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驿传系统，萌芽于先秦，成形于秦汉，于隋唐两宋趋于完备，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随着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和发展，传统官办驿传系统逐步失去存在的意义，于民国初年被全部裁撤。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对我国交通运输设施大肆侵占，并采取对华战略封锁政策，致使中国抗战后方与前线陷入交通运输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国民政府为摆脱此困境，重新“恢复”传统“驿运制度”，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力量以补战时交通运输力之不足。这一措施的采取，使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重新发挥作用，大批量承担军需民用之运输任务，形成了兴盛一时的“战时驿运”。
1940年9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负责全国战时驿运的兴办与管理。各省则纷纷成立驿运管理处，主持各该省战时驿运工作。同年10月1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在成都成立。省驿运管理处根据四川实际，开辟战时驿运路线，发动民众参与战时驿运，承担军公商各类物资运输，甚得政府与社会人士赞许。根据省驿运管理处存在期间下属驿运机构设立与经营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将四川“战时驿运”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驿运支线总段时期：从1940年10月1日至1942年5月。此期先后开辟驿运路线五条，分别为奉建支线、新渝支线、渝广水陆联运线、渠万支线、川西支线；二为驿运区时期：从1942年6月至1945年3月。其间，因四川省办驿运营运路线之规模扩大，四川省办驿运划分为两个驿运区：川西驿运区和川东驿运区，并相应成立驿运区之驿运机构；三为四川省办驿运后期：从1945年3月底川西驿运区解散至川省驿运结束，这是四川省办驿运的后期发展阶段。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驿运营运业务大量减少而渐入衰落，到1946年5月，四川省驿运管理处解散，四川省办之战时驿运至此结束。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战时驿运”及四川省办战时驿运的研究，目前史学界关注得十分不够，尚无研究专著产生，专题论文亦为数极少，且所论较浅，研究空间较大。肖雄博士的文章以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为论域，对四川省办驿运制度与设施建设、驿运营运与管理以及民间力量参与四川省办战时驿运加以具体分析，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史实，对展现抗日战争历史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诚如章开沅先生所言：“实证研究应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书作者能在这个论域取得成就，主要因素就在于十分重视史料收集。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仅全部搜集了四川省档案馆保存完整的有关四川省办驿运的原始档案，还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在交通部档、行政院档中所保存的有关战时驿运的地图、统计数据等史料。此外，作者还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查阅了散存的相关资料，其中，1941年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编的《四川驿运》、1943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编的《四川的驿运》都是当时历史参与者留下的记录，颇具史料价值。这些史料搜集是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并能成为一本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博士论文的根本所在。
作者依据翔实的史料，重建了战时四川省办驿运的史实，在国民政府主办“战时驿运”对传统运输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四川省办驿运的特点、地位及其对抗战作出的贡献等方面提出了众多独到见解。并实事求是地指出，四川省办战时驿运，虽在实际经营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毕竟在战时交通运输困难之际，承担大批军需民用运输任务，毫无疑义地成为打破日军战略封锁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历史存在的意义有大小，但历史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肖雄博士对战时四川省办驿运这一历史存在的重现与阐论由于建基于厚实的史料地基之上，因而在抗战历史研究系谱中留下了有价值的知识。希望肖雄博士继续发扬求真务实精神，拓展领域，不断耕耘，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做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刻苦自强，必有所得。这是作者的经验，也应是作者永远的追求。
是为序。
陈廷湘
2012年3月于四川大学
总序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之期，亦是中国学术向现代性转型之季。四川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远地区，无论社会变迁，还是学术文化转型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四川学术转型与尊经书院的创办和发展关系甚为密切。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所设课程为经、史、小学、辞章，其中尤重经学。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聘请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担任书院山长，主讲春秋“公羊”学。书院曾把学生在经、史、辞章方面的优秀文章刻为《蜀秀集》，后又将《尊经书院一、二、三集》刊刻印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尊经书院开始由主通古学转向传授“新学”，增设天文、舆地、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现代科目；还创办了《蜀学报》，鼓吹西学。后几经变更，书院成为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其中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廖平、宋育仁、谢无量、吴之英、张澜等都曾入长或执教于四川大学及其前身各校。这一转变堪称是四川学术转型的主流。
