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制造《文萃》案
作为陈立夫的一只手，季源溥手上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文萃》案。
1946年初，季源溥接任吴星伯出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一职。除接收日伪资产外，还有一些任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镇压学生、工人运动，查封先进报刊……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又以《生活周刊》和《文萃》期刊最为有名。所以季源溥瞄准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文萃》期刊。
《文萃》期刊，1945年10月9日创刊。初为文摘性周刊，其创刊宗旨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文萃》最初是由几位来自国统区的青年记者创办的民间刊物，主要以选摘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大后方”报刊上的文章为主。翌年，《文萃》期刊改为时事政论性期刊，其宗旨更为明确，言辞也更加犀利，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诸多名流都为其撰稿，其中李南山、胡绳、宦乡、乔冠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施复亮等经常为《文萃》执笔政论性文章；郭沫若、田汉、茅盾、骆宾基、刘白羽、臧克家、丁聪、方成等文化界人士也常为刊物撰写文艺作品。
随着《文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共产党也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并成立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有黎澍、孟秋江、王坪、黄立文、计惜英，其中黎澍任主编。同年秋天，随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步的新闻界工作者陆陆续续来到上海，《文萃》期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似乎有超过国民党党刊之势。不过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上海办事处无奈撤回延安，而《文萃》期刊的主编黎澍的共产党身份也随之暴露，于是在《文萃》期刊危急存亡时，黎澍与中共上海局文教负责人姚溱商议，由陈子涛担任《文萃》期刊的主编。《文萃》期刊也随之转入地下，出版发行更为小心隐蔽，刊发方式也由期刊改为丛刊，一共刊出10期。
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继续扩大影响，组织选派了书报摊党支部司徒钧、陈予忠、陈殿型、周阿大、汪文彬、郭丰业、陈可定等人以股东形式参与《文萃》周刊，并成立组成书报摊发行组，公开经营《人人周刊》、《时与文》、《大众歌声》、《越剧大参考》等刊物，从而掩护《文萃》的发行。后来上海地下党还决定让汪震宇创办“人人书报社”，社址迁至原李公朴创办的“读书出版社”的上海市虹口北四川路仁智里155号。
作为一个政治倾向明显的刊物，《文萃》周刊刊出的政论性时评、通讯、专访等文章多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正面目，同时也刊登一些诗歌、漫画等作品，很快就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必读刊物。发行量最多时，在全国有30多个特约经销处，还出版过合订本、北平航空版等。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进步刊物存在，于是命令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对《文萃》进行侦察。
时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季源溥早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深知共产党往往利用“报纸媒介”对国民党当局进行“诋毁”，从而达到其目的。于是他与上海滩上的青帮组织、军警等达成合作协议，先后成立了党派工作队、青运、工运等情报组。为了查封《文萃》期刊，他更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由于《文萃》期刊已经转入地下，季源溥只能派出大量特务对上海市各书报摊进行“地毯式”的搜查。虽然搜查力度很大，但是收获甚微，并未查获《文萃》期刊。季源溥并不死心，他下令特务在书报摊周围进行24小时轮流蹲守，一旦发现送报者，便立即逮捕。
