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式大敞口，近喇叭状，弧形肩，肩上或有双系，底内凹。如秭归蟒蛇寨M7：12。
此型罐在楚地流行于战国晚期、西汉中期，峡江地区出现较晚，而且多分布峡江东部，应受长江中游楚文化影响。
2.瓮，根据底部特征不同，分为两型。
A型 平底瓮，根据口部不同分为两亚型：
Aa型 敛口，以折肩为多，如丰都汇南M21：8。
Ab型 直口，圆弧肩，如秭归蟒蛇寨M25：4。
B型 圜底瓮，又可分两亚型：
Ba型 形体较大，多敛口，直腹，腹部较长，腹部饰绳纹，如巴东孔包汉墓M3：22。
Bb型 广折肩，圆弧腹，腹部较短，腹部素面光滑，如胡家坝ⅡM：29。
A型 瓮常见于中原地区。B型瓮东周时期已经在峡江地区出现，如巴东高粱子遗址H1出土一件东周时期陶瓮，其形制和汉晋时期的B型瓮基本相同，少见于其他地区，应是本地传统文化因素。
3.仓，峡江地区主要有以下四型。
A型 瓮式仓，整体似瘦长形瓮，多带盖，平底，有的带三足。东汉中期常见。如前坪M111：33。
B型 筒腹罐型，仓体圆形，似罐的形状，因此一些报告也称之为罐，已有研究者专门进行分辨。带盖，多为子母口，折肩，平底。西汉中期已见并流行，两晋时期仍有发现，早期直腹，晚期鼓腹或下腹内收成弧腹。
C型 深腹盆式，多带伞状盖，仓身为盆形，平底，有的带三足。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较为常见。如前坪M103：1。
D型 杆栏式仓，多为方形，模仿南方杆栏式房屋，流行于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如江东嘴M20：2。
仓起源于关中地区，后为秦、汉继承，成为汉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所以峡江地区的仓毫无疑问渊源于中原地区。但由于各地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不同，仓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入各地文化之中，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据张建峰的研究，瓮式仓流行于河南地区，筒腹式仓流行于四川地区，深腹盆式仓流行于湖南、湖北地区，广东、广西主要流行杆栏式仓，所以A型仓为中原文化因素，B型仓为本地文化因素，C型仓归为长江中游文化因素，D型仓虽然两广地区地区比较流行，但是由于气候原因，南方各地均较常见，不一定是两广特色器物，归为南方文化因素。
4.灶，峡江地区发现很多陶灶，可以分六型。
A型 圆形灶，仅在秭归孔岭墓地发现两件。如孔M3：5，灶体近圆形，弧壁无底，单灶眼，横长方形火门，灶面尾端有一椭圆形烟孔，灶穴上置一锅。
B型 马蹄形灶，发现也不多。如前坪M32：9，方头圆尾，呈马蹄形，火口朝地，灶面前端有挡火墙，后面有圆形烟囱，灶面上有两个火眼，置锅。
C型 长方形灶，基本为长方形，也有少量的梯形和正方形，灶眼有一个、两个甚至九个不等，火门多为一个，个别有两个。此型灶在峡江地区流行时间最长，西汉时期已见，东汉晚期仍常有发现。如江东嘴M16：1。
D型 曲尺形灶，如前坪M103：8，灶面曲尺形，单门双火眼，后缘无挡墙，无底，灶上置两个小陶罐。
E型 船形灶，不多见。如秭归蟒蛇寨M21：2，灶门处方平，与其相对的烟道处呈尖形。
F型 三角形灶，仅在石门嘴遗址发现一件，编号为M11：8、4，平面呈三角形，灶面有两火眼，上置釜和甑，前壁为半圆形，有长方形火门一个，后侧尖尾，有烟道。
朱津、常怀颖都对东周两汉陶灶进行过详细研究。常文中对灶的型式划分、分期、起源以及不同类型灶的分布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本书对陶灶的类型划分及各型灶的来源都参考了常文的研究成果。长方形灶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两汉时期中原发现的长方形灶主要是受到南方地区的影响，其中双火眼灶、双火门灶集中分布于两湖地区，考虑峡江与长江中游的关系，C型灶来源长江中游地区；A型、B型灶北方地区较为多见，特别以关中地区最为集中，这两型灶属于中原文化因素；船形灶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发现较为普遍，峡江地区的E型灶可能是受这些地区的影响；曲尺灶仅发现于江汉地区，在峡江地区多分布于东部，所以D型灶来源于江汉地区。F型灶，其他地方未见，是否为本地特有的器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峡江地区圆形灶和马蹄形灶发现不多，以长方形灶、曲尺形灶为主，所以此种器物主要受以楚地为主的南方地区影响。
