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走到灵魂的门口就该止步了，因为再往后已经是宗教的地盘。以科学证宗教更其愚蠢。人之区别于动物，不正在于他有灵气且自觉到他有灵气吗？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如果人属于动物的话。
自从热力学提出了“熵”的概念之后，科学就一直在试图定义生命，不过迄今未使人信服。所谓熵，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通常是作为系统内部无序性或混乱性的度量。熵同时又是热量传递过程中的能量的度量。发热的物体要减少熵，受热的物体要增加熵，熵的这个改变量与温度的乘积，等于所传递的热量。能量是做功的潜在能力，然而能量不一定会做功，而那一部分不做功的无效用能量，就是用熵来度量的。熵理论使科学家有了解释死亡的可能性。
薛定谔（Schrodinger Erwin， 1887～1961）说：“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地吸取负熵……有机体就是赖负熵为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新陈代谢中本质的东西乃是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它自身活着时不得不产生的全部熵。”（《什么是生命》）其后，薛定谔又补充说，生命是自组织的“低熵状态”；生命是开放系。
渐次论述开去，人在科学家那里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质料形态为生物大分子结构；物质能态在10-2电子伏特周围；体温35℃～37℃；一种具有自学习、自校正、自适应的高度进化的自组织系统……
可以说，科学无论是想定义人还是定义生命，都是非常困难的。丹麦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鼻祖人物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对此比较谨慎。他认为：“用严格的物理学术语来解释生命的本质，我们是否还缺少某些用来分析自然现象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已把生命的存在看做是无须再作解释的生物学起点。”（《光和生命》）
面对生命的本质，玻尔有些犹豫。他隐约地感觉到这已经属于另一个领域。其实薛定谔也在犹豫。他已经发觉了物理学没有任何一条普遍规律，可以用来解释生命。为此，他不得不安慰自己：“我们必须准备去发现生命物质中占支配地位的新物理学定律，这种定律，我们姑且不称它是一种超物理学定律，可是难道能称之为非物理学定律吗？”
不管科学如何努力地寻找，我们都不能穷究生命的本质，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如果一定要穷究，最终可能会发现一个“终极的”秩序框架：科学管它该管的事；上帝的事上帝自己知道。如果有朝一日，宗教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领域，把世界拖回到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境地，也许就该是科学发言的时候了……
然而在眼下，科学似乎说得太多了。科学为人类带来了一个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界变成了一座工厂。为了某种需要，它开始还谨慎地试着造了些人的器官，然后是绵羊多利，随后就大胆地开始造人了。
科学曾经警告过人类，不要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掠夺性开发。可是它没有警告自己：如果技术不在人类的尊严面前止步，如果它一定要“破译”生命的密码，如果它执意要制造“新新人类”……地球终将成为第二颗焦炭样的金星，那时，我们连死亡都不可能了。
罗马暴君尼禄的政治自杀，当起于他不仅与生母乱伦，后又残忍地弑母，此后，他的荒淫无度、暴虐嗜血，使他在这条政治自杀的路上越走越远；而最为致命的，则是那场烧了六天七夜的罗马大火。当无数罗马人在灾难中无家可归时，尼禄却欣喜若狂地登上高塔观看火景，并且穿上悲剧演员的戏装，高声诵唱《特洛伊之陷落》的诗篇！这就是历史学家说的“罗马一片火海，竟然歌舞升平”！对于这个人神共弃的皇帝，元老院判决：“尼禄应该像奴隶一样被捆在柱子上鞭打至死！”他于是逃到了罗马郊外。在一个小村庄里，他的仆人劝他体面地自杀，他却不敢；他要求仆人帮助他自杀。仆人同意了。但他又要求先准备好焚尸的柴堆，其实是有意磨蹭。他泪眼婆娑地悲叹道：“啊，一个多么伟大的演员将在这里死去！”
尼禄当然不会知道，一千多年后他会有个叫朱厚的中国同行，跟他毛病差不多，而有些花样，玩得比他还要出格。
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崩，皇室从湖北迎蕃王朱厚继大统，登极，称嘉靖皇帝。
世宗朱厚，受其父兴献王影响，好神仙之术，期望长生不老。主政之后，益发而不可收拾，宫中斋醮不断，神坛常设，每年光兴祭所用黄蜡、白蜡和各种香品，即在几十万斤之谱，整个内宫完全为香火所笼罩。为求不死，朱厚广集天下道士、方士，采集仙方，秘炼丹药，于是一批又一批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道士方士、奸佞妖妄之人纷纷出山，争献秘方秘术秘药以邀厚宠。其中特出者如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之流，都官封上品，获赏无数。
