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崔正瑶化名王宝珍，住进上海四川北路新亚酒店。该酒店刚刚开业，九层，距离外滩及南京路很近，抬脚就到，交通便捷，闹中取静。华克之的妻子尹彭杰（王亚樵的干闺女，1933年12月，经陈惘之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谷梓峰，也都按照事先安排，分别住在其中。自从刺汪事件发生后，陈惘之经常来看尹彭杰，传递情报，送吃送喝，有时太晚了，出行不便，就借住在她的外间沙发上。
次日下午3时，接到秘密通知后，张玉华悄然步入崔正瑶的房间，两个人相互问候、鼓励了一番。崔正瑶说：“九爷非常关心大家的安危。要大家暂时减少外出或联系，避过特务抓捕的风头再说。”她将1000元全部给了张玉华，请他设法发放。张玉华接过钱，抽出200元，交给崔正瑶，说：“你也需要经费啊……你赶紧返回香港，告诉九爷，我们随时听候调遣，决不畏惧！”
出了新亚酒店，张玉华走向南京路，钻进先施公司，出来后，又进了永安公司，出后门，打的士在外滩绕了两圈，没有发现盯梢迹象，才放心地回到了位于湖北路的孟渊旅社。
晚上，陈惘之给尹彭杰送来一包水果，神色不安地说：“据我所知，贺坡光、李怀诚等人已被敌人逮捕。无辜人员傅耀东、郑绍成等，也被他们抓走了。戴笠就像一条疯狗，见人就咬。你也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对象，可要多加小心啊。”
尹彭杰说：“不怕。要怕就不跟他们斗了！”
陈惘之点点头，说：“我还有一件急事，要出去一趟。今夜我还要在你这里借住一宿。如果夜里12点之前，我没有回来，你马上就走。千万不要耽搁。”
入夜，张玉华尚未睡熟，听见楼下车响人杂，急忙翻身下床，只见一辆警车停在孟渊旅社大门口，许多黑影持枪往楼内冲。他慌忙打开窗口，从三楼往黑处跳去，右脚不慎踩在一块砖头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像电流一样从脚到头，疼得他失声大叫，被警车司机发觉，当场拿下……
而尹彭杰也是坐立不安，时针已经过了12点，陈惘之还没回来。他真的出事了？走还是不走？怎么办？夜寒人静，一个女子到哪里安歇呢？她在没有灯光的房间内，从里间到外间，走了无数个来回。直到凌晨3时许，她才最后下定决心，将地灯打开，拉开里间半边窗帘，向可能登门的同伴发出事先约定的危险信号；这个时候，她担心去敲崔正瑶、谷梓峰的房间，会惊动四邻，造成危险，因此，她拎着一个小包裹，独自走出新亚酒店……
让尹彭杰没有想到的是，谷梓峰并不在酒店里，而是在看守所内。15日下午1时许，他按照事前约定，去北站接贺坡光，可是，火车到了好几趟，却不见贺坡光的影子，他不时看手表，摇头叹气，显得神情慌张，被便衣发现，带到警察所一顿恩威并施，到了夜里，他经受不住折磨，先把张玉华的住处供了出来；第二天上午，他又交代了尹彭杰、崔正瑶的住处。特务得报，立即驱车前往新亚酒店，只抓到崔正瑶一人。戴笠喜出望外，亲自审讯。“他对这个女的用尽各种酷刑，甚至叫人用藤条抽打阴户，和用小针刺奶头等办法逼供。”（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崔正瑶受辱不耻，宁死不屈，没有吐露半句真情。后来，为了不再受刑受辱，再次提审时，她高喊着：“凤鸣，我来了！”撞墙而死。
张玉华被捕后，被辗转送进南京中央医院，住在205房间。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下，他交代了王亚樵授意成立晨光社、孙凤鸣行刺蒋介石不成才刺汪精卫，他还交代说：“王亚樵是安徽人，绰号老九；余立奎又化名李自安，曾结伙行刺宋子文于上海北站，毙宋之秘书及随从卫士一人，余立奎也参加了暗杀行动。”
听说孙凤鸣刺杀的第一目标是蒋介石，戴笠惊出一身冷汗。随即下令潜伏香港的特务，不惜任何代价，买通香港警务处，与他们联手抓捕王亚樵、郑抱真、余立奎等要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