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猝然袭来的疼痛，在耳底带着血腥味的轰鸣中似乎渐渐缓解了，继之而来的是软绵绵的诱人的晕眩。嘎洛舒展开身子，患风湿症的僵硬关节都自如地松开，发出咔吧咔吧一连声的脆响。
就这样嘎洛倒下了。
他仰面倒地，在将临收获季节时的某个日子，他独眼中的天空飘满日暮时分的红霞。他要咧嘴笑笑，一溜口涎却淌到脖颈上。嘎洛意识到眼前闪烁的无数金色光斑后那一片绯红不是美丽的霞光，而是溢满眼眶的血，使眼前的蓝色天空濡染成血色，这种颜色使他在五十年前失去了左眼，那时他就谙熟了这种充满锈蚀的铜铁臭气的颜色。
只是，嘎洛还不明白，这是可怕的起始还是愉悦的终结。
他的一只手插入温润酥松的黑土，五朵云花断茎口牛奶一样洁白黏稠的浆汁不断滴落在手背，使他毛孔粗大的手腕上的皮肉颤抖。那浆汁一滴滴淅沥不止，他的感觉是一只只野蜂向自己降落。他另一只手攥住了一大把麦子，熟透后爆出壳的麦粒溅落在他脸上，胸脯上，他以为那是金色的蜂群向自己聚集。
他还看到，山谷中一片不太广阔的丰收的麦地一下子变得浑远无际，风使阳光的波浪阵阵起伏。远处传来驱赶鸟雀的铜锣的哐哐声响，吓不走任何一只寻食的雀鸟的响亮的铜锣无谓轰响。
阳光一片金黄。麦浪一片金黄。
这样辉煌的麦浪注定只会在他一生重大的转折关头在他眼前汹涌。这是一九八六年。另外两次分别是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五○年。我回到色尔古村后，他儿子对我说：父亲说今年他恐怕要死了。今年庄稼这么好，地还是能生娃娃的婆娘，还是壮实婆娘。他儿子过去是我同学，从部队转业后自己买了汽车从事长途运输。我们谈这番话是在傍着公路的新色尔古村他的家中。这几年，处在闭锁山沟里的老色尔古村的破旧古老的住房正被故乡的人们抛弃，新修房子时都迁到了傍着公路面临大河的开阔地。
嘎洛却死在老色尔古村的麦地里。
他儿子在领我参观了我故乡土地上出现的新的富足村庄后对我说：
“他枉自走南闯北，参加红军，解放后又当干部，还那么迷信，那么土气，就只晓得巴掌大的泥巴地里长出的庄稼。他要我把车子停了，去收麦子。今年麦子确实好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他就是不管车子停一天少挣上百块钱。我不肯停车，他说要是这么好的庄稼不收，他就要死了。”
嘎洛对他儿子说，一九三六年他长征经过此地，看到也是这么好的麦子没人收割，到草地他就负了伤。一九五○年也是，听说解放军进山，人们都逃进了村后的树林，也是这么好的麦子，结果大火烧了头人和他的房子。
我说：“现在他死了，也就再不操心了。”
绛措说：“对。”
嘎洛死了，从此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和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生活使一个人的命运充满回环曲折的起伏，但有时作为人生命的本质竟不能得到丝毫改变。伟人依然是伟人，小民依然是小民，崇高者依然崇高，卑贱者仍旧卑贱。
眼下这个在我故乡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后代的流落红军的故事或许也包含着这种道理。
这个人在记忆中搜寻不出自己的名字，乡亲们都叫他嘎洛。嘎洛是瞎子的意思。
关于他瞎眼的原因有两种真实的说法。一种后起的不太真实的说法出自他儿子绛措之口。那时，我们都在城里念中学，都想摆脱色尔古村贫困闭锁的生活。绛措作为红军的儿子，想的当然是参军提干。他说他父亲在长征中，在若尔盖草原和国民党军的一场恶战中被一发八二炮弹掀翻，断了腿，并失去了左眼。那时，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逢人便讲父亲的英雄事迹。
另一种说法出自嘎洛口中。
那天他们一排人在雾中和大队失去了联系。接近川甘边界一处回民村落时，心里发憷，打完了枪膛里的子弹。子弹穿过空气，在远处像熄灭的烟头一样坠落在暗夜里。林子空空荡荡，他们是三个人一齐爬上了一家人的热炕。大块的干牛粪饼在炕洞里燃烧。牛胃没能很好分解的草籽散发出粮食被烧焦的味道，使他们从睡眠中醒来，胃被一只毫不容情的手翻搅。他们没有起身搜寻食物。实际上他们经过热炕的烘焐，虚汗淋漓，一切都像梦魇一样，一种无形透明的重物使他们四肢摊开，无神的眼睛大睁，却对土屋顶上铺开的光滑匀称的小杉树干视而不见。
一枚受热过度的手榴弹爆炸了。
那两个人当场就死了。嘎洛在两天后醒来，以为自己也死了。他嗅到铁的味道和织物被火烧后的味道。爆炸发生之前，他们被饥饿之手随意搓揉，眼下，要是他自己真还活着，那么以后或许还有吃饱肚子的时候，像他参加红军后的好长一段日子。在那以前，他也一直生活在饥饿之中。但只有爆炸时的一刹那，强烈的饥饿感随那声巨响穿透了整个身躯，铭心刻骨。
炕洞里的牛粪火已经熄了。
他把炕洞里的牛粪灰烬塞进口中。这就决定了他在余生中还将无数次把这种灰烬填进口中，慢慢咀嚼，从中品味生活的种种味道。嘎洛一动作，使身上的伤口挣开，鲜血又淅沥而下。他又将大把火灰填进伤口，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伤口感染，并止了血，但那只眼睛也就永远失去了复明的可能。
当他颤颤巍巍走出屋门时，当地百姓正准备一把火烧掉这座不祥的房子。他们惊讶地看到一具血迹斑斑的尸身挪动僵硬的腿，颤抖的手在无风的虚空中来回摸索。
那次爆炸使他的脑子受到了可怕的震荡，嘎洛就此失去了明晰的记忆。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多少有些虚构成分的故事都将起些或隐或现的作用。
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点。
同办公室的人对我说：“山里一个农民来找你，说是你同乡。”
“他说什么?”
