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亡家属任香枝拖儿带女无人可怜，又在为讨要百元节日补助金发生争执时没给领导脸面反被关押。梁雨润感叹：如果当干部的对百姓连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你自己的廉耻是小事，影响社会安定，让党和政府失信于民是大事。
来到山西某著名矿区，看到那片光秃秃的山峦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那些极其简陋破旧的工房，心里就有一种酸痛。主人告诉我，他们这里还有几万人住着这种20世纪50年代盖的旧工棚土房。
走进位于小山顶的女主人任香枝家时，看到仅有的两间窑洞房，其中一间已经出现漏雨的坍塌状。“在矿山工作，最苦的还不是这些。矿工家属一年四季最担心的是男人能不能从矿上活着回家。”任香枝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山头告诉我，那是矿区专门安葬死亡矿工遗体的地方。
“矿上的职工伤亡多不多？”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任香枝盯着我反问：“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这还用讲？”
“那我告诉你：至少在我们矿上，单位向上面报的职工伤亡数与我们所知道的绝对不一样。”
“能差多少？”
任香枝略停顿后说道：“这么说吧，像我孩子他爸是矿上的正式职工，2001年他因工死亡后单位都没按工亡向上报，你说那些招来下井的临时民工死了他们会报吗？”
“国家不是有规定必须上报吗？”
“是啊，可上报的工亡数超出指标后，你这个单位就评不上先进了，领导就拿不到很多的实惠，升不了更大的官了。”
“为这他们就可以不顾国家规定，隐瞒真相？”
“这种事在矿上多的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最苦的还是工亡职工的家属……”看得出，任香枝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说到这儿，她立即哽咽起来，“我丈夫是1969年的兵，退伍后到了矿上，2001年因工死亡。出事那天是12月25日，天下着雪。我得知后，急得不知咋办！他老家离这儿有一二百里路，我坐着吉普车上他家想去跟公婆商量他的后事。结果因为雪地路滑，出了车祸，我差点被摔死，抢救了7天才脱离危险。就在我住院期间，矿上派人拿来一份关于我丈夫死亡的所谓善后处理意见书，让我签了字。出院后，在料理完孩子他爸丧事的第二天，我就去矿上要求领取死亡补助金和其他抚恤金。这是国家规定的，标准是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可是矿上管这一块的人告诉我，你已经没有这笔钱了。我好惊愕，我丈夫尸骨刚入土咋就会这样？他们就说，在你抢救和治疗时，矿上已经给你花了32000元了！我一听就急了：我也是矿上的职工，而且你们当初给医院结算时说得也是非常清楚的，那钱是为我抢救用的。怎么现在混为一谈了？等我再一次次追问时，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干脆不回答。”
“后来呢？”
“后来我才搞明白，矿上根本没有将我丈夫当作工亡上报，因为他们按病故处理，这不矿上就可以少一个生产工亡数字了吗？你既然不是名册上的工伤死亡者，也就不可能获得国家相关规定的补助金和抚恤金了嘛！可矿上又觉得不好向我们家属交待，所以就把给我看病的治疗费说成是给我丈夫的工亡补助金了。这我怎么能答应呢？后来我的事情都是因为这引起的……”任香枝的双手抚摸着那次车祸留在她身上的伤痛，而我知道她更大的伤痛是在心头……
埋葬丈夫后，她领不到抚恤金和补助金，两个儿女尚未工作，而她又因车祸落下了一身伤病，全家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任香枝不得不一次次找矿领导，坚决要求单位将丈夫按工亡处理补发相关补助，否则就要向煤矿的上级部门反映。“你敢！如果你敢把这事捅出去，让局里知道了，那你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还要把看伤治病的钱赔出来！”有人威胁她。
如今一些单位欺上瞒下的事没少干，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官位除了惯使这种伎俩外，还会借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和弱者。
女儿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任香枝要求矿上按规定安置工作。矿上竟然对她说，你得从医院那里拿出一份伤残等级鉴定来。任香枝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丈夫早已埋葬在黄土里，怎么可能为他做伤残等级鉴定？
