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认为你出钱，我划地，无非是一个比昆山“自费开发区”更大的合资项目呗！那就应该叫“苏州开发区”！
新加坡不同意。说我们新加坡有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它办得非常成功，就是想把“裕廊工业镇”的模式搬到你们苏州去办，应该叫“苏州工业镇”。
苏州人马上说不行。认为：中国的镇太多，而且“镇”在中国是个行政单位，区区小镇，何来作为？
消息传出还引来一大堆非议。有人说：苏州是想割一块地，做新加坡的“殖民地”了，现在是“镇”，将来是“县”，最后苏州就真正成了新加坡的殖民地了！
这话也传到了李光耀的耳里。李光耀赶紧说明：“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你们想错了！”
想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合作项目到底叫个什么名称也非常重要。没有合适的名分，在中国做起事来是会有麻烦的。
于是中新双方专家们一来一回，屡次交涉，最后共识为“园区”吧！这样的好处是既非用惯了的“开发区”，又非“镇”一类的行政区域概念，“园区”可以成为一种比较贴切的经济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李光耀内心愿望的是将他们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的“软件移植”涵盖在其中。园区嘛，可以是经济开发区一类的实质性的工业与经济的内容，又可以是独立的具有特色的社会型区块。
“很好，就叫‘园区’吧！”据说这“园区”还是中国最高层拍板认可的。
“苏州工业园区”从此正式被确定为中新合作项目的名称，它的英文名字为：SuzhouIndustryPark，缩写为“SIP”。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SIP”。
那么，李光耀一向强调和主张的新加坡“软件”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时的苏州人，包括中国高层和专家们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仅仅是个模糊概念。其实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新加坡“软件”了，用他直率的话讲：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加坡“管理得好”。一个“管”字，而且是“严管”，这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经营国家的软件的核心与实质。中国改革开放，要走哪一条路，这是邓小平极为看重的事，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顾年迈，亲自多次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访问，亲眼感受和体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功经验与社会发展现实，从中他得出了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这个岛国，第一次是他年轻时留法途中经过的，那时的新加坡还不如中国。可到了1978年时，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现代化水平和管理国家的水准，暗暗吃惊。于是在比较之中，邓小平选择了新加坡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样板。而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及同种族文化的新加坡也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中国的苏州。
“SIP”使这两国的共同选择有了一个实施和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
然而，苏州人初始与新加坡人为了这个“软件”的共识，曾颇费苦衷。比如关于“园区”的模型到底是个什么样？中国人心里没底，于是新加坡人动用了10万美元搞了三个样模，中国这边看来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种。后来也是邓小平过问的。最后是通过邓小平的公子邓朴方以中国残联的名义访问新加坡时才与新方最终确定。
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后，双方的理解和共识上的差异与融合就更复杂了。
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你们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将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内的情况尽快搞清楚。
“一两个月？这怎么可能？光测量也得用一年时间呀！”商务谈判成员之一的周志方，曾经当过苏州市区的建委主任，搞过规划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是个啥概念，更何况金鸡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烂地方，按中国当时的测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载时间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东西。
“这你们不用着急，我们有先进设备。”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后来他们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时间，把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绘出了1000多张各种情况的数据图。3月菜花开的时候来的，5月就完工了。苏州人看到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和运作能力，并且从心里敬佩新加坡人。
关于“软件”问题，也是中新谈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因为它涉及到两个不同背景和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相关问题。新加坡人说的“软件”其实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园区所必需的，这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是可以部分的吸收。新加坡方面自然认为既然我们是“移植软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来操作园区。苏州人哪敢随便答应--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绷在苏州人的脑子里，即主权问题。
一位中央领导在听取关于苏州与新加坡谈这个园区合作项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主权，其它的都可以谈。言外之意，你们跟新加坡人谈合作什么都可以开放，就是不能有损任何中国主权的哪怕是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
苏州人明白：国与国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哪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也可能缠到政治与主权问题，更何况，新加坡“软件”内容中，有关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体而细密的，这里的“主权”问题多了去了！
“什么？软件？把他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全部搬过来就叫软件？哼，你们苏州人可要小心哟！”在北京，苏州人向有关方面介绍和征求意见时，得到的这样的疑问，甚至是质问，并非少数，有些话在当时让人听后真会背冒冷汗。
为了专门应对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当时苏州市政府在园区筹备组下面设了一个“借鉴办”。牌子挂在那里，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见后，瞪着眼睛，说：什么狗屁牌子！
苏州人见状，不知所云。
“借鉴办”的牌子虽然没摘，但几经风雨飘摇。
1993年，对苏州市委、市政府来说，为了这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要跟国内来自多方的不理解与反对声进行解释甚至是斗争，真可谓内外交加、左右挤压。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始终没有动摇过。“只是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艰难，如果不是为了苏州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当时我们真的想甩摊子。”这位苏州“老园区”这样对我说。
“与新加坡谈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块硬骨头，即：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这三样东西必须是我们这边要完成的，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谈不拢。”吴克铨说，“当时我已经62岁了，本来在完成章新胜市长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后，就不想再具体参与园区的筹备工作了。可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事谈判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社情不允许我们步子一下迈得那么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说他们的‘软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后来决定，从各机关抽调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我是负责人之一。”
这是市委的决定。
当吴克铨得知这事后，找到章新胜市长，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没啥理由，就是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干吧！”吴克铨对市长说。
章新胜摇头，说：“你老吴那点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想这么一把年纪再惹一身臊味。不行，你不干谁干？光靠我市长‘光杆司令’一人？再说，你是我在李光耀面前推荐的人，而且也是经李资政点头的，你不干谁干。”章新胜与吴克铨一起搞“开发区”搞出感情来了，他就是不放这位“昆山开发王”。
吴克铨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就分管‘软件’吧，最多干三年。”
章新胜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行，就三年，‘软件’这一块全交给你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