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为真实而辩
事件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应当是世人皆晓的常识。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会在常识上充满矛盾。许多时候，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真相”不止一个。或基于某种利益的驱使，或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基于作者本人立场的不同，还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媒体人展现给公众的，常常会是对“真相”个性化的展示与差异化的解读。
当今世界，有两个潮流成势了，一是全球化带来的多极化，一是中国崛起。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复苏、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规模的大国勃兴，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焦点。那些早已崛起且置身世界塔尖之上的发达国家，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注视着并没有遵循他们崛起的路径行走的大国，并评论、猜疑、构想着那些超越了他们思维定式中的行走逻辑，心态是极为复杂的。
于是，中国这个焦点被呈现的面貌就大相径庭了。无论是对日常百姓生活的展示，还是内政外交以及重大事件的报道，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展现出来的面貌常有不尽相同之处；扩展到背景解读、趋势评估等等，那就更可能是天渊之别。在存有差异的情形之下，对一个理性的公民来说，也许会首先发出一个疑问：究竟采信谁的？
难点就在怎样从五花八门的振振有词中，寻找到相对公正、科学的那个真相和观察真相的那个逻辑。本书的作者刘洪是一个为理性读者追寻真相而勤奋忙碌的人。这首先建立在其先天优势之上——他是一个有专业精神又相当执著的记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刘洪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做记者，行遍多国，上层人士没少见，草根朋友没少交，掌握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众多的一线、一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就是真相的原矿。贴近式的深度接触，为他创造了“知己知彼”的条件，因此而积累起来的丰厚实感，便让他对国外媒体之于中国的各种评判，有了一个科学甄别的基础。于是，他的报道、文章的采信度就大大提高了。
这个基础，还不是他在异国他乡、身处那个阅读环境能直接感受大量对中国的报道，包括各种各样批评，而是他了解到了这种报道、批评、质疑、猜想等等的“种苗”特性及催生其成长的土壤成分、气象特征。他用新闻专业的功力，帮助读者剖开了一层层包裹在真相之外的包装，让人看到那些媒体对“真相”进行个性化展示与差异化解读的背后真实。刘洪在这本书中真实地告诉读者，一些西方舆论以“客观公正”的名义对中国的批评，包括过去几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火炬传递中，在有关“中国制造”的反倾销反补贴纷争中，其实都有不少偏离真实的言辞和脱离真实的评论。
西方记者肯定是讲专业技能的，他们有能力看到真实，却也会做出一些有悖于职业精神的行为。为什么呢？在与一位北京大学教授的闲聊中，其一番“从价值观角度作点分析，或许能理解这种行为的真实一面”的话语，倒是一种提醒。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其骨架是由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整体观、政治观、国家观、世界观等等构建的，这里“世界观”指的是观察、处理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价值观。不管用什么“材料”来“包装”，都难以遮盖住裹含在里面的国家核心利益观。
对一个发达的强大国家来说，维护本国的强大和其社会主体阶层的利益，无疑是其核心利益、核心价值，谁违背，谁就要付出代价，就有可能被冠以“卖国贼”的称号。一切都会围绕这个核心运转，“排他性”成为这个国家社会主体的自觉逻辑。在其国家核心利益观的长期侵淫中，媒体从业者也会依照这种逻辑去发现、选择真实，以其长期接受并根深蒂固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参照，评判那些来自其价值系统之外的行为方式、发展路径，作出符合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应推论。人们就会看到，面对真实，“国家利益至上”的无形力量会令一直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人，作出有悖于其一贯新闻主张的、人为的取舍。理解了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骄傲的、生硬的，甚至是偏执的选择和评判，也就不难理解当今世界种种被称为“文明冲突”的表征了。
对相对处于弱势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因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比、生活水平的高低反差，使其在承载价值观的资讯传播上，也常处于弱势。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传播，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受众，也许就会有某种不那么自信的心态，也容易在判别是非上产生恍惚。对于从发展走向发达的国家来说，不受到任何外部的以强大的物化力量为支撑的强势价值观的冲击，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不要真的被那些偏离真实的东西忽悠了，更不要在那些被表象所遮掩的背后真实面前恍惚不安。刘洪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努力用理性的思考帮助你认知一些舆论的背后真实。
世界观位于整个价值观体系的最顶层，却往往又是整个价值观体系中最薄弱的一层。世界观一旦出现混乱，极易触发国家观的迷失，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迷失—混乱—迷失—混乱”的梯次传导，造成价值观体系中各个层次的变异甚至扭曲，直至形成道德观的错位、混乱。刘洪的这本书是质朴的，又是深刻的，因为他告诉读者，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对中国的种种评论中，并不都是善意的提醒，还有其维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的“自觉意识”。
