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某现在已是拥有数个几百万的老板了，但他还是自谦地喜欢别人称他为“小贩”。“咱常熟服装城里一竿下去能打上几个百万富翁，我算不了啥湖潮。”（常熟方言，即不算什么）他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这么简单，说他一直是种地的。有一年儿子从他们乡办厂里拿回几件腈纶衣，说出厂价才两三块钱一件，到外地就能卖十来块。我听后心一动，就让他从厂里多买回了几件想抽空去卖卖看。到哪儿卖呢？我一下先想到了常熟城南门汽车站那儿。因为那儿人多又有不少外地人。于是我用中午和下工时间上那儿试着卖，结果一两天就卖出了十来件，赚了五十来块钱。一想这不等于干一个多月的农活所得吗？！值。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汽车站门口的马路边搁一张旧报纸放上几件衣服摆起了小摊。后来有人看我小生意做得蛮实惠，就跟着学。马路边小摊多了也就有些乱哄哄，我们就被集中到一起。开始大伙都不乐意，因为那儿离车站100多米远，买东西的人不易去。管市场的人说会有人来的，过了些日子，客人真的都往这边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进市场头年只有4个来月时间，我就赚了一万多块。第二年翻了番。第三年又翻了四番……这往后的钱就像潮水涌来似的，推也推不走。我回头再看看左右前后的摊位、门市不知啥时候里三层外三层，转眼又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比潮水涨得还快。接着是一栋栋好大好大的商场，像春笋似的从地上冒了出来，弄得我现在几天在摊位没动窝，都对服装城有点不摸门了！
我又把老蔡找来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老蔡是成立如今这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最早建议者之一。他自己告诉我他还是常熟服装城商市的第一位“工商”、第一位市场营业领照人。看了他的名片我又给他加了个“第一”：常熟“中国服装城”的第一位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这是他现在的职务）。
老蔡的全名叫蔡小兴，53岁，当过生产大队会计、大队长、书记。他从“泥腿子书记”岗位上下来，是因为当时的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多服公司”），需要一个管管在乡管辖范围的汽车站门口前马路上所出现的那些摆小摊的人。老蔡当时的任务是，每天带着小本本沿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太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为“多服公司”收每个摊位3毛、5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汽车站门口的马路市场开始也就是几十个小贩。到1983年时有了一百来个。1984年时一下多到四百几十个小贩。那么多小贩天天堵在车站门口又吆喝又占路，简直把老蔡累得喘不过气来。要单累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蔡整天跑东头奔西边的还不落好。有的部门说他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扰乱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们骂他是光知收钱而不管开绿灯的“吸血鬼”。两头落不是的老蔡只得抱着一团怨气到上司那儿发牢骚，说再不想法子说不准哪天汽车轧死几个人，我跟你经理大人都得被撤职……
“那你看咋弄？”经理问。
“在车站边弄块地把小贩们集中一起。”老蔡说。
经理自言自语说：“这样好是好，可不知行不行。”
“咋不行？人家报纸上都介绍过说这叫办市场。”老蔡固执道，并翻出一张《人民日报》要经理看。
“那就向上面打个报告试试吧。”经理终于松口。
“报告”是以老蔡他们的“多服公司”和湖泾村联名向市政府请示的。不想市政府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筹建“常熟市招商场”的建议。
老蔡拿着市里的“批复”，领到那张招商场营业执照时，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只是当他怀揣“执照”去请他的一位城区“老工商”朋友，出城帮忙做市场管理员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叫我？你想得出的！你们乡下人也搞市场？省省劲吧老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老工商”这样回答他。（不过后来老蔡还是死皮赖脸地把“老工商”拉到了乡下他的那个马路市场，并且俩人一直一起干了很长时间。）
“你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市场是不是就是今天常熟‘中国服装城’这个样？”我问老蔡。
老蔡直摇头，说：“哪里哪里，讲句实话，当时我们提出建市场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治理车站门前的脏、乱、差。服装城的形成完全是后来市场本身所带出的市场效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确实，常熟服装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常熟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然而也确有一个常熟人是想到的。他就是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民经济奇人”的服装城开创者、首席功臣顾邦君。
