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五百四十五年，即二千五百年前，孔子还只是六岁的小孩子，那时的古中国，有大国小国，有强国弱国，他们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举行了一次弭兵会议，会议情形，《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有很详细很有趣的记载。那个时代，与现代的情形很相像，有两个一等强国，北方的晋，南方的楚；有两个二等强国，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其余的小国，都是他们的附庸，宋是介于两大之间的小国，外交部长向戌与晋楚两大国的国务卿很要好，发起弭兵（裁军）大会，先向晋国的赵武说了，赵武召诸大夫商量，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将或弭之，虽日不可，必将许之。
”又说：如果不允许，楚国倒要允许了，藉此号召诸侯，晋国会失掉领导的地位。晋国允许了，向戌又去楚国接洽，楚国也允许了，再向两个二等强国提议，因“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也就都赞成了，又通知其余各小国，于是便在宋集会，当时的十四个国家都参加，由于晋的容忍，让楚国占了面子，总算会议开成。四年之后，纪元前五百四十一年，晋楚又在虢召开第二次弭兵大会，即所谓“寻宗之盟”。在这次大会中便出了乱子，东方小国莒提出控诉，控鲁国出兵侵略他的土地。结果由晋国勉强调解了过去。又四年，纪元前五百三十八年，楚国公然出兵伐吴，弭兵大会全告失败！这给我们的教训是裁军和和平的号召，没有人敢反对，但没有办法的“裁军”，“和平”是不会有结果的。
六十二年前，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俄国召集一次和平会议，大家不相信这个会议会有结果，但没有一个国家敢反对。于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在海牙开会，到会的共二十八国，我国也参加，会议的结果只签了海牙公约，其他毫无成就。过了几个月，便发生了南非战争。四五年后，俄国本身也与日本开战。
三十一年前，一九二九年，美国国务卿开洛格（Kellogg）和法国外长白里安（M.Briand）发起非战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签订公约的有六十二个国家，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效。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军人在沈阳开炮，在短时期内，占领整个东三省，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战公约毫无用处。
今年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最高层会议，由于赫鲁雪夫唱独脚戏，把会议唱散了。前几天日内瓦裁军会议又因苏俄代表及其附庸国代表的退出而吹散了。在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纪念大会中，我为什么尽讲这些悲观泄气的话呢？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会议说起，说到前一个半月的最高层会议及前几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破裂。
大家看过我的留学日记的，知道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年轻人的梦想；后来在《独立评论》写文章，拥护国际联盟，盼望国联能实现和平理想，而今我说这些悲观泄气的话，主要的意思是要大家想想，为什么过去的裁军会议没有结果？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实现和平的梦想？二千五百年来空谈裁军所以无效，四十五年前提出了办法，国际联盟约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至五十一条明定以力量制裁侵略者，何以还是不能维持和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够得上制裁暴力的侵略者。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国联无法处理，意大利侵略伊索匹亚（阿比西尼亚），国联无法处理，希特勒侵略捷克，国联正是开会的时候，竟不敢在大会中讨论。
那时我在欧洲，以霍特参观联合国会议的同样心情参观国际联盟大会，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当年的梦想完了。有一个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群老鼠开会商量对付猫的办法，提议在猫颈上系铃，使大家闻到铃声便可以躲避。大家都表赞同，可是讨论到由谁去系铃时，却都不敢去执行，会议终于无结果而散。今日的国际会议，正是这种情形。唯一的一次，是十年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武力制裁北韩共产军队侵略南韩，十六个联合国会员国，在美国的领导下持着联合国旗帜，浩浩荡荡的使用力量制裁侵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次的成就是由于苏联代表反对中华民国代表权而退席，当本案在安理会讨论时，苏联代表还没有奉到指示恢复出席，才未遭遇行使否决权，而获顺利通过。
总之，今天有了维持和平的办法，而无法实现和平，便是大家不肯以力量对付侵略者的缘故。
（三）步骤问题 (8)
虽然这样，但我们回顾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和平还是有实现的希望，那就是有力量侵略的国家渐渐的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中国的情形来说，起码有七八个国家向中国侵略，如日、俄、德、奥、英、法，甚至连欧洲其他小国也想参加瓜分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侵略国家只剩了日本、苏俄和复兴后的德、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只剩下了苏俄为唯一存在的有力量的侵略国，它的思想理论，是要征服世界。这个国家的一切思想行为尤其是最近的嚣张狂妄动作，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对象，眼前的形势，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在这个战争里，我们有信心，凭爱自由爱和平的信念和现有的及潜在的力量，足可打倒这唯一的侵略者，而且其国内也会发生革命，那时，二千五百年来的和平梦想便可以实现了。
在“中央研究院”祝寿酒会上的答谢词
“中央研究院”有今日基础，都是以前的蔡孑民先生、杨杏佛、丁在君、傅孟真、萨本栋诸人的功劳。在蔡先生时代，“中央研究院”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最大的功劳，当然是朱骝先先生了。朱先生先当总干事，后当院长，他当了十八年的院长，在两度极艰难的时代，把“中央研究院”带到三十多岁的成年，尤其是南港今天的基础，都是朱先生的功绩。
王九逵先生到院的日子最浅，他还不大知道院中的历史，所以我要给他修正一下。他刚才说的“五四”运动也要修正的。……我们当年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乃是从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是经过了“五四”运动，把原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方向；也可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艺的岔子，——政客，政党就把青年学生运动做为政治的力量。做为政治的工具了。
民国四十五年，那时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教书。那天接到严耕望先生的一本唐代制度考证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考证一个佛经上的人很有帮助的，于是我写信给他，他又写信给我，如此，三次来往通信之后，我觉得他每次都给我许多学问上，知识上的帮助。那时在美国借书有了种种的限制。如普林斯登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来我都可借的；但那时国会图书馆是不能借了，必须由普林斯登大学代借，又有时间的限制。我因想起史语所的我那一行的书籍最多。我在国外是得不到助手的，又有图书的原因，所以想要搬到台湾来住。当时我写信给李济之先生、朱骝先先生，想在中央研究院的地皮上，自己花三四千美元来造一座房子，十五年以后还给公家。美国大学是有这种办法的……大学里的教授自己出钱造房子，二十年后连房子还给大学的。我已有了回到台湾来的动机了。接着，我经过了一次外科大手术之后，把这事忘了。
那时朱先生因为身体不好辞职了，我在不得己的情况之下来接事。这两年，得了这里不少朋友的帮忙。我写了东西都先请他们看过。他们替我找材料，指正我的错误，我写了不少的文字。
我一个人在此。我是有二十多年的心脏病的人。由于王志维先生、胡颂平先生的爱护，——他们爱护我，比我的太太在身边还好。我都要感谢的。
前几天，有位老朋友八十岁生日，我本来想写首诗送给他，但诗没有写成，于是写了顾亭林《五十初度》的两句诗：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所谓“望河清”，我们终有回到大陆上去的日子。还要我们大家的努力。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