5.釜，根据口部有无器耳情况分两型。
A型 无耳釜，圜底，底部多饰绳纹，根据口、颈、腹的特征可以分为三亚型：
Aa型 无颈部或颈部很短，分四式：
Ⅰ式 侈口，球形腹，如胡家坝。
Ⅱ式 侈口，腹部加深，如罗家桥M5：72。
Ⅲ式 敞口，口沿外撇，如奉节三塘崖墓SM5：5。
Ⅳ式 大敞口，腹部相对于整个器物变小，如98丰都汇南M32：6。
此型釜的演变规律是口部由侈口变为敞口，且逐渐变大，腹部由球形变为深腹再变为浅。汉晋时期常见。
Ab型 有颈，分四式：
Ⅰ式 侈口，口部较小，颈部不明显，溜肩，腹部较深，圜底。如重庆临江支路M5：9。
Ⅱ式 敞口，口部增大，束颈，折肩，腹部变浅，圜底。如巫山麦沱M33：4。
Ⅲ式 敞口，束颈，折肩，扁腹，底部近平。如96丰都汇南M5：44。
Ⅳ式 侈口，束颈，袋状腹部，底部变平，如98丰都汇南M20：14。
此型釜演变趋势为口部逐渐增大，颈部逐渐增长，溜肩逐渐变为折肩，后又成为溜肩，底部由圆变扁。汉晋时期常见。
Ac型 高领，圆腹，底下接有三足，肩上有对称环形耳，应为陶釜甑的下部，如胡家坝ⅣM9：5。西汉中期以前多见。
B型 釜口沿立有双耳，分为三式：
Ⅰ式扁腹，平底，如万州大周溪M6：32。
Ⅱ式弧腹，圜底，如巫山水田湾ⅢM8：39。
Ⅲ式弧腹，底部变尖，如万州区钟嘴M3：13。
一般认为峡江地区是巴文化的分布范围，而釜是巴文化流行器物，如巴文化早期遗址——香炉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陶釜，Aa型、Ab型釜的源头很显然是来自巴文化，应归为土著文化因素。Ac型釜虽然在早期陶釜中找不到相一致的器形，但是和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的铜釜甑下部非常相似，应是铜釜甑的陶器仿制品，归为土著文化因素。B型釜东汉以后才有发现，应为外来因素，这种釜和西南夷地区的立耳铜釜比较相似，如石寨山出土的铜釜M6：61和M7：82，平底，口沿立有双耳，赫章可乐也有出土。应该是受到西南夷文化的影响。
6.壶，峡江地区发现较多。
蒋晓春进行过详细的型式划分，只是蒋文把壶和钟分作两类器物来叙述。据孙机先生研究，壶和钟实际上是同型异名之器，所以本书归为一种器物，把蒋文中的钟统归为A型壶，蒋文中的壶归为B型壶。A型壶，圆腹、圈足，在中原地区极为常见，为中原文化因素。B型壶，长颈，平底，无圈足，和楚文化中的长颈壶存在渊源关系，前坪M111中出土有，为长江中游文化因素。
7.鼎，根据腹部和底部特征不同分为两型。
A型，圜底，整个器身近球形，矮足，演变趋势是三足简化，器身变浅。
B型，高足，深腹，器底较A型平缓。演变趋势是器身逐渐变方，耳足简化。
鼎是先秦时期的礼器，各地均有发现，东汉早期以前常见，东汉中期以后少有发现。A型鼎多流行于中原地区；B型鼎深腹、高足的特征属于楚文化的传统，归为长江中游文化因素。
8.豆，根据柄的长短，分两型。
A型，高柄豆，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比较常见。如云阳走马岭03M3：10。
B型，短柄豆，仅见于西汉中期，如胡家坝ⅡM6：10。
A型豆常见于中原地区；B型豆为晚期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归为本地文化因素。
9.勺，分两型。
A型 勺首平面椭圆形，圜底，后接曲柄，柄较粗，多有刀削棱，有的在柄尾部装饰龙首，整体制作较为精制，如松岭包M9：23。出现于东汉早期，流行于东汉中期，两晋少见。
B型 勺首轮制，平面呈椭圆形，平底有些带柄足，在勺首的一侧捏一流状凸起，上接弯曲的泥条柄，柄长短不一，有的尾部卷曲，整体制作草率简单。如秭归蟒蛇寨M19：52。西汉晚期已见，东汉中晚期流行。
A型勺流行于中原地区，如洛阳烧沟汉墓中发现多件，应属于中原文化；B型勺多见于峡江地区，其他地方少见，为本地文化因素。
10.硬陶器。
硬陶器物在峡江地区有较悠久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川大师生已在中堡岛等地发现商周时期的几何纹硬陶，汉代依然存在，时代多为东汉，器形为罐，带压印纹。
