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病了，感冒引起肺炎，发烧超过39度。治感冒和退烧的药已经吃过两天，仍不见效，他半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脸色带着一种异样的红晕。胡友松已经两次向他提出，要挂电话到医院请救护车来，或是用自家的车送他到医院去，他都拒绝了。他以为再吃些药，或许还能顶得过去。
李宗仁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自幼在桂林西乡随父母从事农事劳动，日晒雨淋，初受磨炼，考入桂林陆军小学后，在学校又受过良好的体育训练。他的单、双杠和马术都很高明，生性既沉着又勇敢，被学校里的人称为“李猛子”。后来几十年军旅生活，或行军打仗，爬山涉水，或指挥作战，劳力劳心，他都能应付自如。年轻时虽受过几次伤，因为体质好，随便用些药物治疗，也就康复了。至于年轻时就染上的胃病，时患时好，患时吃几剂中药汤，抑制一下作罢。1949年时，胃病复发，病情虽严重，但在香港也不是不可治疗，只因兵败如山倒，局面已不可收拾，只好借胃病治心病，一去了之。到美国后，他的胃病已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作过很成功的手术，以后一直没有复发过。只是随着年事益高，患了老年性气管炎，发展到肺气肿，治疗总无法断根。回国后，时有感冒和气管炎发作，但他每每不肯去住医院。就像前段时间住进301医院“疗养”，那么好的条件，他也待不住，硬要回来。
胡友松每隔一小时给他探一次体温，不仅不降，反而缓缓上升。
“德公，还是到医院去吧。您这病，要输液才能好的。”胡友松看李宗仁烧得难受，再一次劝他。
“再吃一次药看看，你晓得我最讨厌住医院。”
李宗仁口气依旧很硬。
一段时间以来，陈贵这个生活秘书，很少来过问李宗仁生活的事了。他每天只是在他那办公室兼卧室里“上班”，看报或是与服务员聊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好在还可以互相关照，互相体贴。
胡友松到院子里摘来一束鲜花。红的玫瑰，白的茉莉，还有几支秋海棠，用一个高脚瓷花瓶养着，放在李宗仁床头的柜子上。兴许是勤杂工漫不经心，花枝显得瘦弱，花朵也不丰腴，但毕竟是鲜花，是鲜花就有芬芳，就有生命。
胡友松是有经验的护士，她懂得病人发烧的时候，应当适当地让他多喝些温开水。可李宗仁每每摇头，不想喝。
“您吃些水果，好吗？苹果，梨，还是葡萄？”胡友松为丈夫的身体状况着急。
“我只想吃些不放糖也不放盐的大米粥，或者玉米粥。”
“我这就去叫厨子做。”胡友松即刻下了楼。
李宗仁迷迷糊糊像是睡着了。他眼前走马灯似的出现熟悉的人物；黄绍竑、刘裴、邵力子、黄琪翔、王光美……他看见他们各个的脸色都十分严峻，不像他刚从国外归来时那么欢愉，轻松，面带微笑。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块地。人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前后两年时间，却判若两人？迷糊中，李宗仁没能去寻找解释的答案，却被一阵难耐的胸闷所憋醒。
胡友松刚从楼下上来，无可奈何地对李宗仁说：“厨子找不见，问勤杂工，说是上街去了，不知是买菜，还是干什么。我想自己去做，可厨房的储藏室锁着，只好等她回来了。”
“罢了，罢了！别再麻烦她。”李宗仁有些吃力地说，“我就照你的意思，喝些白开水吧！”
胡友松眼眶都有些湿润了，她赶紧把丈夫扶起来，将那杯早已准备好了的温开水，让他喝了几口。
肺病患者，是不是普遍都是下午比上午难过些，不得而知。李宗仁的情况是，只要气管炎发作，则是晚上比白天难过；若是引起肺炎，下午比上午难过。下午3点多钟时，胡友松从体温表上发现，李宗仁腋下的体温，已经超过了39.5度。对于一个76岁的老人来说，肺炎发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已经该亮起警告的红灯了。凭护士的经验，胡友松决不管丈夫同意与否，立即得把他送进医院，否则，难免有意外。
胡友松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救护车20分钟之后便开到了西总布胡同。李宗仁只好依了夫人之意，被人搀扶着上了那辆忽闪着蓝灯的白色救护车。
探体温、听诊、X光胸透、验血……一阵折腾之后，只能是住进特护病房输液。胡友松一直守护在李宗仁身边，帮着护士做这做那，到傍晚时，她也累得支持不住了。
“胡同志，你晚间也在这休息吧！看样子，我们也得给你注射些生理盐水了。”医生看胡友松脸色不好，加上这特护病房的外套间，正好有一张床。
“如果李先生的病情需要我留下，我责无旁贷。”胡友松也不愿住在医院里，只好婉辞推脱，“若是病情稳定了，我还是打算回家关照一下，再说，我连洗漱的用品也没带来。”葡萄糖盐水、青霉素、链霉素、氨基比林的混合液缓缓输入李宗仁的静脉血管。李宗仁安详地躺在病床上，脸上那不正常的红晕，渐渐消失。
“天行有常。”夜的时光对于谁都一样长，可各自对于夜的收获和享受则大不一样。李宗仁躺在医院里，抑闷的胸口随着药液的输入，渐渐感到轻松，高烧缓缓退下，情绪慢慢恢复正常。