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矿上的工亡名单上没有任香枝丈夫的名字，另一方面他们又没理由不给任香枝女儿安置工作，故而想出个招儿来：你去医院那儿给医生塞个红包，要回一张她爹的伤残证明书，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
任香枝像吞了一只苍蝇，没办法，为了女儿的工作，最后她只好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东挪西借凑了2600元，交给了矿上有关人员，才算把女儿的工作给安置了。
这是一个有过许多荣誉的矿山企业的卑劣行径！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又似乎并非个别。
由于没了丈夫，自己又下岗，并且落得一身伤残需要经常治病花钱，任香枝在多次要求单位落实丈夫的工亡补助金和抚恤金而得不到的情况下，从2003年开始不得不上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这回矿上着急了，接她回来后，把她的事上了党委会。可主要负责人认为任香枝丢了矿上的面子，坚决不同意研究她提出的要求。会议不欢而散。
任香枝继续上访，这回接她回矿的是矿党委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对任香枝的不幸很同情，这时也快春节了，他给矿劳保科打电话说给任香枝发100元生活补助。可等任香枝去取时人家说根本没这事。任香枝打电话问那位副书记，副书记回电话说得清清楚楚：“刚才劳保科长一口答应我的嘛！”后来任香枝才知道，科长在接到那位副书记电话后，忙向矿上的那位负责人汇报，那负责人批示劳保科长说不要给。副书记不知其内情，连续四次追问劳保科长为什么不给任香枝发钱！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外面冰天雪地，可就为这100块钱，我来回上劳保科跑了四趟。在最后领到那张薄薄的100元钞票时，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透心的冷，气得浑身直打颤，结果刚出劳保科的门，就摔倒在办公楼的门口，造成左手骨折，自己赔了5000元治伤……”任香枝提起这事，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年三十那天，左胳膊打着石膏的任香枝上街买了些纸钱准备祭奠亡夫。路过劳保科时忽然心头之怒骤生，便在门口骂了几句。哪知被劳保科长和他的家人听到了，于是双方又吵又闹撕扯在一起……势单力薄的任香枝肯定吃亏。悲愤交加的她被人劝开后，独自坐在雪地里痛不欲生，又不免思念亡夫，便在那儿一边哭一边烧着纸钱，路过的旁观者无不同情叹息。
任香枝万万没想到，她区区弱女子就因为跟劳保科长及家人“干仗”和在现场烧了纸钱，初四那天被保卫科的人找去“谈话”。结果一夜没让她回家，关在屋子里十几个小时连口水都不让喝。更欺人太甚的是过了几天，当地公安分局来了几个彪形大汉，拿着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任香枝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决定给予你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走吧！”警察将一副亮晃晃的手铐放在任香枝面前。
“你们不能这样欺负小老百姓呀！不能——”本来就有高血压的任香枝，蹲在冰冷的看守所一下恶火攻心，第二天就被人抬到了医院……这一住，便是4个月！儿女和亲戚们到处借得4万多元钱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实在没有钱住院了，儿女只得用大板车将她拉回了家。
2004年，无助的任香枝基本都是躺在病榻上。2005年元月，已经连上北京都没力气的任香枝到了省城太原。在省信访局的接待室，没等说上几句，任香枝当场倒在地上。不过这回她幸运，遇上了梁雨润。
“啥都不用考虑，先送她上医院治病！”梁雨润立即与局里的工作人员一起把任香枝安置治病。
几天后，任香枝出院再次来省信访局，结果那天来访的群众特别多，在排队过程中，后面的人一挤，体弱多病的任香枝再次晕倒在地……
“如果连这样的群众困难都不给解决，我们就不配当人民的公务员了！我看有些人是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梁雨润了解任香枝的情况后，痛恨地怒斥道。
梁雨润打电话给矿区的党委副书记，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处理任香枝申诉的方案。“事实和政策都明明白白地摆在这儿，你们还有什么推三阻四的？”梁雨润实在看不惯一些单位的做法，“如果你们认为一个弱女子任香枝跑上跑下好几年、生生死死不足以敲醒你们的良心的话，那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今天起跟她一起并肩申诉！”