高高的个头，硬邦邦的身子，走路气昂昂、雄赳赳--这是见他后的第一印象。60岁上下的人了，一点不显老。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与颇有魅力的风度，更难叫人将他与一个农民画等号。然而，他的精明、睿智、直率和纯朴，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
顾邦君的传奇故事可以用一根扁担两个筐子挑；而他也乐意别人夸他的才能是从“一○○大学”获得的专利。
“一○○大学？中国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吗？”美国记者把眼珠子瞪大了。
“有呀！一条扁担，两个粪桶，这不是一○○吗？我是挑粪出身的农民，在实践中学的知识。中国10亿人中有9亿跟我一样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这样风趣幽默地告诉外国人。
市政府关于在车站边建个市场的“批复”下来后，当时的琴南乡党委书记夏祖兴找来乡里办企业的“能人”顾邦君。
“你发话，咋搞？”
“我要知道咋搞，还搬你出山做啥？”
夏书记回答得干脆。顾邦君要的就是这样的话--要让我干，就得敢放手。
但放手并不等于事情就好办了。要钱没钱，要地没地。
“老顾你不是要钱吗？有。但商场办起来我们得拿大头。”
“顾老板不是要地吗？有。但商场办起来后得解决我们一二百个农民工吧。”
市场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呢，而左边要“拿大头”，右边要解决那么多农民工……顾邦君拱着手说我谢谢大伙了，办法还是我自己想。
在这之前，顾邦君就是有名的能人。要说刚起步就有人能难倒他，那顾邦君就不是啥能人了。
地很快得到解决，在距车站百米处湖泾村划出10亩耕地。村支书的条件是：“只许你成功，眼下村民勒紧裤腰带是等明儿吃你个饱。”
钱也有了着落：连借带贷共60万元。
钱与地到手后，顾邦君便开始挥起他的大手笔，要建就建一个大市场。他在乡干部会上敞开了自己的宏伟蓝图：3年之内，这个市场要达到“占地百亩，千个摊位，利润百万，年成交额一亿”的苏南之最。老顾在10多年前说这样的话，在商界可算夸下海口了。
“哈哈哈，老顾啊！老顾，这回他是只顾自己吹广东牛皮了。”别人这样笑话他，但并没有动摇顾邦君的长远规划。
既然这个市场可能是常熟明天的希望，那就得有个好名字。起什么名呢？市场市场就是要欢迎客人客商进来，那--就叫“迎客市场”吧！“迎客”的名字起完后，老顾又觉得这名有点不够劲，可自己又一下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市财贸书记老魏人称“常熟才子”，于是顾邦君上门求教。
老魏一听，想了想说：“香港有个招商局，天津有个劝业场，开始都不大，后来名气都大得很。我们常熟自古人杰地灵，惊天动地的事没少干。如今办市场要办就办叫得响的。老顾，我们给它起名叫‘常熟招商场’咋样？”
“好，这个名字好，太好了！”顾邦君连说了三个好，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名字。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办商市一开始也是难上难。
且不说最初的常熟服装城那简陋的钢棚与水泥板摊位，叫小贩和购物者感到多么不舒服，就是想规范一下四周的环境，必须要建的那道围墙，老顾吃的苦加起来就够几桌的。那时村民们不认也不懂市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的他们看到土地被人占了，就像饭碗给人砸了一样，一次又一次愤怒地把那道围墙推倒……
“赔！赔我们的损失！”见顾邦君来了，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不是乡里已给各家各户补占地费了吗？”
“可满地的青苗绿麦你没赔！”
老顾没辙，拱拱手说我现在拿不出钱满足大伙，不过请相信，一旦市场办起来，那时你们附近村民一定会得利的。
“少来糖气球。再说谁不知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一个，快给我们钱！”
老顾双手把两只衣袋底掏给村民看：“我要是有钱就给大伙了，可我实在穷得精光。”
“哐！”又一段围墙被推倒。待老顾从灰尘中钻出来时发现自己那辆蛮新的自行车已被人砸了个断腿少链，他只得无奈一笑。后来还是湖泾村委帮忙拿出3万元钱平息了“青苗赔偿风波”。
事情没算完。原来在路口的几个厕所因为建市场碍事被扒掉了，村民们联合起来，扬言要用掘顾邦君的祖坟来换扒掉的厕所。谁都知道，农家粪对农民来说是多么重要和值钱，有人说好市口的一间厕所就是一棵“摇钱树”，那地处车来人往的车站边的厕所不就是一个“小银行”了吗？
“赔！都赔！只要把市场建起来就是将我的皮扒光也赔！”顾邦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打心眼里想为农民兄弟们筑个“聚宝盆”，竟遭如此不理解。这个被村民们视为“很有钱”的顾老板赔到最后，只得与同事拿出自家卖掉生猪的钱填在建市场的最后一块砖上。然而让他更忧心的事还在后头。
1985年5月10日，一个占地面积近12亩、设有2200个摊位的“常熟招商场”，仅用80天基建时间就正式挂牌营业。那天老顾一反以往开业又请领导又唱戏的热闹场面，带着他的部下一早便静静地坐在大门口。有人见了戏笑说：“你顾邦君过去办事情从来都是讲面子的，这回堂堂‘常熟第一市’开张，你咋小气得一点面子都不讲呀？”
老顾一抹嘴，绷着脸，认真道：“就因为这是常熟几千年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市场，而且是我们农民一手搞起来的市场开张，要面子的事暂且顾不得了，这回我要的是‘夹里’。”
哈，他要“夹里”？那我们就面子也不给他！
这一天直到夕阳西斜时，宽敞敞的商场内老顾他们竟没等到一个小贩，又没见一个客人进场。鸟巢筑好了却不见鸟儿进来，顾邦君这回可真急得心里长毛。
“不行，就是赶也要把他们赶进来！”他发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