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体系的形成原因，似乎非常简单明了。对于正向方位系统而言，选择的理由当然是非常明白的，依据并不复杂的天文知识，便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南北方向。以太阳定东西，以极星定南北。地球的自转运动，造成了太阳的东升西落，东西二向因之建立。又地球自转轴在空间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构成南北二向。因此地球的自转与太阳发生的联系，是人类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由这个角度来说，四正方位的确定，与天文地理都有关系。
确定了四正，也就确定了四维。为何古蜀不采用正南北方向而选定一个斜向的方位系统，当初又是依据什么确定这样的方位系统的呢？
同在太阳下，却作出了不同的方位选择，那就得在大地上找原因了。我们将目光放大到成都平原以外，会看到西北方向有龙门山，西南方向有龙泉山，两山脉一大一小，却大体平行，都是东北—西南走向，今天的成都城正处在这两个山之间。答案已经非常明确了，成都平原上的古城与现代成都城的位置，是夹在两座山之间，建城设计的方位取向，应当是顺山势而定，是依地理定势为原则，似乎并不与天文相干。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城址呈正南北方向布列，可能还会给人一种不和谐的感觉。近来有人指出，通过古成都的中轴线，正处在天府的地脉中轴上。这个中轴与两个山平行，其实这并不是今人才有的认识，古蜀人早就有了这个方位感了。
这个大中轴的方向正是西北—东南走向，居然大约为45°！当然我们也可以由从龙门山流出的河流看一看，大部分的河流的流向，大体是与山势相垂直，也就是说河流是由西北往东南流。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古蜀人建立的方位系统与河流也有关系。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找到了金沙古城垣，不用说它一定是按照东北—西南方位设计的，这是古蜀国的方位系统。身居平畴的古蜀人的方向感，来自离他们不远的大山与江河，并不是过于遥远的星空。再说点多余的话，从卫星影像上看，整个四川盆地并非是圆形，它特别像是一座方城，以广元、达州、泸州和雅安分别为北、东、南、西四维，大约也是呈45°角倾斜。古蜀方位体系就产生在这样的地理态势中，天、人、地合一，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的发展高度。
其实选择第二方位系统的并不止限于古蜀人，与古蜀故地距离很远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发现有第二方位系统的实例。而且具有中原文化血统的古遗存中，也发现有采用第二方位系统的实例。根据不完全检索，除古蜀以外，在中原及周边地区发现少量与主体方位系统不同的属于第二方位系统的例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其他还有山西夏县的东下冯城址、山东阳谷的景阳冈城址和江苏连云港的藤花落城址等。
陶寺城址主体堆积属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建筑基址和墓葬的方位一致，属于非正向的第二方位系统。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城东北汾河东岸、塔儿山（崇山）西麓，已发现城址的北、东、南三面城墙基址，城址方向为315°（一说为312°），北偏西45°。城址东北部为早期小城，方向也是315°。西区探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多座，门道朝向东南。此外还有大型宫殿址，报道方向为正东南225°。为与大城方向偏离90°，应当是偏殿，不是正殿。陶寺城址东南发现大型墓地，一千余座墓则绝大多数头向东南或南偏东，也与城址方向一致。
显然陶寺城址是朝向正东南方向的，四角向着四正方向，这也就是“维向”。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址东南是崇山（太行山），西北是吕梁山，两山平行夹峙的中间是汾河盆地，陶寺城正建造在这两山间的盆地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山的走势是西北—东南向，差不多接近45°，陶寺城的中轴恰与山势垂直，南北城墙与山势平行。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主体堆积属夏文化年代范围，发现商代时期城址、建筑和墓葬等遗迹。城址平面形状不规则，已探明部分东城墙走向为45°，西城墙走向225°，城的中轴方向为45°，四角分别朝向四正，以四维对四正。在城西南角揭露一片建筑遗迹，最新的研究认定是一处储盐的仓房。仓房计有40～50座之多，纵横排列整齐，虽无明确的门道判明方向，但由它们的排列和内部构造分析，应当是以面向西南方向规划的，与城墙方向一致。那里的墓葬头向均为西北或东南向，与城址方向一致。
东下冯建筑遗迹东下冯遗址同陶寺一样，也建在汾河盆地。它所在地点位置也很特殊，夹处东南的中条山和西北的峨嵋岭之间，两山均呈西北—东南走向。两山之间另有一鸣条岗，岗左右有涑水和青龙河，亦为相同的西北—东南走向，这应当就是东下冯城址、建筑和墓葬方向的决定因素。
再看东部区域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阳谷景阳冈城址和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为东北—西南向，方向43°。城址内发现大小台基两座，位于城址南部的大台基平面略呈长方形，方向也与城址一致。距离景阳冈不远的皇姑冢新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城址也是西南—东北走向，平面形状与景阳冈城址相似。
景阳冈附近虽然没有高山大川，但远处东南方向还是有西北—东南走向的阳谷山岭的余脉，山与城方向大体吻合。
藤花落遗址位于连云港市国家级开发区中云乡诸朝村南部，处在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之间谷地上。藤花落古城由内外两道城垣组成，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壕、城门等组成，内城有城垣、道路、城门和哨所等。内外城方向一致，轴向约为55°，大体是四角朝向四正方向。在内城中发现三十多座房址，分长方形单间房、双间房、排房、回字形和圆形房等各种形状，门大多朝向西南，与现代民居方向一致。
连云港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之间的谷地，顺两山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与城址方向及城内建筑方向吻合。
以上这样的一些例证，都与古蜀方位系统具有相似的地理背景，这45°左右的方位倾角看似有些神秘，但都是由古城址所处附近山势决定的。只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因为有了固定的方位体系而选择合适的地点筑城，抑或是相反？也许两个原因都有。