胡友松却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晚上8点以后，见李宗仁病情渐渐好转，医生给她开了些药，让她回家休息。照说，劳累了一天，已经困不可支，倒下去竟在迷糊中听见有人在沉吟。这声音不知从哪里发出来，像在隔壁院子，细听又不像。她开亮过几次灯，想找一找声源之所在，结果一无所获，她心里反而有些害怕起来。她后悔自己多心要回来关照屋里，在医院里守着丈夫多好，尽管那里有护士特别护理，用不着自己操劳，可守着丈夫，心里也是一种安慰啊！
天，总算亮了，秋天的后半夜特别长。
胡友松洗漱之后，准备下楼去告诉陈贵，让他马上备车，送她到医院去，并通知厨子，她和李宗仁今天都不回来吃饭。
“丁零……”胡友松刚走到楼梯转角处，楼上小厅里便响起一串电话铃声。这么早就有电话？谁？胡友松转身上楼。电话里竟然是丈夫的声音：“若梅，你早啊！我的烧已经完全退了，感觉也好多了。我决定今天上午出院，你叫陈贵派车来接我！
“您怎么不在医院里再输些液，巩固一下，我今天来陪您。”
“你知道我不愿待在医院里，不愿……”
中午过后，李宗仁果然又回到了西总布胡同的家。这个发烧近40度患急性肺炎的老人，从入院到出院，居然还不到24小时。医生苦口婆心劝过他，至少要在医院里住三天，可他听不进，年轻时养成的坚强果断的军人性格，老来虽然多有改变，但有时却又那么“禀性难移”。
也许是病情应了性格，抑或是体质还能战胜病魔，李宗仁回家后一连服了几天药，身体渐渐恢复了正常。
他依旧每天读那三份报纸，看文史资料，有时也听听音乐，和妻子在楼上小厅里默默地跳跳舞。他总想把精神振作一下，却如同给扎了眼的车胎打气，老振奋不起来。收音机里不断地播放那几个“革命样板戏”，他虽然听腻了，有时也任它唱着，用以表现这个家庭的“革命化”。楼下的大客厅里，挂着一幅大大的毛主席接见他时与他握手的黑白相片，茶几上放着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和好几本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为主体内容的《人民画报》。
李宗仁每天最关心信件，几乎每到邮递员快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今天有些什么亲朋好友来信？有些什么新消息？尽管自那天胡友松出去看大字报发觉“梅花党”的谣传以后，他好长一段时间没让妻子出去看大字报了，反正是谣言胡诌，看不如不看，免了心头不悦。不过话虽这么说，心里却又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和动态。人，既然是社会的一分子，就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生存。
这天，李宗仁收到的信件最少，除几份报纸外，只孤零零的一封落款“本市内详”的平信。信封是用牛皮纸自己做的，不甚规整。大凡收到这样的信，李宗仁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先看，那些信封上字迹很熟悉的，他倒放在后面慢慢去读。
李宗仁拆信十分认真，从不随手撕口，而是先在强光下照一照，把信纸抖过一端，然后才用剪刀将信封口剪开，取出信文来。
这封没有具体落款的“内详”信，除了一张油印的红卫兵编的《造反》小报之外，其余一无所有。这张《造反》小报，只有一条消息：北京市市长彭真被绑架。小报详细地描述了彭真市长深夜被绑架的全过程，写得详细具体，读后令人十分吃惊。
李宗仁回国两年多来，在中央和北京的领导人中，除了周总理之外，就是和彭真市长接触多些。他觉得彭真为人坦诚大度，有魄力，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是共产党的好官，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对抗中央和毛主席的人了呢？
“什么‘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读罢那张油印的《造反》报，十分气愤地对胡友松说：“我真不懂，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国家的高级命官，堂堂的首都市长，居然可以随便遭人绑架！什么人干绑架的事？在美国，只有那些歹徒、大盗。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难道有‘合法绑架’的事？”
“现在，社会上乱极了。”胡友松见丈夫气得脸都红了，苍白无力而又不可不为地解释道，“有语录说，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
“什么大乱大治的，总得有个法，一切得依法办事才好，不然，连彭市长这样的高官都没有安全感了，还怎么大治得起来呢！”
“红卫兵可不讲那么多法。这不是《造反》报吗？红卫兵的信条，就是‘造反有理’！”
李宗仁没有再说下去，他知道妻子虽然年轻，但许多问题与他是有同感的。他沉着脸跌坐在沙发上，随后拿起一本《人民画报》，见封面上有神采奕奕的毛主席在向人们招手的照片，心说：毛主席呀，这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
李宗仁无心再看那几本翻来覆去细读过的画报，顺手把它放回原处，然后对妻子说：“若梅，你陪我到院子里走走，好吗？”
“好，我也正想去散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