20世纪20年代以降，祝曾同、何鲁之、叶秉诚、束世澂、丁山、柳诒徵、萧公权、伍非百、吴虞、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胡鉴民、蒙思明、刘咸炘、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吴天墀等名家先后活跃于四川学坛。这批学者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学术更急剧地向现代性转型之季。他们的经历与学源差别极大，有留学西洋者，有来自中心区域者，也有纯属川中地方学者，在新学旧学变换之中所持观点异趣互见。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又都处在从旧学向新学过渡的过程之中。来自中心区域的徐中舒先生和留学归国的李思纯先生等已大体走上现代科学史学的道路。但更多学者如蒙文通、刘咸炘等却与廖平等相似，皆由经学而新学，既与古学有剪不断的联系，又受时代的影响而不同程度地涉足新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貌，为中国古学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掘这一区域性学术转型的进程、成就和特征，是全面考察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晚清民国四川学术丛书》拟逐个研究此间四川有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渊源、学术成就与学术特点，以图较充分地展示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学术转型的历史形态。
编者2006年10月30日
序
中国传统驿传系统，萌芽于先秦，成形于秦汉，于隋唐两宋趋于完备，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随着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和发展，传统官办驿传系统逐步失去存在的意义，于民国初年被全部裁撤。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对我国交通运输设施大肆侵占，并采取对华战略封锁政策，致使中国抗战后方与前线陷入交通运输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国民政府为摆脱此困境，重新“恢复”传统“驿运制度”，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力量以补战时交通运输力之不足。这一措施的采取，使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重新发挥作用，大批量承担军需民用之运输任务，形成了兴盛一时的“战时驿运”。
1940年9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负责全国战时驿运的兴办与管理。各省则纷纷成立驿运管理处，主持各该省战时驿运工作。同年10月1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在成都成立。省驿运管理处根据四川实际，开辟战时驿运路线，发动民众参与战时驿运，承担军公商各类物资运输，甚得政府与社会人士赞许。根据省驿运管理处存在期间下属驿运机构设立与经营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将四川“战时驿运”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驿运支线总段时期：从1940年10月1日至1942年5月。此期先后开辟驿运路线五条，分别为奉建支线、新渝支线、渝广水陆联运线、渠万支线、川西支线；二为驿运区时期：从1942年6月至1945年3月。其间，因四川省办驿运营运路线之规模扩大，四川省办驿运划分为两个驿运区：川西驿运区和川东驿运区，并相应成立驿运区之驿运机构；三为四川省办驿运后期：从1945年3月底川西驿运区解散至川省驿运结束，这是四川省办驿运的后期发展阶段。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驿运营运业务大量减少而渐入衰落，到1946年5月，四川省驿运管理处解散，四川省办之战时驿运至此结束。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战时驿运”及四川省办战时驿运的研究，目前史学界关注得十分不够，尚无研究专著产生，专题论文亦为数极少，且所论较浅，研究空间较大。肖雄博士的文章以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为论域，对四川省办驿运制度与设施建设、驿运营运与管理以及民间力量参与四川省办战时驿运加以具体分析，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史实，对展现抗日战争历史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诚如章开沅先生所言：“实证研究应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书作者能在这个论域取得成就，主要因素就在于十分重视史料收集。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仅全部搜集了四川省档案馆保存完整的有关四川省办驿运的原始档案，还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在交通部档、行政院档中所保存的有关战时驿运的地图、统计数据等史料。此外，作者还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查阅了散存的相关资料，其中，1941年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编的《四川驿运》、1943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编的《四川的驿运》都是当时历史参与者留下的记录，颇具史料价值。这些史料搜集是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并能成为一本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博士论文的根本所在。
作者依据翔实的史料，重建了战时四川省办驿运的史实，在国民政府主办“战时驿运”对传统运输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四川省办驿运的特点、地位及其对抗战作出的贡献等方面提出了众多独到见解。并实事求是地指出，四川省办战时驿运，虽在实际经营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毕竟在战时交通运输困难之际，承担大批军需民用运输任务，毫无疑义地成为打破日军战略封锁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历史存在的意义有大小，但历史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肖雄博士对战时四川省办驿运这一历史存在的重现与阐论由于建基于厚实的史料地基之上，因而在抗战历史研究系谱中留下了有价值的知识。希望肖雄博士继续发扬求真务实精神，拓展领域，不断耕耘，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做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刻苦自强，必有所得。这是作者的经验，也应是作者永远的追求。
是为序。
陈廷湘
2012年3月于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