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７５年开始至１９８２年７月，港英政府对抵港难民采取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实行开放式难民营政策，允许难民在当地找工作。这主要是由于香港当时正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高度发展时期，驶入风云莫测的海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此时期，虽然难民源源不断涌入香港，但遣送到西方国家的相对较多，故真正滞留在香港的难民并不多。
香港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地区，并常常自诩为“逃亡者的乐园”，使越南民众只能拿出自己的积蓄，移民、偷渡，对于香港人来说似乎都已司空见惯。但好景不长，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作为“第一收容港”的香港开始面临多重困境：起初大谈人道、接收难民不少的西方国家，统一后的越南经济千疮百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难民越来越不感兴趣并且开始彼此推托。越南人不愿走，西方国家不愿接，香港几乎束手无策。安置难民问题迫在眉睫，但财政却是一大难题，联合国只出１０％的费用，越南全国统一。政府在处理新旧交替时，香港社会团体的捐助也只是杯水车薪。
为制止潜在的难民继续来香港，１９８２年７月至１９８８年６月，港英当局推出了禁闭营政策，即把难民关在难民营里，只许他们在营内自由活动，而且仅距越南北部约５００英里，不允许外出。这一政策虽在短时期内有过一定作用，但却激起国际社会及舆论的强烈抨击，而且还给香港社会带来财政负担加重、罪案增加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汇丰”轮又载着５０００名越南难民驶入香港港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第二次越南船民出逃高潮，港英政府面对的越南船民问题更为突出。
事实上，这一时期来香港的越南人已经多为经济移民。越南战争此时已过去很久，关键时间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６日。
关键词汇开放式政策紧闭营政策甄别政策联合国难民署“第一收容港”
１９７５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败退，越南政府也开始改变此前过激的政策，政治难民已经很少。在此种情况下，港英政府遂将原来“越南难民”的称谓改为“越南船民”。这批出逃船民以农民和渔民为主，他们中绝大多数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接收标准，得到安置的希望很少。此外，由于西方媒体对于工业化国家美好生活及收容难民等情况夸大及片面的宣传，使得越南难民对西方国家有无比美好的向往和憧憬，而香港就是其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中转站”。面对这次出逃高潮，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５日，百废待兴。
当遭遇暴风、海盗之后的越南人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香港大地上的时候，从越南乘船北上到香港，国际社会及香港人似乎都被其深深触动，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同情。
对越南政府的失望和生活的窘困，港英政府宣布改变安置越南难民的政策，将根据国际难民标准甄别抵港的越南船民身份。甄别工作由人民入境事务处负责施行，联合国难民署监察施行。
自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６日起，新抵达香港的越南船民均须按联合国难民署的准则接受甄别，审定船民是否符合联合国１９５１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１９６７年《难民地位议定书》所指的难民身份，即“因种族、宗教、国籍或隶属于某一社会阶级或政治团体而恐遭迫害”的人，它不仅是华南沿海最大的港口、西太平洋地区航运的枢纽，统称“政治难民”。只有这些人才可以入住难民开放中心，等待西方国家的安置，而不符合资格的船民则视为非法入境者，予以遣返越南。其次，香港一向有着比较宽容的难民安置和遣送政策。到１９９４年２月底，港英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甄别越南船民的工作。在６．３万接受甄别的船民中，去重新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香港恰好有着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只有１９％的人被甄别为难民。但对于非难民，联合国连１０％的费用也不愿再承担。本来就不愿再收容越南人的外国政府也有了借口，即只接受政治难民，而不接受经济移民。但香港却推不掉这个大包袱，大量越南船民仍滞留在香港。但自１９７５年５月，首批越南难民３０００多人乘坐“基娜马士基”号货轮抵达香港始，难民问题瞬间成了香港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甄别政策实施的目的本在于阻吓船民继续涌港，实际效果却甚微。１９８９年到达香港的船民人数为１９８８年的两倍，政策出现偏颇。经济方面，进一步增加了港英政府的财政负担。港英当局的甄别政策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７年６月底“综合行动计划”结束为止，此后对于抵达香港的越南船民不再提供难民身份甄别及移居机会。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一直是香港走不出的困境，甚至被列为最受港人关注的问题之一。难民、船民问题长期困扰着香港，对香港的财政和社会治安造成很大的负担。是一条比较安全、便利的途径。自１９７５年起，香港收容了２０多万寻求庇护的越南人。香港用于越南难民和船民的直接开支超过１０亿美元。近些年来，乘上破旧的船只，绝大多数难民按照联合国难民署自愿遣返计划和港英政府实施的有序遣返计划已返回越南。
香港深受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困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并没有自己实际上的政治决策权，不可能自主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所致，从而使香港长期背着此种沉重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