“他让我告诉你嘎洛死了。”
我就这样踏上了我的回故乡之路。他在城外的停车场等我，簇新的卡车满载止咳糖浆和其他药品。
“我觉得你要来。”绛措说。
“要来的。”我说。
“老站着干什么?上车吧。”
卡车疯狂地疾驰，途中有一两次我们下来对着轮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浆瓶子被震碎了，糖浆渗出了车厢板缝。
绛措突然笑了，说：“记得你偷过学校医务室的这种东西。”
我眺望远处如烟似雾的山峦，没有作声。
绛措也自觉失言，伸手在车厢板上蘸了一点糖浆，用舌头舔舔：“好甜。”
我也蘸了一点，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齿间吱吱作响。卡车启动许久，那些沙尘依然还在齿缝中间。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亲。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盘以及踏在油门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种颜色。我们直入岷山腹地，时间被排挡和心情调节着速度，以好几种不同的节奏向后倒流。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机器推动我们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种空间状态，时间发出尖利的啸声，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经眺望见这篇东西开始时描绘过的那片庄稼地，绛措才叹了口气。
“唉，我阿爸。”
那些熟透的麦子还没有开镰。阳光金黄，风中满含麦香。见不到人影，只从几团树影下传来驱赶雀鸟的哐哐的铜锣声响。
这种声响仍像我童年时听到的一样单调而又明亮，周而复始。幸好，刚刚发生过一点事情，嘎洛死在了庄稼地里，才不致叫人产生时间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蚀中兜着圆圈的感觉。
我们去新垒的坟前凭吊嘎洛。
“我们赶到地里，他已经睡了大半天了，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老家。可我们不知道，他生前没告诉过我们。”
“我晓得，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
那枚手榴弹掀翻了舒适的炕床。嘎洛死里逃生，但记忆却残缺不全了。
他十分条理地叙述了负伤后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讲到兴头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泪，试图把残缺的记忆拼凑完整。他讲到稻田，稻田里的泥浆，江边的夜行人用竹篾扎成的火把如何饱蘸了桐油……胡言谵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把打草的镰刀和一条冰凉的蛇。这使人联想到他少年时替人佣工时的一次可怕的经历。然后他还要讲到夜里喷吐火舌的机关枪，浮桥，马腿和飞机的肚皮（“白得就像鱼的肚皮，样子也一样。”），死伤者流在地上的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肠子。谁也不曾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至少在我故乡的人们是如此。但是嘎洛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无法说出与之相关的人名、地名与年月，缺乏时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证。嘎洛无法恢复自己作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战士的形象。
土改时期，工作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红军，找他询问情况，据说这样的询问就像审讯一样。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工作组长说。
“我坐。”
“你真的是红军?”
“是。”
“几方面军?”
“几……方面军?”嘎洛没瞎的右眼大睁开来，瞎眼里也急出了泪水。他的头用劲后仰，后仰，但他确实明白不过来那句话有什么意思。
“怎么叫嘎洛，叫藏族名字?”
“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我打那炕上醒过来就晓得眼睛要不得了。后来人家说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这腰上，这里就……”
“汉名?”
“我哥哥知道，他带我参加的。”
“你哥哥的名字?”
“想不起来了，手榴弹一炸就想不起来了。不然是想得起的。”
邻近某村的一个孤苦女人从墙缝里掏出了苏维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说出了部队番号和营连指挥员的名字，就被接到疗养所去了。
嘎洛自然还是得到了好处，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中共党员，后来又当上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公社化后成为大队长。
而他的记忆逐渐恢复是在那条宽窄不一的机耕道把各村和公路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不说村民们没有看见机械行驶，不说道路又渐渐被疯长的野草掩埋、阻塞。
最先循着机耕道进山的是两个汉族木匠。他们给各家各户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后又做木盆、木瓢。正是那个年轻木匠帮他恢复了对一个遥远地方的记忆。事情经过是这样：一个娇纵的姑娘逼着家人一气打了六只木桶，她交替用六只木桶背水。用到第六只，第一只已经因干燥出现了罅隙。姑娘把年轻木匠叫来修整：“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
木匠看着姑娘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一点也不敢吭声。
第二天，那件事情就在村中传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