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溪镇的脐橙无公害示范基地在白庙村，全村参加脐橙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有120多户，是四川省的生态村和成都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010年炎夏7月，这个村的几位农民曾和我进行过一次座谈，他们表示了对统筹城乡建设工作的拥护，述说了自己得到的实惠，但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一切，相反地，他们提出了许多意见。我惊喜地发现，如今成都农民们考虑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如何解决温饱，他们在讨论和思考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如何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等。
座谈的地点在村主任邱述权自办的农家乐里。邱述权45岁，穿着白色的T恤，面庞又黑又瘦，但双目炯炯，极有精神。他的房前是白庙脐橙专业合作社的实验基地，基地里有钢架大棚，可以防冻保温，灌溉采用了滴灌、喷灌等方法，为保证脐橙的质优、生态、安全，施肥以农家肥为主，防虫则主要采取物理防虫和生物防虫的新技术（包括安装频振灯、捕杀食螨等等），在县果树站、植保站和四川省农科院专家们的帮助下，果农们还推广了特殊的“留树保鲜技术”——让每年10月至11月成熟的脐橙可以留在树上一直保鲜到第二年的6月。于是，在白庙村便出现了“花果同树”和“母子同树”的奇景。春天，当脐橙花开的时节，在满园馨香的白花中，还会看到上一年结出的许多金黄色的果实；秋天，树上坠满了小小的、绿色的新果，但上年金黄色的果实仍然会露出笑脸……于是在每年阳春三月果树开花的季节，伴着沁人心脾的馨香，这里的游人总是“爆满”。
邱述权的脐橙园也采用了留树保鲜技术，7月本不是脐橙成熟的季节，挂在树上的果实大的不过拳头大小，小的只有核桃大，一律是碧绿色。但为了招待客人，他特地从树上采摘了几个去年成熟的、金黄色的脐橙切开后用盘子端上来，郑重地让我们品尝。我拿起一瓣放进嘴里，满嘴都是清香的、甜蜜的汁水，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味道好极了”！
我由衷地称赞了他的脐橙和留树保鲜技术，邱述权有些得意地笑了，他告诉我：“去年的果子已经不多了，树上还有几个，一会儿你可以看看……”
后来我才知道，邱述权的儿子参军后考上了军事院校，目前正在军事院校学习。他家共做了6亩多地，有自己的，也有亲戚们请他帮种的，一年可以收2万多公斤脐橙，加上农家乐，一年可以收入10多万元，算是达到“小康”水平了。
座谈开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陈锦富，这是一个瘦瘦的、52岁的农民，上身穿着小方格衬衣，他的发言是：
“产权改革好处大，现在农民不上税了，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善，生产上也得到了实惠。我们家5口人——老母亲、两口子和两个女儿，种了500多株脐橙，一年可以收获3万多斤，也就是有3万多元的收入。你问我女儿打发（出嫁）没有？没有，她们年纪不大。过去我家里穷，人又长得丑，找不到人，30多岁才结婚……现在我们有了耕保金、粮食直补、种植直补，一年要得上千块，这都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党好，政府好，城乡差距缩小了，现在农村的道路、水电、风貌都变了，越来越漂亮了！”
50岁的江顺光接过了话茬，他中午喝了点酒，红光满面，显得很年轻。他说：“我们拥护集中居住，集中后，道路、环境都比过去好得多。”他算了一笔账：搬新房时，政府给每个人补助了6300元，加上旧房和土地的补偿费每个人还可以拿到几千元，因此一个三口之家搬进100多平方米的新房时，大概只需要再掏5万元。如果拿不出5万元咋办？可以贷款3万元，两年内由政府全部贴息，两年到三年政府贴息50%，因此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
和陈锦富、江顺光的发言不同，作为村主任，邱述权想得更多、更远，他反映了很多具体问题：
“过去有农税和‘三提五统’等负担，现在都没有了，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农村的面积很大，农民的人口很多，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各个地方的发展也不平衡。以我们村为例，我们共有31个组，村级道路已经硬化了，但各组的道路还没解决，一下雨便到处都是稀泥巴；水利、电力等设施陈旧，也亟需重新改造。我们是两个村合并在一起的，一部分发展得比较快，一部分比较滞后，长梁村那边就滞后一些，全村80%的人外出打工，每月能挣千把元，家里并不富裕，想自己集资搞基础建设还有难度，希望政府能加大投入。据我了解，成都市范围内发展也并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富裕，但贫困的、有困难的地方也不少……
“集中居住了，农民的思想素质还有待提高，政府在这方面也要做工作。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也需要改变。咋样发展现代农业？咋样能保证粮食安全？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种粮食了，怎么办？我想政府在技术上还要进行帮助，在农药、农资方面也要加强管理。集中后腾出的宅基地也要认真复耕。现在有的地方，上报节约了多少耕地、复耕了多少，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我考虑，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可能还需要一二十年。”
邱述权的说法很有道理，人口近90万的金堂县，每年县财政可支配的收入仅仅4亿元左右，到2010年，还有4万多农户住的是土坯房，大量村到组的道路还没有油化、硬化，仍然被老百姓称之为“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包糟”。至于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可能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更难，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更多的努力。
除此之外，邱述权还反映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是医疗问题。他说：“大人出去打工了，娃娃交给爷爷奶奶带，爷爷奶奶文化低、观念落后，和娃娃有代沟，对娃娃的成长很不利。”“政府给我们建立了医保，还有大病救助，但是医院的药太贵了，把国家给我们的好处抵消了！我在医院花75元买的药，在外面只卖30多元，这方面农民意见很大。政府应该认真加强监管……”
