤其强烈。新诗不同于西语诗歌、西方诗学体系的特征是，它源自统一的中华文化、古典文学艺术源头，在继承汉文化传统中更新、发展，成为宽阔、汹涌的无尽长河。在主流的新诗诗坛也具有统一、稳定、纯粹的种族特征。如今“汉语新诗”概念的运用，又突破了地域、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描述了汉语世界、汉语文化中新诗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它在全球文化中的独特价值。这种整合，造成了新诗内涵的新的同一性。新诗不同于英语诗歌或英语文学、西班牙语诗歌或西班牙语文学，虽然它们都是跨国界的，但唯独汉语新诗是民族特征最鲜明的诗歌和文学门类。在全球文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而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愈加自觉的时代，“汉语新诗”概念为新诗和汉语文学明晰了身份，也为其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思考自己个体的、集体的、自我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启示。
“汉语新诗”概念揭示的另一重文化内涵，涉及新诗承载和传播的民族文化价值。
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承载着无尽的文化和生命信息。郑敏说：“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其本民族的文化地质层，在无声地记载着这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对语言所不可避免的多义及其所自动带入文本的文化、历史踪迹要主动作为审美活动来开发探讨。”汉语新诗的民族特征就体现在汉字和汉语中，如前所述，汉字和汉语因其极富民族色彩的字形、语音、语法特质和积淀文化的能力，而层层蕴藏着丰富而清晰、感性的中华文化的信息，就像汉文化历史的博物馆，存贮、陈列并传承着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历史文化沉积。只要使用汉语写作，在诗人表达具有自觉意识的生命体验的同时，汉语和汉字所携带的自身的文化信息必然会“自动带入文本”，将华人的世界观、智慧、伦理原则、生存状态、生命态度、审美理想、情感意志呈示给所有阐释者。这有赖于创作者对语言文字的自觉的选择和使用，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其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无意识行为，甚至还有独立于作者之外的语言文字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文本使用的话语方式，除了作者的主动选择和艺术创造外，也自然地反映了作者所属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情感意志内容等等的深厚积淀，这也是一种“自动带入文本”的文化讯息。循着语言文字的这些所谓“踪迹”(trace)，读者会进入文本结构中多个并置的意义空间：一、体现创作主体自主意志的显性意义空间，二、由语言文字和话语方式构筑的无意识的意义空间，三、由汉语和汉字自身建构的更加隐蔽的意义空间。这第三度空间，竟或位于创作主体的无意识之外，因为它是由汉语、汉字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自动组织生成的。这一空间的深层记忆被唤醒，汉语新诗的阐释空间就愈加广阔、辽远。认识到新诗的汉语文化价值，不仅使我们在新诗主体性建构中获得更多理论资源和启示，也将更加认清建构的路向，并增添信心。
如果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前，“汉语新诗”概念所呈现的新诗的丰富内涵，将使新诗的价值超出诗歌本身。汉语新诗依托汉语言文学的独特优势、汉文化的独特优势，以及中国和华人社会在全球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不仅自身将长足发展，在世界诗坛占据重要位置，而且也必将促进中华文明向全世界的传播，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