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着那块打“×”的“恶霸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唯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着一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高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换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号啕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陈月盘和瑞康伯伯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摩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
“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入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到此话后，脸色顿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岁月，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活脱脱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在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啰！”陈老先生捋着胡须，开怀大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津……”“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200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不是特别明白两本诗集的题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20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20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20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最痛苦的一群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中沦为最痛苦、最孤独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拄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待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的心境，异常敬佩，甚至感到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80年代初，再往前五六年，陈月盘从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能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如--阴次晴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
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大多妇女称能手，热汗如珠和雨滴。（《热汗》）
二三月里杏桃红，人在微风碧浪中；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学**》）
读一读上面的这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7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3儿3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她）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
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翻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妻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早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要什么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
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一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最寿。虽然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60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80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晨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炊，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年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
1999年10月1日于北京
一个为百姓创幸福而60年不倒的农民伟人第六篇一个为百姓创幸福而60年不倒的农民伟人5000多万元就放在面前，而且明确告诉你：这已经属于你了。你将如何？
如此巨额财富，它的诱惑力足可以让一个高贵的人丧失高贵，让低贱的人一夜间成为高贵，不是吗？已位居“国家领导人”之一的成克杰，就是在远低于这个数额的金钱面前倒下了，使他高贵的身份，顷刻间变成了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大贪官。这样的人还有一批：胡长清、王怀忠、刘方仁、田凤山、李嘉廷、程维高、丛福奎……他们服刑前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贵者，然而他们现在都已经沦为党和人民的败类，或被枪决，或为阶下囚。
归结到底，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人民期待的好官。他们只能与粪土为伍，百姓憎恨这样的人。
而他，完完全全、名正言顺地可以将这5000余万元装进自己的口袋。组织说了：“这是奖励给你的，你不仅可以拿，而且应该拿！”他淡然一笑，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不要。还是留给村里，留给百姓。”这个人不简单，与上面这些靠权力为自己收敛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者相比，难道他不算是一个伟人？
他应当是个名副其实的伟人。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裤腿上一辈子甩不掉泥巴的农民”，可他的精神境界却如此高贵并值得尊敬。今年78岁的他，从未离开过生他的那个村子，也从未离开过与他同命运、同呼吸的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带领百姓把这个村子建设成“天下第一村”。
谁敢夸口“天下第一”？他敢！因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他的村子一直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近半个世纪里，多少与之同起和齐名的“红旗”或“典型”，或倒下的倒下，或消失的消失，有的像吹气的泡泡，有的则如昙花一现。唯独他和他的村子，旗帜依旧高高飘扬，而且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他的旗帜越举越高，越来越鲜艳。
2003年时，他的村子实现经济生产总值100个亿；2004年为200个亿；2005年的目标是300个亿。
村子，在今天的中国是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又是纯粹的由农民组成的农业单位。这个村子的新掌门人吴协恩先生非常低调地微笑着告诉我：“今年全村可以实现20个亿的可用利润。”而我知道，其实在这公开的利润之外，还有好几个亿的钱是明补给了已经非常富足的村民们……
我们就说这年创20亿纯利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它是目前西部某些省区有史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年财政收益纪录！可他领导的一个小村庄，却创出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仅此一点，难道不能称他是伟人？
10余年前，苏北盐城的一个只读过高中的农村小伙子，在面对终日汗洒黄土不能抒怀青春理想的痛苦时刻，无意间看到一份包粮种的旧报纸上刊发的一篇介绍这位农村支书如何领导农民走向富裕的报道，于是这小伙子带着300元盘缠，只身来到本文主人公所在的那个村子，期待有份能吃饱饭同时还能余几个钱的工作。后来这位小伙子被留了下来，若干年后小伙子又把自己的户口从苏北迁到这儿。这还不算，小伙子“明眼势利”，又把自己的父母、对象，以及对象的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全都迁了过来，这滚雪球式的“家族大迁移”至今已达57人之多！“某某号”，这是小伙子现在的新家，一座两层建筑的欧式别墅，面积达500多平米，室内全套的豪华家什和精美装饰。主人介绍，这是村里分给他的住宅，按当地的“村价”约为230万元（折合成中等城市的价格在500万元左右）。“我还有一栋是前年搬入的别墅，面积也有400多平米。”小伙子非常平静地告诉我，没有丝毫的显耀。他告诉我，在这个村子里，像他这样的一户农民家拥有两幢洋气十足的别墅并不在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