1947年4月5日，《文萃》周刊第二期刊出《台湾真相》，深刻披露了“二·二八惨案”事情经过，并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省。得知此事，叶秀峰大为恼火，他立刻打电话给上海的季源溥，先是将其臭骂一顿：“小小一本《文萃》竟然弄得鸡犬不宁，就连总裁都大为恼火！作为上海办事处主任，搜查多时竟无收获，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共党分子狡猾得很，我们人员一直在书报摊蹲守，但没有发现可疑分子……”季源溥吓得直冒冷汗。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限期破案！我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只要捣毁它，杀人也成！”叶秀峰再次提醒季源溥，“现在国内形势并不好，不要让这些激进的刊物胡说八道！除此之外，能封则封！”
季源溥遭到叶秀峰的警告，气得直骂娘！他立马召开动员会，命令特务们进一步加大力度进行查找。为了加快侦破速度，季源溥找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商量对策，并致电上海警察局配合搜查、逮捕工作。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特务们的严密监视，《文萃》发行组成员采取了“打游击”的方式：比如在特务少出没的书摊，则采取公开出售的方式；而在特务比较活跃的地方，则是将《文萃》夹在其他报纸里，直接送到读者手里。如此一来，季源溥的搜查工作进展缓慢，甚至连上海警察局的警察都无奈地摇头：“难道《文萃》期刊长了腿了？！”
远在南京的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决定亲自来上海督办此案。
1947年3月，叶秀峰来到上海后，被一则名为“找寻银发老太太”的广告吸引住了。叶秀峰端着报纸一边看一遍琢磨：银发老太太到底是谁？难道又是共产党制造的噱头？叶秀峰越想越觉得奇怪，于是喊季源溥、陈庆斋等人商议此事。
叶秀峰一脸狐疑道：“想必大家都看报纸了，你们对这个‘银发老太太’有什么看法？”
陈庆斋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就是一宗普通失踪案？在上海滩，这种事多了去了，不用管它！”
“不，”季源溥摇着头道，“这个‘银发老太’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觉得此事可能与共党分子有关，应该立刻派人去查一查！”多疑的季源溥就像一只吸血蝙蝠，似乎对这等事有着先天的敏感。
“是啊，我也觉得如此！”叶秀峰下令，“这样吧……你们在这个报纸上刊登一个回应广告，约好时间、地点，派人蹲守！我倒想要看看，这个寻找‘银发老太’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好，我立马去办！”
第二天一早，季源溥便找人刊登了一个下文，名为“白发娘望儿归”，并署名：银发老太太，地点约定在亚尔培路某号。
不过季源溥派去的特务一连蹲守好几天，也没发现一个可疑人的行踪。特务们疲劳不堪，暗自骂季源溥：“他妈的，这等‘好事’谁摊上谁倒霉！姓季的生孩子没屁眼儿！”不过骂归骂，蹲守还要继续。有的特务为了提神儿，竟然弄来了大烟。
与此同时，叶秀峰也派卢志英（潜伏在中统局内的地下党）去蹲守，并暗中指派行动队队长苏麟阁进行监视。几天之后，卢志英向上汇报：未见有可疑人出现。
其实刊发“找寻银发老太太”一文的人确实是共产党。此人叫骆何民，字家骝，江苏扬州人，1929年2月至1939年2月，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任中共中央交通员、沪西团区委组织部长，后在《国民日报》、《阵中日报》工作。1938年8月，由黎澍推荐进湖南《开明日报》任总编。1940年1月16日被捕，出狱后去香港。1945年7月，国民党制造“羊枣大狱”，被株连在福州关押一年多，1946年冬回到上海。为了及时找到党组织，他便花了点钱刊登出此广告，打算引起党组织重视，早日联络到党组织。不过骆何民并未看到季源溥刊登的下文，也就没有去约定的地点“接头”。
不过叶秀峰和季源溥并未放弃搜索，反而更加疯狂了。后来在“眼线”的通风报信儿下，季源溥得知《文萃》期刊的掩体是“人人书报社”，于是他派特务去“人人书报社”进行调查。
1947年6月12日，一群便衣特务和警察来到“人人书报社”，敲门大喊道：“屋里有人吗？把你们的汪经理喊出来，我们要进去检查！”
汪震宇听到叫喊声，便知道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他权衡再三，还是下楼迎接！打开门，汪震宇便故作热情道：“哎呀，欢迎你们来我们的小报社进行检查，请多多给本社提宝贵意见！”
特务们来到了楼上，汪震宇吩咐工作人员沏茶款待。
特务们问汪震宇：“你们的书报社，是新开办的，还是旧社？”
“既是新社，也是老社！”汪震宇回答道。
“为什么？”
汪震宇慢慢解释：“说新社呢，我们的社确实刚刚开业；说老社呢，原本这个地方有一家书社。”
“哦，”特务们喝了口茶继续盘问，“你就是书社老板？”
汪震宇点点头：“鄙人就是书社老板……不过我们是小本经营，而且刚刚开张，还未有盈余，请大家海涵！开着这家书社无非就是糊口而已！”
此时一个特务突然站起来，看了看墙上张贴的标语，问：“可否将你们的营业执照拿出来看一下？”
“好，这就拿！”汪震宇起身，拉开抽屉，拿出一张营业执照，然后递给特务，“我们已经在社会局登记了，手续都是合法的！”
