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的重庆，万物复苏。山城到处叠翠绿意，鸟语花香。1958年3月28日傍晚，万家灯火通明的秀丽山城，仿佛有意装扮一新。习习夜风下，一艘名叫“江峡”号的轮船迎着柔和的晚风，轻轻地靠近朝天门。不多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现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江峡”号上的船员们又激动又紧张，因为那时毛泽东来重庆和登船都是“高度机密”的事，只能激动，不能传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欢呼，但重庆人心底里在高呼一万个“毛主席万岁”！啊，与13年前出现在“重庆谈判”时的“润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泽东，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潇洒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顶峰时期。这也为他在长江三峡上挥写定神之笔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伟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196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对重庆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
重庆应当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重镇，一座历史名城。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带领的“固陵”号轮船溯长江驶入朝天门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而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设置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
之后，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因此表现出的巨大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那一次“战时首都”是重庆人用血肉谱写的民族爱国诗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后，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庆，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统领管辖包括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时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到重庆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张际春、陈锡联等87人为委员的领导机构。当时的重庆市，无论从所管辖的几省几区看，还是从担当西南局领导的人员看，其分量显而易见。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等考虑，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各大区机构的决定，重庆成为了四川省辖市。
从“战时首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3次变化……
好在重庆的“块头”本来就大，尤其是重工业这一块在四川省工业生产中占绝对地位，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范围内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间，三度被中央确立为计划单列市。特别是第三次计划单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中央所赋予重庆的权限上，均为前两次计划单列所不能企及。但毕竟是计划单列，也并不能消除重庆发展的体制上的瓶颈。
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可能成为改变国家行政区划的现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乡镇以上的任何一级行政区域变化，都必须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级（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划分改变，则必须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才能生效。
决策权在中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最高层，在掌握中国命运方向盘的领袖手中，这个领袖还必须是有崇高的威望和受万众拥护的伟大领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一向称“我是四川人”的邓小平是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他的态度和意见影响着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态度呢？许多重庆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听。但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真是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然后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这次会谈是具有历史性的。“铁娘子”代表英国殖民地利益的英国政府，想在1997年后继续管制香港。面对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的英国首相，邓小平强压心头之愤，一字一句地告诉英国人，同时也告诉全世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还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的。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据说，当天英国“铁娘子”在与邓小平谈话后，从人民大会堂台阶走下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997年，邓小平选择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国百年之耻。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的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表决结果，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妨将时间上溯近百年。1919年，邓小平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暑假，从重庆回家的父亲给儿子带来一个消息：重庆正在开设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父亲问儿子：想不想出国留洋去？儿子将脖子往左一扭，说：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庆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
嗯。
15岁的儿子从此离开家乡，到了重庆。这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农家娃儿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定性的一步。重庆因此也成为了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驶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几年里，他对重庆这块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考虑重庆地位的时机……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时机来了。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时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催生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关键。自毛泽东当年挥笔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准备，虽然在沧桑与曲折的年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高层决策者已经把它搁置了许多年。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国力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因而从上到下的那一批梦想“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迷”就行动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那些老“三峡迷”们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找到复出的“老头子们”游说。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这一年，邓小平亲自出席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一项用于援助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的签约仪式。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蒙代尔在与邓小平一起签订协议后，笑着问这位中国副总理：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邓小平当时笑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由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2200万千瓦，按当时物价计算，整个工程所需投资260亿元。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工程总投资约100亿元。3年准备，7年施工。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为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发展的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尤其是时任市长的肖秧同志，当他听说中央定的“150米”方案时，立即找到中央有关领导陈述：“我们重庆，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事。堂堂西南‘第一城’，一直等候三峡工程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这怎么行！重庆1000万人民牺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机遇，就等着三峡工程带来新的发展希望，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们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我这个市长也不好当了！”这声音当然也传到了“老领导”邓小平耳边。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使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100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三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约仪式。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偕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邓小平这一天很高兴，与香港来的客人嘉道理勋爵等谈得很开怀。送走客人后，邓小平看到年轻的副总理身旁站着一位漂亮、端庄的女同志，便笑呵呵地过去与他们握手。
李鹏忙将朱琳介绍给邓小平：这是我爱人朱琳同志。
邓小平握着朱琳的手，慈祥地看了看，然后问：你是哪里人啊？朱琳答：是上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