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皂树村分田到户的三名领头人王植江（左）、李方满（中）和李文君（右）
这是1972年办香科厂时，一农民入股款50元的收据。
我要走了，王植江、李方满和李文君等村民一直送到村口，并一再嘱咐：“作家，你一定得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事宣传出去啊！”
这是1974年农民蒋妙支在一些人的压力下，
要求退出卫生香厂投股的申请书。
皇树村地处大山深处。三十年前通往山外的路只有一条泥道。如今想进山一趟也不是太容易。而就在这“世外桃源”，却在上个世纪20年代演绎了中国农民的一场伟大革命。
当年的生产队会计，如今的皂树村党支部书记李方满指着前面的青山绿田告诉我：过去我们能在“文革”时期把生产队的地分了，得谢谢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年能有两拨上面的干部到咱村就不错了。这样我们农民在这儿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长达一千余年的封建皇朝时代，台州一直被朝廷当作贬官流放之地，又加上这些被贬的官员和学士经常奋起反抗朝廷，所以台州在历代朝廷的眼里，是块必须打压的地方。
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源于台州，早已被那些研究“浙江现象”的学者所共识，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温州人似乎是最先搞起中国民营经济的。
台州人和温州人一起扛着补鞋机走遍大江南北时，他们着意掩饰了自己的祖籍，都说是来自温州的……台州人如此谦卑，原因只有一个：外人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台州！
台州有座高高的山，叫天台山，“台”字便是取名于此岳。
天台山蜿蜓于东海之滨，以其绚丽多姿的形貌和临海昭然又与尘世几乎隔绝的独特地理原因，而一直被佛教界所看重。从汉晋至唐宋开始的数百年间，天台山以其古久、清秀、奇特和幽静的自然“佛性”而被佛界所高看与尊重。尤其是南朝陈至隋时的高僧智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更使天台山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的圣地。
台州，又因历史上的“贬谪之地”缘故，像骆宾王、郑虔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大师和著名学者被贬之后在这里养心修身同时，写书作文，使得台州的名胜古刹和自然风景让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至，于是高僧与文化名流的合作，为中华文明史尤其是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如山一样的硬气，如水一般的灵气，如佛一样的超然与内敛，决定了台州人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闯荡，又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
历史需要还原真实，台州人现在已经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些年它所表现出的强大内动力，已经让国人和众多研究者为之振奋。
2007年，台州的GDP总量达到1717亿元，位居全国100个城市的36位，这百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等特大城市；其14.3%的增长速度位居浙江全省五大城市之首，浙江五大城市为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
在白水洋镇最繁华的地方走了一程，总体感觉这里偶尔也有一些年轻人能够上上网，但百姓们基本上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那种逍遥自足的状态，与大都市那种人赶人、车挤车的情况相比，白水洋人的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让人有种怀旧的享受感觉。
白水洋、双港和黄坦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演变过行政管辖权。
当我把黄坦和双港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积分田到户的史实告诉在临海当了十几年领导的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广建时，他十分惊诧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黄坦和双港有这么伟大的事情？”
“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分田到户大包干，从公社和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开始，所有人都是瞒着上面干的，根本不会让上面知道一点儿风声，知道了就麻烦大了！”老区长王植江这样解释。
1979年，因为我们双港和黄坦两乡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乡的干部就向县里报告了。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两个凡是”风还很严重，谁要搞分田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坐牢杀头的事。
卢书记说：我这个书记的乌纱帽你们可以随时摘掉，但你们谁也无法阻止农民分田的行动！
周围的公社怕我们的分田到户风刮到他们那儿去，于是在我们双港、黄坦二乡通往外面的一个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竖了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写了十个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双港烂。
农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早已像干枯的水秧苗，靠一块牌子、一个命令是挡不住的。
“我们这儿的分田到户，最早的一些生产队上世纪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说要比小岗村早出几年、甚至十几年！”
黄坦公社有个皂树村，在1977年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后来到80年代中央出台农村实行分地到户的责任承包制政策时，皂树村就没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为在这好几年前他们就把地分完了……
王植江回忆说，当时我带着工作组，就有种同单干风生死斗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而他们搞单干、分田分地就是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
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我”让农民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你们想单干也单干不成。“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农民们没辙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
我们工作组开始反思了：一是思考为什么农民们那么强烈地坚持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二是从调查得出结论是，凡搞单干和分田到户的地方，农民们的日子就相对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去讨饭的。
基层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单干。而且这些基层干部明确告诉我们工作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执行不让农民们单干分田的话，他们就全部自动辞职。