“哦！”特务拿着营业执照看了一眼，突然发难：“听说《论纸老虎》一刊也是你们书社出版的吧？”
汪震宇故作恍然大悟状，感叹道：“哎呀，我们书社虽然不大，但是经营的书刊却不少。我们是生意人，只要有利可图，就去经营。实话说，我们的文化水准有限，那些刊物也看不懂……”
“如何证明你说的话？”
“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库房检查！”其实汪震宇早有准备，及早将《文萃》等期刊隐藏好了，特务们是不会查找到的。汪震宇带着他们来到库房，让他们检查。
特务们把库房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文萃》的影子。于是他们只好离开“人人书报社”，向季源溥汇报。
季源溥一听，脸色铁青，他自言自语道：“难道这些人都是孙悟空？”于是他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吴国桢也摇摇头道：“与共产党交手这么多年，每一次都无必胜把握！”后来吴国桢组织召开“党政军警特宪紧急会议”，把侦破《文萃》期刊当作重中之重。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得知此情报，立即通知姚溱尽快关闭“人人书报社”！姚溱立刻告知《文萃》主编陈子涛，让陈子涛等人出去避避风头。得到通知后，陈子涛以郊游为名，在联义山庄召开了人人书报社会，并宣布立即停止营业，从仁爱里撤退。得到通知的汪震宇、吴承德等人也迅速隐藏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卢志英不慎暴露身份，被特务逮捕。但季源溥并没有从卢志英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是派大批特务对路边的书报摊和上海市各印刷厂进行秘密侦察。“死不罢休”的季源溥最终还是查到了一个线索：杜美公园门前的一书摊正在销售《文萃》期刊。得知此消息，季源溥兴奋异常，他拍着大腿说：“看来《文萃》马上就要完蛋了！”于是他示意特务们“顺藤摸瓜”，争取将《文萃》以及其地下党人一网打尽。
1947年7月18日，《文萃》的几名地下发行员在杜美公园和陕西路、亚尔培路被特务们发现并逮捕；23日，友益印刷厂被特务发现，特务还跟踪到骆何民的住所，并且把隐藏在此的陈子涛逮捕，而正在装订最后一期《文萃》期刊的吴承德也被逮捕。自此，除少数《文萃》期刊的发行人员逃脱之外，大多数人员都被逮捕。为了迅速侦破此案，季源溥亲自参与了审问工作。
季源溥问《文萃》期刊主编陈子涛：“你为什么刊发不利党国的舆论，是不是有地下党暗中指使？”
“没有任何人指使，我们只是凭良心说话！”陈子涛大义凛然，毫不惧怕铁面阎罗季源溥。
“如果你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人身自由。如果你不说，恐怕就麻烦了！”季源溥目露凶光，“说吧，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你就不要瞎忙活了，我是不会交代的！”
季源溥见陈子涛“铁板”一块，于是脸色一变，喝令打手对陈子涛进行大刑伺候。陈子涛先是被打手们吊起来鞭打，而后又坐了特务们的老虎凳、经历了恐怖的“挂炸弹”和“坐飞机”。但是陈子涛只是漠视打手们，并冷笑道：“打死我好了，打死我，你们也就省心了！”
季源溥见陈子涛死不开口，便企图撬开吴承德、卢志英、骆何民等人的嘴。但是这些共产党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战胜了手段残忍的季源溥。季源溥见以上四人拒不交代，便打报告给叶秀峰和陈立夫。
陈立夫说：“既然这些人不开口，就杀了他们算了，省得留下祸根儿！”
季源溥得到指令后，便下令将陈子涛、卢志英、骆何民三人押至南京雨花台，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活埋”。而另一个共产党人吴承德则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1949年5月9日被枪杀于宁波南门外薛家山大坟滩上。
季源溥制造的《文萃》案，再次轰动全国！不过令季源溥叹息的是，一个《文萃》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文萃》站了起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书刊不但没有倒下，而是有更多的期刊积极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
1949年12月7日，上海文化新闻界为《文萃》案烈士殉难一周年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讣告中说：“《文萃》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黑暗时期，真实报道消息，指明正确方向，为千万人民增强了革命信心。”而《文萃》期刊的刊发人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人们称为《文萃》三烈士，被后人永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