根据口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型：
A型 侈口罐，如前坪M109：33。
B型 盘口罐，如麦沱M47：19。
C型 双唇罐，常有人称之为泡菜坛，如罗坪BLJM1：16。
印纹硬陶普遍流行于南方商周时期，直到秦汉仍有生产。峡江地区发现的硬陶器物较少，而且资料介绍较为简单，为稳妥起见，统归为南方文化系统。
11.俑。
“俑，痛也……《礼记》、《孟子》之俑，偶人也。俑即偶之假借字。如喁亦禺声而读鱼容切也。假借之义行而本义废矣，《广韵》引《埤苍》说：‘木人送葬，设关而能跳踊，故名之俑。’乃不知音理者强为之说耳。”此说甚是。《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赵岐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郑玄释为与生人相对偶，“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最早的偶或为刍灵。《礼记？檀弓下》：“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郑玄注：“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灵者，神之类。”孙希旦集解：“涂车刍灵，皆送葬之物也。”从俑的本意来看是人的形象，本书也是如此理解，也有人把动物模型称为俑。
目前发现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出土于安阳殷墟的陶男女囚徒，时代为商晚期。秦汉时期陶俑盛行。秦、西汉时期关中、徐州地区发现的陶俑数量最多，制作最精致，特别是关中地区，作为皇家所在地，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至东汉，以上两地陶俑发现数量减少，有人认为“应与东汉皇陵内限置俑人制度有关”。而四川、广州等地区陶俑盛行，广州地区的陶俑数量也很多，但是其规格、艺术性、数量都无法和四川地区相比。可以说东汉中晚期四川的陶俑代表了当时全国最高的水平。
陶俑多发现于墓葬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随葬品包含了大量历史信息，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陶俑功能以及在墓葬中位置解读对于了解当时丧葬思想、宗教信仰有重要的意义；陶俑的分类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阶层构成和社会生产、生活体系，依据兵马俑可以了解当时兵种构成和排兵布阵情况，依据劳作俑可以了解社会生产情况，依据宴饮俑可以了解当时社会娱乐情况，依据舞乐俑可以了解音乐、舞蹈史；陶俑的穿着提供了服饰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对于解读汉代文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陶俑最重要的特点是直观性，这是任何文献材料所不具备的。古代不可能留下视频资料，而陶俑作为一个立体的、直观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历史视频资料的片段，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片段连接成连续的影像，最大程度地复原历史。
陶俑本身属于雕塑品，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陶俑著述已有不少，其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图录，或加以简单的文字介绍，如《中国古代俑》、《中国古俑》中均介绍到汉代陶俑。
（2）概述性的著述，如《中国陶瓷名品珍赏丛书——秦汉陶俑》，《替代殉葬的随葬品——中国古代陶俑艺术》虽然贯穿整个历史，但汉代陶俑着墨较多。
（3）分区、分期等综合性研究，如《两汉墓葬出土陶俑的研究》。