还要提到的是，曾有人研究过湖北黄陂盘龙城商城的北偏东方位，以为当地风向顺河谷，其背后的澴水与滠水都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可有效抵御北风的侵袭，多享受一时西晒的阳光，少进来一些早晨的雾气。澴水与滠水又都是断裂河谷，这个方位可有效地抵抗地震的破坏作用。郑州商城也用这个方位，郑州北偏东方向是冀中油田沉降带，这都说明商代大地构造学说有长足的发展。
如果是这样，再回头看看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方位，它正好平行于龙门山断裂带，是不与规避地震灾害有关呢？这一点似乎还不能遽下结论，我们还找不到更充足的论据。
正向、维向——第一、第二方位系统的选择，决定性的因素有同有异，光照与季风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地理态势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倾斜的第二方位系统来说，地理应当是决定性因素，山势的走向往往就决定着方位的选择。当然山势也是决定风向的重要因素，风向也应当是方位选择的一个出发点。
三、古代方位系统的传承
作为个体的人，都需要有基本的方向感，这是行为的制导。组成一个社会的人类从认识到确定自己在空间上的位置，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要，正是有这样的需要作动力，促进了人们对宇宙对大地的认识。确定并认同了这个空间位置，也就确立和认同了一个方位系统。一个完善方位系统的建立，应当可以看做是某个文明发达的一个象征，因为很多土著民族中原本是没有四方概念的，或者仅有东与西、前与后的方位词汇而已，有的四方概念或者是从其他民族中借用来的，他们的文明处在一种不发达的状态。
世界各地古今的方位系统，一般可以归纳在两个大的系统之内，即面东和面南两大系统，大体是西部世界如中亚远古居民面东，东部世界如亚洲腹地面南，在接合部则两种系统兼有。不论是面东面南，都是在四方概念基础上的应用，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国古代，面南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确立，应当符合科学道理。有人会说面南背北的由来其实很朴实，是为着采光和通风的需要。中原地区及邻近大部地区太阳是东升西落，大多数地区的风向是春夏东南风，秋冬西北风，所以南向既可以有充足的光照度，又可以避免直射的西晒，春夏有足够的风通堂入室消暑散潮，秋冬又能挡住寒冷的西北风以护温保暖。
即使是先秦存在的南向系统，仍然可能来自于农耕定居在生产生活上对东亚大陆的季风气候的适应。学者们研究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以为先秦城市选址以君王居室之宫殿和祭祀祖先之宗庙的宫庙建筑为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制约，宫庙主体建筑采取南北方向定位。中原这样的传统，应当有了近五千年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以及李白的“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这样的歌唱。
当然，先秦时代所谓的南向，并不是严格的正南方向，我们在所有发现的城址中很难见到正南方向。比较而言，以南略偏西者为多，基本应当是商代的传统。南略偏西即是北略偏东，所以过去有学者研究说商人尊东北方位，注意到商代的城址、大型夯土建筑等重要遗迹的方向是北偏东。由此推定因商族起源于东北的古渤海湾一带，所以商代都城规划中重东北方位的经营，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等莫不如此。不过商代的这个方位传统为后来的城邑规制所继承，应当与商人原有的观念有了不同，或者只是依成例行事而已。严格的正南北向（磁北）的城邑出现于汉代，汉长安城的建制即是如此，从那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商代方位传统的影子了。
古代方位系统的传承，还有甚于商代这样的例子。如古蜀特别的方位系统，并没有因为古蜀的消亡而消亡，我们看一看今日的成都街区道路系统图，依然还能看到明显的古蜀方位系统的影响。成都的中轴线是斜行的，走向是由东北向西南，接近45°。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仍然存在。成都的建城至迟始于古蜀金沙时期，最初一定就是采用的“维向”方位系统，形成偏斜的中轴。这条偏斜的中轴以及后来沿这条轴线建筑的秦大城、唐罗城中发展出的方格路网结构，一直沿袭到了明代初年。当朱元璋之子朱椿封为蜀王，在城中心修建蜀王府，蜀王府按正南北中轴线布局，形成类似紫禁城的东西对称的庞大建筑群，旧址正在当今天府广场北端和展览馆一带。虽然现在看到的中心广场是正南北向的布局，但那明显是明代城市改造的结果，是参考了中原古老的主体方位系统。两个方位系统在一个平面上得到了体现，尽管不那么谐和，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传统的交汇。
我们再看晋南古代方位体系传承的例证。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城，三千多年前的东下冯商城，都是采用的“维向”方位系统。有意思的是，到了战国时期，位于夏县的魏都安邑城，仍是以约45°的方向建城。
前已述及，连云港藤花落古城址内的现代民居，依然保留着4000年前古城时代的方位系统，房门还是朝向西南。我们可以相信，这也是承自史前的传统。
以上是第二方位系统传承的例证，至于第一方位系统的传承，是一种主流传承，这里就不赘述了。方位体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印记，它传承的动力是非常强大的，不易变改。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在两大方位系统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方位个例，因为没有普遍意义，所以不必太过于去关注它。
通过大量考古资料的统计，我们知道在古蜀文化中存在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城邑、居址、墓葬乃至祭祀场所，都统纳在这个方位系统中。这是一个斜向方位系统，不同于中原主体正向方位系统。由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论定，中国古代存在两个方位系统，一是以方、面（中轴）定向，二是以维、隅（对角）定向，分别为第一和第二方位系统。以三代时期而论，中原地区主体属第一方位系统，而古蜀区域属第二方位系统。两大方位系统的形成，分别与天文和地理相关，其深层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两个大方位系统的传承与变改也有脉络可寻，这对于探讨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原载于《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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