在山西，梁雨润的大名凡是当干部的无人不晓，在任省信访局领导之前他办案的作风和为百姓办实事的事迹传遍全国。他今天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矿区的领导大概心里也有些发颤了。
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了。任香枝丈夫的工亡补助金和抚恤金等归位到了按政策办的层面了。但还有一件事任香枝咬定不放：她无辜被公安部门两次拘留，她提出要求让那些作伪证的干部每人赔偿10000元。
事情是这样：公安部门第一次拘留她的理由是她“打”了劳保科长，到办公大楼前烧纸，两件事合在一起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所以被处罚拘留10天。因为第一次拘留后第二天她就病倒在看守所，后来她病好后又“闹事”，故几个月后公安部门又重新开出了一份同样理由的“行政处罚书”。任香枝受冤受屈反被关押，名誉受损，自然不肯罢休。而公安部门能够做出拘留她的决定，是劳保科当时有4名干部出面“作证”她任香枝犯了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事。任香枝要求这4个干部每人支付她10000元的名誉损失费，赔偿她因被拘留引发的近一年生病住院所带来的精神与经济上的损失。
开始这几个干部不予理睬，反而骂任香枝是“穷疯了想发大财”。梁雨润经过调查，得出结论：任香枝虽然当时有与劳保科科长发生争吵和辱骂等过激行为，但也不足以施加被拘留的处罚，更何况她是因为领取100元生活补助受到劳保科科长的多次刁难后才这样做的，主要责任方应该在干部。
“你们回去好好摸摸心口，如果觉得对不起像任香枝这样的弱势群众，你们就向她认错，每人赔她2000元的精神损失，要不我将你们的问题交你们上级党委的纪委来处理。何去何从，你们选择！”梁雨润找到矿党委副书记，叫他转告这四个人。
接下来事情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个作假证的干部恭恭敬敬地在第二天带着承认错误的诚意和每人2000元钱上任香枝处赔礼道歉，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为啥都是干部，可对咱老百姓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任香枝在我采访她的时候，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了想，告诉她：区别在于现在有相当多的干部不能权为民所用，以为手中的权只是他自己的。再者，他们已经对老百姓缺乏基本感情。如果不是碰上像梁雨润这样的铁腕人物和一身正气者，这些干部或许连基本的人性都很难唤起，良心就更不用说了。
在写作本文时，正值2006年的中秋节。为了躲避在京城的各种干扰，我回到苏州老家闭门执笔。但脑海里却不时呈现另一个人在北京过中秋节的情景：时间是2004年，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几个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在火车站广场上向中国老百姓发放白面馒头，去拿白面馒头的人不少，他们中多数是赴京上访的人，因为中央机关的不少信访接待部门就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因此那些没吃没喝的上访人员大多聚集在这里。这中间，有一个人因为饥饿晕倒在广场上，可当有人举着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叫他快上外国人那里拿时，他愤怒地回答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那么贱！吃他们给的馒头，我不仅会肚子疼，还会心痛！”
这个人后来我在太原认识了，他叫刘德。刘德很有德，10年受冤申诉，来过北京近百次，每一次出门却都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尽管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那天省信访局的同志安排他来见我，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人，看上去却如风烛残年的老汉。我倒了一杯水请他喝，他双手端了几次却始终没端得起来，最后只能俯下身子，伸长脖子才能喝……
“都是这10年申冤岁月落下的毛病。”刘德开口就已眼泪哗哗，一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这样，足见他积聚在心头的冤屈有多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