（4）专题性研究，主要针对某类、某地区的陶俑。地域性陶俑研究如《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广州汉墓出土人物俑的发现与研究》、《四川汉代陶俑刍论》等；针对某类形象陶俑是研究主流，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秦、西汉的兵马俑研究是一个热点，还有《岭南汉墓所见之胡人艺术形象及相关问题》、《洛阳地区东汉宴乐俑探析》、《巫山地区汉代乐舞俑的文化考辨》、《汉晋时期长江流域出土胡人俑的初步考察》等文章，其中胡人俑形象最受关注。
（5）艺术性研究，主要从艺术角度来讨论陶俑。如《西汉陶俑艺术研究》、《秦汉陶俑艺术的比较研究》。
（6）不再局限于陶俑形态、分类、年代等基础性研究，而是探究更深层次的社会史、民俗、信仰等方面的问题。如《从汉陶人物俑看汉代四川社会》、《从陶俑看四川汉代农夫形象和农具》等，其中杨怡的《楚式镇墓兽的式微和汉俑的兴起——解析秦汉灵魂观的转变》颇具启发意义，该文依据职能对汉俑进行分类，再考察不同职能的陶俑在墓葬中的位置，分析各类陶俑在丧葬中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并和镇墓俑的衰落进行对比，总结汉代灵魂观的变化。近来姜生对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墓进行宗教学分析，认为该墓形制乃模拟北斗，象征着整个墓室乃是死者卧斗修炼成仙的“炼形之宫”。墓中出土的陶俑分区摆放，其中“对书俑”应为“司命司录俑”，其三笔象征司命神所注写墓主人“三命”，另可识别有“诵经真官俑”、“鬼官北斗俑”等。不同的器物群构成不同的功能区域，代表着墓主人地下修炼成仙过程的不同阶段。墓内器物有其内在符号逻辑，表达着墓主人所追求的“太阴炼形”、飞升成仙的终极理想。文中首次提出墓葬器物分布逻辑的分析法，力图还原墓葬及器物背后那个支配着整个仪式结构的思想图景。其论证方法为汉代陶俑及墓葬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思路。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了解到，研究者对陶俑的重要性已有清晰的认识，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如陶俑的分类、分区、分期、断代，其中胡人、俳优、歌舞俑等形象较受关注。但深层次研究文章不多，陶俑信息发掘不够。如墓葬中随葬陶俑的原因，以往多用“事死如生”的观念来予以解释，解释至此便匆匆结束论述，笔者以为这恰恰是问题的开始，为何有“事死如生”的观念？为何随葬了陶俑就能“事死如生”？这个观念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完整逻辑体系的精神信仰观念，在这个信仰系统下形成了与生死有关的诸多观念以及丧葬风俗习惯。那这个信仰系统是什么样子呢？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有魂魄、升仙、泰山府等观念。当然完整信仰系统的复原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先从陶俑功能分析等基础工做起，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应该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总之，我们明明知道陶俑上蕴藏着大量历史信息，但就是感觉找不到一个着力点提取更多的信息，提升研究层次。笔者以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提高理论素养和转变研究方法。
俑质地有木、陶、铜、石等，现在一般把动物模型、镇墓兽也称作俑。峡江地区出土陶俑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多，主要可以分为人物俑和动物俑两大类，其中人物俑又可分为武俑，形象有佩剑、执刀、执盾等；侍俑，形象有提袋持便面、侍立、托物、持镜、托盘、抱囊等；伎乐俑，形象有吹箫、击鼓、抚琴、吹埙、跳舞、俳优等；劳作俑，形象有庖厨、驾驭、执飏扇、执锄、持箕、持杵臼、执杖俑、拱手、提鱼、提罐、抱物、按物等；其他还有听乐俑、坐俑、出恭俑、镇墓俑等。动物俑主要有鸡、狗、马、猪、羊、鸭、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