提到娃娃的教育和看病贵两大问题，参加座谈的农民都有同感，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气氛十分热烈。56岁、头发花白的邓孝广大声补充道：“药价实在太乱，国家为啥不加强监管？现在娃娃读书有九年制义务教育，上大学可以贷款；养老有养老保险，每个月可以领160到400元，60岁以上的，国家还要另外给55元，实在困难的还有‘低保’，农民可以生活了；得了病有医保和大病保险，这些政府都想得很周到。但是医药费实在太贵，我们对医院有意见，政府应该加强对医院的监管！娃娃由爷爷奶奶带也是个大问题，再加上遍地都是网吧，娃娃们三五个人一伙，网络上暴力又多，娃娃们受到了不好的影响，喜欢暴力，追求享受，不能吃苦，连农活都不会做了，这就是大问题啊！”
别的人也纷纷附和他们的意见。
是的，关于青少年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关于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关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是今后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但愿有关部门能认真对待这些来自基层、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呼声。
◆采访札记
许多专家在总结成都市统筹城乡取得的成绩时，都认为管理民主化是主要经验之一。
自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以来，成都便有序地推进了基层的民主改革，扩大了村民自治范围，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村里大事小事不再是村干部说了算，而是村民说了算，大大地减少了“一言堂”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村干部的权力小了，但更受老百姓尊敬，干群关系更和谐了。
民主化一方面“还权于民”，尊重了群众的权利，使改革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另一方面，任免权、监督权、决策权交给群众后，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量出现的土地权属纠纷、边界扯皮、人员变动情况不清等等问题，曾经让不少基层干部束手无策，望而却步，但在村民议事会的干预下，都一一迎刃而解了。
2011年2月初，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受成都市委组织部的委托，历时近两个月，随机走访了全市6001户村民后，一份《2010年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设情况第三方调查报告》出炉。报告显示，群众对“议事会”这一新生事物的总体知晓率达到了95.98%；对“议事会”工作情况的总体满意度达到95.06%。调查结果反映了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自2003年以来，成都便以推行基层民主建设作为统筹城乡改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2005年，成都市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
2007年，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公推直选在成都全面推行。
2008年，成都全面推广村民议事会、监事会制度。至2009年，已经在所有的村和涉农社区成立了议事会，构建起了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0年，对村民议事会的组织规则，以及议事会产生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方式等进一步加以规范。
民主既是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物质文明发展了，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包括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和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于是，在考察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时，有时会让人感觉到，好的和坏的、成就和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也许就是转型中的“阵痛”吧？
农民住上了新房，享受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基础设施，有了宽阔的道路、自来水、天然气、宽带……然而一些人却在抱怨要交“物业费”。从村民变成了社区居民后，身份变了但观念没有变，对社区的依附性很强，就医、就学、吵嘴、打架大事小事都要找社区，与城市里的社区大不相同。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社保，有的人对用耕保基金解决养老保险的做法不同意，巴不得把所有的钱全部攥在自己手里，想咋花就咋花，花光后将来的问题靠政府解决。老人们都称赞，现在的政策太好了，而年轻人由于吃的苦比较少，对未来的希望又比较高，因此总不满足，甚至有一些人还沉溺于赌博、游乐之中。有的人把自己多余的房子出租后，靠租金过活，整天无所事事，沉湎于打麻将，开会不给钱不参加，连进行职业培训都要给钱才去。介绍了工作，一些人挑肥拣瘦，吃苦的活不干，“没面子”的活不干，钱少了也不干……
“还权于民”后，干部们觉得“刁民”多了，按社会学的观点，这应该是社会的进步——老百姓终于敢对干部、对政府说“不”了。然而，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基层干部面对千家万户，有时还不得不面对一部分无理取闹的人，温江区东岳社区有干部曾说，现在不讲理的人约占20%。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位妇女2008年娃娃被汽车撞死后，有关部门每个月给她100元补助，2009年独生子女优待费统一从50元涨到60元后，她就大闹村委会，质问为啥自己的补助没涨。还有个例子：东岳全社区1100多户，“五？一二”地震后，最初统计，严重损坏和中度受灾的共500多户，后来经过复查后，确定应该补助的为130多户。当时很多村民都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动放弃了补助。有一户房梁都震掉了，但户主说：“国家遭了大灾，我还是自己克服吧！”找人帮助修复了一下，一分钱补助都没要，连上面发的救灾物资也放弃了。但个别人却嫌上面给的补助太少，不但大闹社区，还打了社区干部，连镇长来做工作都不行，甚至扬言：“我要让你们过不成年！”大年除夕晚上还赖在社区干部家里，气得社区主任说：“我要是不当这个干部，早就要揍他了！”
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民主、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从领导到群众都还需要学习和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