尽管人们了解，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的社会制度安排与发展路径，并不是“终极真理”的唯一范式，也不能作为评判其他文明的标尺，然而，必须承认，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舆论，长期以来形成了按其自身逻辑推演而来的对中国的思维定式，改变它相当不易。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媒体人便常有破除误读、化解误解的愿望，刘洪便是其中身体力行的一位。对外界的不当言论，刘洪不是简单地、居高临下地以大道理加以批驳，而是从自己的亲历写起，讲事实，摆道理，以清楚的逻辑，还原事实的真相。而且，他并不是简单地为中国辩护，也同时在反思双方产生误解的根源——应该承认，在当前中西方交流或者摩擦中，很多时候西方媒体是在刻意“误读”乃至贬低中国，但也有时候，我们媒体的一些报道，也会犯顾此失彼的毛病，也存在着一定的偏颇。
要展现真相，不仅要善于批驳他人，更要警醒自身，而后者往往更困难。为中国辩护也是如此。反驳他人，首先就要避免犯他人之错，包括不以主观“定”事实。要做到这点，就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很高的要求。在这方面，前人给了我们智慧。清末的林则徐和魏源倡导“开眼看世界”，如今依然适用。真相通常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度量，要坚持自己的尺度，也要了解他人的坐标。这需要人们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地看待彼此，既要看到对方的短处，也要看到对方的长处。这样的多角度，与其说是观察真实的视角，不如说是对不同价值观现实存在的尊重。
每一种文明制度皆有其优劣，完全的、百分之百正确、绝对完美的制度安排，不仅至今未有，而且未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有。向终极真理的不断靠近，应当是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共同使命。由此，对那些基于不同价值观体系的表达与评判，自然需要审慎地辨析。譬如，长期以来，以制度优越自居的美国，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大危机，还由此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在美国政府“严密监管制度”的眼皮底下，持有或担保全美住房抵押贷款5.3万亿美元、占全美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的政府授权的企业——房地美、房利美公司，玩“次级贷”，玩大了，玩砸了，玩出了巨大的财务危机，一下把不知多少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卷了进去，美国政府不得不掏出数千亿美金接管这两家公司；曾驰骋资本市场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带着6910亿美元的资产陷进破产危机；赫赫有名的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管理着1.7万亿美元的客户资产，落入了困境；全美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资产规模3279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连续三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市值缩水79%，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不得不同意提供巨额资金，美国政府接受其79.9％的股权。这些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世人可以看到，美国式的制度安排并非天衣无缝，否则，不会发生这些灾难。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来自美国的有关制度设计上的反思与检讨并不多。假使这样的大危机发生在任何一个非美国式制度安排的国家，相信从制度角度上反思、抨击的人士不会少见。
在这本书中，刘洪写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谈美国的不足，也谈中国可吸取的教训，其间还穿插着他在美国对巴菲特、盖特纳、佐利克等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采访故事，并从这些故事中生发出的一些思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拥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角度而言，国人更愿意正视来自外部的反思和批判，这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民族有不断正视差距、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追求进步的美德。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的价值观对撞之中，的确需要警惕某种民族虚无主义式的盲目和迷失。
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通过虚心的学习，不断寻找着新的复兴之路，形成了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我修正的机制。循此，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不过三十几年，在不断探索和构建科学的制度设计及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推动着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比中国起跑早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西方大国同样看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惊世骇俗的变化”。强国与弱国的对话常常是不对称的。然而，弱国求变强，强国防变弱，是个规律。弱国走向强国的路径，许多是可借鉴的，但不是可以完全复制的。况且，先强者走的路，并不见得就是最佳的路，开辟一条更好的路正是当今中国人的追求。有了这样的心态和观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产生那些因偏离核心价值体系而无视事实真相的迷茫，而且会帮助我们避开妄自菲薄的陷阱。
在中国艰难而执著的崛起背景之下，中国的媒体也需要崛起。在世界媒体的版图中，中国的比重还太轻，这也是为什么对中国的误解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中国媒体人的永恒责任。刘洪同志是有责任感的，他始终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国内外读者分享。他不仅追寻着真实，维护着真实，更传播着真实。事件的真相的确只有一个，人类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掌握真相。但是，刘洪用自己的耕耘，让人们看到了靠近真相、还原客观的可能。他为中国辩护，中国需要，其实世界也需要。可以这样说，推动不同核心价值观的碰撞与对话，就是从寻找真相开始。
（作者为《瞭望》周刊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