朱厚一方面求长生不老，一方面又纵欲无度，因而这样一张买方的“采购清单”，实际上同时开列了鱼和熊掌。但道士和方士们都有办法满足他们高贵的“买家”：他们一只手献房中术，指导天子如何泄欲，另一只手献不老术，哄骗天子苦练金刚不坏之身。这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陶仲文官至一品、兼支双俸、赏银十万，就是因为献房中秘术大获嘉纳的结果。顾可学、盛端明、朱隆喜，则是因为炼药而受宠，特别是朱隆喜，更是因炼不死药，又兼献强烈性刺激的“太极衣”，而备受恩荣。
自嘉靖十三年（1534）起，朱厚实际上已不再上朝视事，而深居内宫，完全沉溺于采阴补阳、服食丹药，成了职业仙家。所谓炼丹制药二常法，一为秋石，一为红铅。秋石即童男小便去其头尾，以中段加药熬炼，形成晶体，状若解盐；更有初生婴儿口中所含胎血，称“含真饼子”，弥足珍贵。二为红铅，以处女经血加药拌和后焙炼，形如辰砂。史载，嘉靖二十六年，选民间幼女300名入宫；三十一年，再命京师内外选8～14岁幼女300名入宫；三十四年再选10岁以下幼女160人入宫。选取如此多的幼女入宫干什么？“盖从陶仲文言，炼药用也。”
由于炼制丹药，处女经血需用日多，不得不使用催经下血药物刺激下血，扩大采血量，令许多宫女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被摧残致死。这是皇家无论如何也要掩盖的丑闻，一些口风不严的宫女，又为此而丢了性命。据朝鲜史籍载，朱厚常常无缘无故责打宫女，被他打死的多达300多人，可见其劣迹已经蜚声国际。而为朝鲜所不知道的是，他还为采经血而致无数宫女死亡。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朱厚在宠姬曹端妃那里，已入梦乡。当此之际，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就像吃了豹子胆似的蜂拥而至。她们用杨玉香搓制的粗绳，套上皇帝脖子。杨翠英吩咐说：“掐住脖子，不要放松！”姚淑翠将一幅黄绫抹布盖到朱厚脸上，邢翠莲、陈菊花按住两腿，姚淑翠和关秀梅两人一齐勒绳子，其余宫女则在朱厚身上一阵乱打，有的用钗脚猛扎其下身……但是，这些稚弱的宫女毕竟不是杀手，她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在脖子上怎么也拉不紧。眼见事情不成，又弄出了响动，其中一名叫张金莲的宫女感到害怕了，她跑去通知了方皇后。皇后带人迅速赶至，被姚淑翠迎面一拳击倒；陈菊花则吹灭了灯火。现场一片混乱。这时管事太监赶来，逮捕了所有叛乱宫女。
这就是皇家一直讳莫如深的“壬寅宫变”。因为事属宫闱隐秘，消息封锁很紧，因而正史上语焉不详。据司礼监事后的调查报告，这是一场经过预谋的弑君，策划时杨金英曾说：“咱们下手了吧，强如死在他手里！”于是众宫女齐声附和。可见当时宫女已身陷水火，左右是死，不如先动手！
事后，方皇后命将收捕宫女“好生打着问！”尽得供词之后，不问首从，全部处以剐刑。而嘉靖帝饱受惊吓之后，气息奄奄，太医无人敢处方进药。太医院史许坤不得已而冒死调制汤药，进药几个时辰后，朱厚才醒过来，并吐出紫血数升。许坤因而虚脱病倒，死前自云他是被吓死的。
不难看出，壬寅宫变乃是嘉靖帝荒淫无耻行为招来的恶报。而陶仲文之流的秘术，却来自历史的阴暗幽深之处。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对始皇帝说，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其上有仙人。始皇于是派徐市带几千名童男 童女前往献祭，交通仙人。三十二年巡行碣石海边，又使卢生访求古传说中的神仙羡门和高誓，再派韩终、侯公、石生三人，求取仙人不死之药。如此往返海上，多方寻求，耗费巨万，而始皇帝却日见其衰。那些为仙人代言的方士们，害怕收不了场，乃巧言伪说，实则开始推脱干系——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史记·秦始皇本纪》
方士说，求不死之药屡屡受阻，原因是仙人不喜欢热闹，而皇帝治天下又不能居恬静。因此方士建议，皇帝最好住在尽量不让人看见的地方。始皇于是把咸阳方圆二百里内的宫殿建筑，用两百多条双向夹道连接起来，令各处美人侍者相互不得了解所在位置，违者格杀勿论。自此，始皇行踪及每夜宿于何处无人知道。可见始皇为求不死之药，已经痴迷到了何种地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求能够不死。
最后的结果是，方士们揣着皇帝给的钱财，一个个都逃跑了，皇帝也死了。而不死之心却绵绵无绝期，求取仙药的活动，也从未停止。以雄才大略冠于中国的汉武帝刘彻，也是期冀长生不老的积极分子。虽然他曾被李少君、齐少翁等方士骗得晕头转向，以致怒而杀掉了这些骗子，但仍未动摇他追求不死的决心。最后从辽东来了个叫栾大的方士，声称不死之药可得，黄河决堤可堵，炼金可成。武帝大喜，封栾大为五利将军，赏赐无数，连女儿都许配予他了。折腾了数年，五利将军就是不出海访仙人，武帝渐生疑窦，派人跟踪栾大，发现他跑到海边转了一圈，回来虚辞谎说，怒极而杀了这个恶棍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