我们几位工作组的队长约定：在我们负责的那些生产大队，对农民们的单干和分田分地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们了。工作组的任务将向上面保证：所进驻的地方，如果出现有外出讨饭的人，我们将负政治责任。
一顿饭的工夫，区委干部赞同分田到户的消息就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皂树村得名是因为村子后面的大山上有棵两人合抱的大皂角树，这树的荚果像肥皂一样，能用来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树村”。
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就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自有皂树村的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记者、作家来过村上，除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来的干部们隐瞒分田到户说过假话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第二句假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相信。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这种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
“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
“有人现在把台州看作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硅谷，不是没有一点历史原因的。因为台州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由经济形式，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人的最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是最讲实际、最求现实的人。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根植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上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 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 》，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
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作“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台州的温岭县于1982年12月18日以县社队企业局[1982]74号文件名义批准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那份写着“社员联营集体”性质的企业执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查阅到的属于官方机构出具确认“股份制性质”企业的第一份文件。
但是，当我第二次到台州的临海白水洋采访时，碰到当年分田到户的积极拥护者、原临海双港区副区长王植江老先生时，他一口嚷嚷起来，说：“温岭陈华根的牧南工艺美术厂绝对不能算‘中国股份制企业’第一家，第一家应该是我们双港区办的双港金属薄膜厂和香料厂。“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 浙江日报 》……”
采访中我发现，台州的股份制到底谁是第一家，其实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台州农民以股份形式开办企业，“文革”前有之，“文革”中有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有之。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现“股份合作”字样时，整个台州的多数企业，其实基本上都是实行股份合作形式。
台州人的股份制经济浪潮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奔腾不息，一发而不可收。
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雄心。
从风靡全国的“补鞋匠”到撼醒中国民营经济并形成举世瞩目的“浙江精神”，温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国人至今仍然并不清楚在这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台州人，因为在当年的众多“温州补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是台州人而非温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领浙江人走遍全国并致富浙江及影响十亿中国人共同致富的补鞋机，其发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
“中国制造”首先是从什么开始的？毫无疑问，“中国制造”应该可以说是从“浙江制造”开始的，而“浙江制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同样毫无疑问，是从“温州制造”开始的。可“温州制造”又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温州人自己也毫无疑义地认为，是从“补鞋机”开始的。
陈华根从一万元起家，通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占地108亩标准厂房和6000多名员工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说来有趣的是，陈华根当年也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补鞋匠”。
作者（左一）与当年在皂树村与黄坦乡一带领头搞分田到户的农民英雄王植江（左二）、李文君（右二）及李方满（左一）在一起。
在现任村支书李方满家，村民们得知我是来自北京的作家。于是都围过来跟我聊当年他们瞒天过海分田到户的情景。
叠叠梯田，是皂树村农民在“农业学大寨”时的杰作。
今日皂树村有些显得萧条和破落，但村里也有了“亿万富翁”，他们是靠外出打工做生意发家致富的。
王植江（图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皂树村和白水洋一带分田到户转承包的是证人和积极支持者。为此这位当年的副区长还挨了上级“撤职”的处分。
老队长李文君在当年因为“明目张胆”分了半亩菜地，被造反派和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从山下斗到山上。憨厚的李文君，其实是位倔强的农家铁汉。
1974年生产队股份企业的原始明细分类账目
当年村民罗永春因家庭生活困难，向公社申请转领入股资金的申请书。
作者（右）正与当地农民交谈往事。
皂树村的妇女与儿童，如今仍过着悠闲自足的生活。
台州台州，台海之洲。作家何建明站在海边，听当地人讲述这块英雄土地上发生的一场场农民革命风暴。
与农民兄弟在一起何建明（右）总是那么欢乐。
养殖大户给作者讲他的发财之路。
改革开放后的台州人民在承包责任后的欢欣。
农民们从世界各国运来的废旧物品中“淘金”。
台州的农民自古勤劳勇敢，图为台州某旧货市场的农民工人在废物利用。
农民吴金火，靠收购冲胶卷的定影水，成了全国闻名的“白银大王”。30年来，吴金火就是靠他的“银铝之路”，带出了万余人数的“收银队伍”，使不出一点铝矿的台州仙居，成了年出口数百公斤白银的“银铝之都”。图为吴金火从保险柜里拿出他土法炼制的两块银锭。
吴金火说：土制银铝非常简单，所以农民才可发财。
皂树村之行，给作家何建明留下太多深刻的思考：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始终是主角，明天是不是还会这样呢？
